澳大利亚文化探究系谱学考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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澳大利亚文化探究系谱学考察记忆与欲望的耦合约翰·斯道雷著，徐德林译，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7英国文化研究导论GraemeTurner著，唐维敏译，台北：亚太图书出版社，1998犝狀犱犲狉狊狋犪狀犱犻狀犵犘狅狆狌犾犪狉犆狌犾狋狌狉犲，JohnFiske，LondonandNewYork：Routledge，［1989］1996犕狔狋犺狊狅犳犗狕：犚犲犪犱犻狀犵犃狌狊狋狉犪犾犻犪狀犘狅狆狌犾犪狉犆狌犾狋狌狉犲，JohnFiske，BobHodgeandGraemeTurner，St.Leonards，Australia：Allen＆Unwin，198713 作为当下人文社会科学中最为重要的学术范式与知识领域之一，文化研究已稳稳地在学术机构内获得了“一间属于自己的房间”，炫目地引发了言人人殊的“文化转向”。这一过程的发生直接联系着英国文化研究、澳大利亚文化研究与美国文化研究联袂建立的“三A轴心”文化研究帝国，以及文化研究作为一门学科实现全球播散，虽然一些学人有所不知，作为其间不可或缺的中继站的澳大利亚文化研究曾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处于被遮蔽状态之中。直到文化研究史书写热在20世纪90年代的出现，尤其是其间的“去中心化”趋势的出现，澳大利亚文化研究方被屏显或者敞明在文化研究世界共同体之中。但我们不难发现的是，此间的屏显直接联系着有关学人集体无意识地聚焦于澳大利亚文化研究与英国文化研究的系谱学关联，因而导致了澳大利亚文化研究再次被遮蔽，尤其是它独特的生成脉络与内部复杂性。鉴于文化研究于新时期之初带着美国的学院体制化包装来到中国时，诸多中国学人虚妄地把原产于英国、经过美国过滤的文化理论视为“元理论”，继而绘制以英美文化研究为主部的世界拼图，今天“做”文化研究于文化研究后发之地的我们有必要重新考察与审视澳大利亚文化研究，从而更新、丰富与完善我们的相关知识谱系。澳洲文化研究与虚假的“英国性”13 在20世纪90年代，不同视野下的澳大利亚文化研究形塑叙事正悄然显影：格雷姆·特纳（GraemeTurner）从历史、文学研究、电影理论的角度，彼得·古多尔（PeterGoodall）从传播与媒体研究的角度，詹妮·克雷克（JennyCraik）从期刊文化的角度，约翰·弗劳（JohnFrow）与墨美姬（MeaghanMorris）从工人教育协会与左翼实践的角度，丽塔·费尔斯基（RitaFelski）与佐伊·索菲亚（ZoeSofia）从澳大利亚女性主义、法国哲学的角度，约翰·辛克莱（JohnSinclair）与吉姆·戴维森（JimDavidson）从文化史书写的角度。20世纪90年代，澳大利亚文化研究不但开始了建构自身发展历程的叙述，而且因此在“三A轴心”文化研究帝国中获得了与英国、美国文化研究大致相当的能见度；越来越多的澳大利亚文化理论家受邀担任了《文化研究》（犆狌犾狋狌狉犪犾犛狋狌犱犻犲狊）与《国际文化研究》（犐狀狋犲狉狀犪狋犻狅狀犪犾犑狅狌狉狀犪犾狅犳犆狌犾狋狌狉犪犾犛狋狌犱犻犲狊）等国际知名刊物的编委，频繁地穿梭于、驻扎在先前被英美文化理论家支配的“现场”。13 直接促成澳大利亚文化研究获得能见度或被屏显的，是出现在文化研究史书写中的一种“去中心化”趋势，它源自具有实体性质的伯明翰当代文化研究中心（CCCS）在新时期的消失。1988年，伯明翰当代文化研究中心变为伯明翰大学文化研究系以后，尤其是文化研究系与社会学系合并的1992年以降，”许多文化研究理论家一直在试图挑战联系着本领域的某些系谱学叙述”，含蓄地指责把伯明翰当代文化研究中心视为文化研究唯一源头的英格兰中心主义，其结果是“关于文化研究及其形塑的很多修正主义解释已然出现”，伯明翰当代文化研究中心之外的文化研究现场随之获得了能见度，“澳大利亚就是这样的一个现场，在过去的十年里，在跨国文化研究共同体中，一种独特风格的文化研究已然于其间获得了显著的能见度”。除前文提及的特纳等人的著述以外，瓦尔达·布伦德尔（ValdaBlundell）、约翰·谢泼德（JohnShepherd）与伊恩·泰勒（IanTaylor）的编著《重新定位文化研究：理论与研究的发展》，汉德尔·K·赖特（HandelK.Wright）的论文《我们胆敢不以伯明翰为中心吗？》，也都旨在消除伯明翰当代文化研究中心的地缘政治“中心”地位，动摇文化研究的传统空间政治。然而，这一去中心化过程却不无悖论地钩沉着澳大利亚文化研究与英国文化研究的系谱学关联。鉴于在文化研究浮出之前无力提供文化研究培训的澳大利亚的地表的20世纪80年代初，约翰·费斯克（JohnFiske）、约翰·哈特利（JohnHartley）等英国文化理论家移师澳大利亚，加之第一代澳大利亚文化研究学人大多曾求学于英国，有人甚至还得到过斯图亚特·霍尔（StuartHall）等理论家的耳提面命，一些文化研究史专家因此认为，澳大利亚文化研究首先是作为英国文化理论家全球流动的产物而存在的，毕竟多数文化理论家都是学院中人，而“作为学院中人的好处之一便是理论可以很好地旅行，只不过有一点时差罢了”。在这些学者看来，澳大利亚文化研究几乎可谓是英国文化研究的“殖民地”，显在地具有“英国性”（Englishness）。13 正因如此，诸多文化理论家往往集体无意识建构澳大利亚文化研究与英国文化研究的系谱学关联，为澳大利亚文化研究贴上“英国性”的标签予以屏显，虽然殊不知的是，此间的“英国性”不无虚假成分。受历史与文化认同等因素的刺激，澳大利亚的智识生活从一开始就受英国的影响，但这并不意味着前者必然是后者的翻版；就文化研究的内部发展而言，英国与澳大利亚两地的研究传统从一开始便不尽相同。尽管我们不能绝对地主张英国文化研究以学术性为主，假定澳大利亚文化研究以实践性见长———或者倘若它是英国文化研究，它就没有理解何为澳大利亚的真实状况，但我们可以有把握地说：“最具创新性的澳大利亚［文化研究］工作……一直更感兴趣于阐述象征行为的特定形式的含义、文化实践的特定时刻的影响，而不是参照更为古旧的文化理论去证明这样做的合理性”。即是说，受“理论工作亦可被视为一种文化实践”的鼓励，澳大利亚文化研究学人虽然对理论并无敌意，但更愿意致力于媒体的性别与种族表征、美学与日常生活的关联、大众文化的用途、公众的政治、空间的实践等实践领域；所以，澳大利亚文化研究在澳大利亚社会生活中扮演着举足轻重的角色，既能提供政府制定文化政策的参考，更能致力于公共话题的论争。一如本尼特的“将政策纳入文化研究”所表征的，“澳大利亚文化研究一直主要致力于研究———因此凸显———日常生活文化。然而，或许让这一领域在一定程度上不同于其美国同行的，是它与实用主义文化政治的联系、与智识实践的特定参与形式的联系”。13 13 随着安巴拉瓦纳·斯瓦兰登（AmbalavanerSivannandan）所谓的“从改造世界到改造语词”的视野转移，诞生于20世纪70年代这一文化研究理论时代的“理论实践者”时常因难以履行自我宣称的有机知识分子职责而陷入进退维谷；面对英美新自由主义国家政策时，即国家在释放市场力量的同时限制文化准入，诸多文化理论家既未能提供应有的洞见，也无力进行必要而有效的干预。有鉴于此，20世纪80年代初移居澳大利亚的本尼特以自己创办的格里菲斯大学文化政策研究所为大本营，致力于文化与媒体政策研究这一雷蒙德·威廉斯（RaymondWilliams）的未竟事业，以期实现对文化的营救抑或“重释”。考虑到英国文化研究彼时所遭遇的“范式危机”，本尼特呼吁启用米歇尔·福柯（MichelFoucault）的权力关系理论，尤其是其“治理性”（governmentalization）与“监视”（police）观念，从理论、实践、体制等维度“将政策纳入文化研究”，从文化实践与权力关系的纠缠考察文化实践。具体地讲，本尼特意在实现的并非是凸显政策考量在文化研究中的核心地位，或者悬置文化研究，而是与地方及全国性行政部门或者准行政部门建立形式多样的合作或者顾问关系，通过组织研究、出版及召开会议等活动，切实参与关涉澳大利亚博物馆、艺术、电影、语言与教育政策的政策制定。基于20世纪70年代以来的澳大利亚社会运动现实，约翰·福莱士（JohnFlaus）、墨美姬、海伦·格瑞斯（HelenGrace）、司图亚特·康宁汉姆（StuartCunningham）、汤姆·奥里根及哈特利等人纷纷对本尼特的工程做出了呼应，分别以评论家、独立电影制作人、产业理论家等身份加入其中，阐释政策研究与理解澳大利亚政治、经济、媒体与文化产业、新闻及相应规章制度的关联。本尼特等人所实践的这样一种以“实践性”为特征的文化研究即使不能否定，至少也是在很大程度上稀释了评论家们所谓的澳大利亚文化研究的“英国性”。从这个意义上讲，屏显澳大利亚文化研究的“英国性”便是在进行错位的表征；此间更具意谓的与其说是澳大利亚文化研究的“英国性”，毋宁说是屏显这样的一种虚假“英国性”的原因及由此引发的问题之所在。遮蔽下的复杂性13 在澳大利亚文化研究大放异彩的20世纪90年代中期，文化理论家乔恩·斯特拉顿（JonStratton）与洪美恩（IenAng）多次告诫同道中人，作为一个术语的“澳大利亚文化研究”表征的是一种误导性的同质性：首先，它割裂了澳大利亚与世界其他地区尤其是亚太地区的地缘政治关系；其次，它忽视了澳大利亚文化研究的世界性；再次，它遮蔽了澳大利亚的内部差异性。因此，在基于英国文化研究的影响建构一种同质性的澳大利亚文化研究、屏显其铁板一块的“英国性”的时候，人们很可能造成对澳大利亚文化研究的再次遮蔽；不同于之前的作为一个整体的澳大利亚文化研究的被遮蔽，此间被遮蔽的是其独特的形成机制与内部复杂性。这首先是因为系谱学考察本身可能具有片面性；无论是考察个人行为还是开展智识工作，作为方法的系谱学都可能具有欺骗性；一如特纳所指出的，在关于文化研究系谱的英美叙述中，“几乎没有认识到北／南分歧、第一世界／第二世界差异（更不必说第三世界的任何叙述），或者文化研究知识的新帝国主义运作———完全吻合生产它们的国家的政治史的运作”，而非英美世界的叙述则明显缺乏自身文化独特性的意识。基于系谱学考察的“澳大利亚文化研究”这一术语首先遮蔽的，是澳大利亚文化研究与英国文化研究之间的复杂纠缠。一方面，澳大利亚文化研究有着自身独特的形塑动力，比如澳大利亚政府在20世纪60年代开始实施的多元文化政策、澳大利亚人的“经济问题需要’文化’解决办法”这一20世纪80年代共识，以及围绕澳大利民族身份的媒体论争，但另一方面，澳大利亚文化研究确曾受到过英国文化研究的影响，甚至可能具有某种“英国性”，毕竟“在文化研究学术层面上，‘英国’13 具有相当领导力”。另外，澳大利亚文化研究一如英国文化研究，首先被孕育于成人教育运动之中。20世纪70年代末，媒体研究在澳大利亚的职业化以及英国文化研究作为严肃学术力量的登陆，导致了以福莱士为代表的成人教育讲师被遮蔽于澳大利亚文化研究的历史，尽管1953年以降，福莱士一直以教师、评论家、演员的身份活跃在澳大利亚教育机构之中，穿梭在期刊与从实验电影到电视剧及商业片的诸多媒体之间，“为文化研究工程培养一批支持者，以及培养一代电影及媒体评论家”。墨美姬之得以成长为文化理论家、电影评论家，在一定程度上正是因为她从福莱士的1969年与1970年电影暑假班获得了正规大学教育所无法提供的灵感源泉：“福莱士所介绍给墨美姬的，是主要存在于学界之外的一种批评性思考的文化，在独特的澳大利亚脉络文化理论的早期发展中起形构作用的一种文化。”13 所以，特纳虽然坚称“不存在澳大利亚文化研究起源的神话……不同于英国的文化研究，并不存在澳大利亚文化研究可以说是因之而起的核心机构。在澳大利亚，文化研究依旧是多重碎片化的”，但同时断然指出，澳大利亚文化研究诞生“在电影与媒体研究等更为成熟的学科的边缘，在文学研究、艺术与社会学这样的学科内，或者学术之外，女性主义之内的关于理论与实践的论争，作为结构文化政策发展与批评之内的争辩的手段”。根据特纳、弗劳等人的观察与考证，经过成人教育的孕育，作为一门学科的文化研究首先显影在借助20世纪70年代澳大利亚教育现代化改革而崛起的澳大利亚新大学，或者定位于职业培训的科技学院及高等教育学院，依附于传播研究或相关专业。这些机构纷纷设置文化研究或相关课程，是因为它们对文化研究所寄予的厚望：与其他（人文）学科相比较，文化研究不但“资本”要求更低而且成果更具前沿性、更具当下关切性、更具社会意义，因此更适合作为它们在科研方面与老大学一争高下的工具。其次，作为一个同质性术语的“澳大利亚文化研究”遮蔽了澳大利亚文化研究与女性主义的多重耦合。弗劳与墨美姬在追溯澳大利亚文化研究的系谱时发现，就其形塑力量而言，“或许比其他任何单一的智识影响更重要、更持久的，是女性主义与对日常生活及‘个人’生活政治的女性主义理解”。他们所意指的女性主义是澳大利亚学院智识与社会运动的产物、本土力量与跨国影响的结晶，包括“女权主义官僚运动”（femocrat／femocracymovement）与“新澳大利亚女性主义”（NewAustralianFeminism）。1973年，澳大利亚工党政府迫于“妇女选举团”（Women’13 sElectoralLobby）的压力任命了一位总理妇女顾问，“女权主义官僚运动”随之开始，诸多女权主义者，尤其是来自高等教育行业的女权主义者因此获得了公职。20世纪80年代，受后结构主义的影响，这一阵营的罗斯玛丽·普林格尔（RosemaryPringle）与索菲·沃森（SophieWatson）等学院派女权主义者基于福柯的权力模式视政府为“一组竞技场”，而安娜·耶特曼（AnnaYeatman）则通过勉力耦合互不兼容的政策与后现代主义话语，干预政府政策。虽然鉴于“澳大利亚社会理论化的实用性”，女权主义官僚运动出现于澳大利亚丝毫不让人吃惊，但澳大利亚女性主义将法国理论应用于国家政策领域的方式却是非常不同寻常的。从这个意义上讲，“女权主义官僚运动必须被视为在为文化政策研究领域铺平道路，尤其是为伊恩·亨特（IanHunter）与托尼·本尼特等人的受福柯启发、定位于政策的著述铺平道路。”“新澳大利亚女性主义”即费尔斯基与索菲亚所谓的“澳大利亚‘流派’的身体女性主义”（Australian‘school’ofcorporealfeminism），源自20世纪70年代以降的国际智识引入，以及本土期刊与出版业的积极参与理论建构。集“女性主义修辞、拉康心理分析与巴特符号学”于一体，新澳大利亚女性主义代表了20世纪80年代末期的澳大利亚后结构女性主义工作，对国际智识社区产生了重要影响。13 1983年，费斯克、弗劳、特纳等人合力创办了《澳大利亚文化研究》，以期在凝聚人才的同时，通过发表定位于澳大利亚的文化理论，卓有成效地把澳大利亚文化研究推向国际舞台。费斯克等人实现了自己的夙愿；《澳大利亚文化研究》通过提升澳大利亚文化研究的国际能见度与“品牌化”，不但催生了一个众所周知为“澳大利亚文化研究”的独特领域的出现，而且刺激了英美学界对澳大利亚文化理论的兴趣。所有这一切在返身证明澳大利亚文化研究的独特性、合法性与连续性的同时，将澳大利亚文化理论、文化研究推向了美国及美国之外的世界各地，尤其是亚洲，一方面通过举办文化研究会议吸引亚洲的文化理论家与实践者，另一方面借助直接参与各种亚洲文化研究活动。继20世纪90年代应邀赴美教学与科研之后，2000年年底，墨美姬受聘担任香港岭南大学文化研究系主任；她通过与陈光兴、酒井直树（NaokiSakai）等亚裔文化研究学者的合作，着实推进了陈光兴所谓的“新全球地方主义”（newinternationalistlocalism），有力地促成了亚洲文化研究与英美、澳大利亚文化研究之间的互动。所以，倘若《澳大利亚文化研究》与《英国文化研究导论》是澳大利亚文化研究走出被遮蔽状态屏显于世界的媒介，澳大利亚文化研究就无疑是“三A轴心”文化研究帝国不折不扣的中继站。13 我们难以将澳大利亚文化研究的形成与发展追溯到某一特定的现场或中心，尤其是在屏显与遮蔽相生相克、共存一体的情势之下；无论是在地理的意义上还是在体制的意义上，它的发展都是散播的。本文所大致考察的澳大利亚文化研究的被屏／蔽诸维度难以全面呈现澳大利亚文化研究复杂而独特的发展历史，但毋庸置疑，我们可以从中窥探到基于国族的文化研究叙述的建构性，其间既有屏显，也有遮蔽。所以，当我们使用作为一个术语的“中国文化研究”的时候，我们必须意识到，我们的所指其实不过是北京或上海的文化研究，甚至是仅仅作为争夺话语权的工具的文化研究；我们于其间旨在一如一些学人屏显澳大利亚文化研究的“英国性”，屏显自己对文化研究的研究，而不是致力于澳大利亚文化研究学人所实践的“做”文化研究，因而在很大程度上遮蔽了作为文化研究主要研究对象的大众与大众文化。作者单位：中国社会科学院外国文学研究所（责任编辑刘昕亭）1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