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幕藩体制与日本城市运动的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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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论幕藩体制与日本城市运动的发展摘要：从16世纪中叶到19世纪初，日本社会出现了城市运动。日本的城市运动是日本战国后期幕藩体制建立的结果。幕藩体制的建立形成了国家对商业和城市的统制，使城市作为国家的政治、经济、文化中心发展起来，成为社会发展特别是商品经济的重要载体，在幕藩体制中，以集权、分权相结合的石数制为核心的兵农、兵商分离制有力地推动着城市运动的发展，它不仅塑造了日本的封建小农经济，而且塑造着日本的商品经济，使城市运动成为日本江户时代社会历史的重要内容，在明治维新之前成长壮大，日本的现代化也由此展开。关键词：城市；城市运动；幕藩体制西欧的现代化

2、是从十五、十六世纪开始的，而日本的现代化却是从十九世纪七十年代才开始进行的。这容易使人产生疑问！在研究日本史过程中，笔者注意到：在十六世纪中叶以后到十九世纪初,日本社会出现了城市运动。这次城市运动在日本历史研究中受到忽视，一般情况，研究者多集中于对城市历史特别是城下町的研究。人类进入第三次社会大分工以后，商业从农业中分离出来，商品生产和商品交换的不断发展，推动和促进了城市的发展，使人类的原始居住点最终分解成城市和乡村这两种不同性质的社区。马克思就已经指出：“某一民族内部的分工，首先引起工商业劳动和农业劳动的分离，从而也引起城乡的分离和城乡利益的对

3、立。”[1](P.56)日本类似于中世纪时期的西欧，由于第三次社会大分工，商品经济的发展，使西欧的城市完成了从“城”到“市”转变从而使商业和工业为主的城市逐渐成为社会的政治、经济、文化的中心。随着商品经济的发展，城市作为农村的对立物，开始在社会经济发展中发挥作用。一、日本的城市运动日本的城市运动大致可以分为三个时期：第一时期：中世纪末期到织田政权时代，这一时期，是以港町、门前町、寺内町为标志的“市”的发达和以城下町为标志的“城”的出现为特点，使日本的城市要素开始出现。这一时期，“座”的活动反映着市场的发展状况。它是工商业者同业组织的行会，是促进经

4、济活动的组织。“成熟的座以官僚、贵族、社寺为靠山，受其特别保护，拥有收购及销售商品的垄断权，关卡的自由通商权，是工商业者处在割据的庄园下和乱世的自由团体。”[2](P.222)这种情况以寺内町发展最为典型，通过寺内町的保护，工商业者活动开展起来，并且由于他们的活动是自由的，因而座的垄断权是必须的。但是随着商品经济的发展，座就会阻碍自由通商，成为经济发展的障碍。这样，对座的取消体现着两个方面的意义：一方面，反映了商品经济发展的客观要求；另一方面，反映了战国大名在统一过程中，逐步认识到商品经济的重要性，为了加强对城市的控制，需要解决这一问题。这样，不

5、仅可以加强在统一斗争中的力量，而且扫除了商品经济发展的障碍，加强领国内的统一。“标志着这种商品化的体制在藩一元化的控制之下。”[3](P.91)许多大名都注意到这一点，便开设免除市场税撤消市座，允许其他商人自由出入的所谓“乐市”、“乐座”。“这实际上表现了近代精神，应该看作是明显的近代标志。”[2](P.222)这样，工商业者的自由经营活动，使商品生产和商品交换更加繁荣。而城下町是随着大名领国的形成而出现的城市，也是日本城市发展的典型，具有政治、经济、文化等功能。因而，城下町的发展成为原城市化的重要指标。最初是地方土豪在南北朝动乱时，在山城或山城

6、附近建设住宅，作为战略根据地，并在其附近开设市场，以求集中物资。战国时期，随着领国经济的确立，城下町逐渐成为领国的政治、经济、文化中心。“由于十六世纪作战方式的改变，与过去军事价值相比，交通要道的控制成为建造城下町的理想条件。事实上便否定了中世纪城郭的建筑思想。这些新城郭区别于山城的旧状态在于进入平原地带，并且从偏僻地区移入领国统治的中心、交通中心。井伊直胜离开佐和山城，于庆长9年，在琵琶湖畔建彦根城；庆长12年，崛丰俊抛开春日山城在日本海沿岸的福岛建立新城；庆长13年，松平康重也抛弃了八上的山城而于筱山建筑了新城。”[4](P.44-45)战国

7、大名由于军事革命的需要，由于豢养家臣的需要，同时也为统治的需要，感到有必要在平地营建居城，这样，近世城市便出现了——让武士集中于城郭，把大量工商业者集中于城下，城下町便形成了。在这个时期，日本城市并没有体现“城”与“市”的完全结合，但此时“城”和“市”本身已经很发达，这是战国社会经济变化的结果；同时也是大名领国制建立的结果。城下町的出现，是日本战国大名在统一过程中，由山城转向领内平原地带、交通要道、江河湖海的口岸，这里不仅商品经济发达，而且作为领内的政治、经济、文化中心，使城下町发展起来。“作为这种居城主义的大城郭，是天正以来，由于织田信长的中央

8、集团意识的强化，在全国分国的趋势下逐步确立的领国统治中心的形势下，不断地出现的，特别是庆长年间最为盛行——这些城郭的建设具有划时代的历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