略论传统历史观当中的唯物主义萌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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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略论传统历史观当中的唯物主义萌芽在二十世纪八十年代初，白寿彝先生就强调：“马克思主义以前，中国历史家从思想体系上看，没有形成历史唯物主义的思想体系，但从具体的观点上讲，中国历史家是有唯物观点的。”（《历史工作者的光荣职责》，《白寿彝史学论集》，224页，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1994）还说：“自慎到、韩非以后，说势、说理，不尽相同，但对于社会现象、历史现象的观察，都是从客观的现实出发，是有唯物主义因素的。我想，这可以说是历史唯物主义的萌芽。”（《关于谈史学遗产>》，《白寿彝史学论集》，498页）稍后，朱维铮也表示了相同的意见，并做了比

2、较深入的历史考察。（《唯物史观在中国萌芽形态的历史考察》，《走出中世纪》，302～325页，上海人民出版社，1987）这都启示我们，传统历史观是蕴涵着丰富的唯物主义萌芽的，在当前坚持和发展唯物史观的历史使命面前，尤其要做好发掘、整理、研究和运用这一历史认识遗产的工作。大体上说来，从先秦至民国，传统历史观当中的唯物主义萌芽在各类历史唯心论的汪洋大海中经历了两个较大阶段的起伏和变迁，即先秦至清代前期和清代中叶至五四，每一阶段又可以分为几个小的阶段。一、先秦至清代前期（一）先秦至唐代中期这是中国封建社会的上升阶段，出现了众多杰出的具有唯物主义萌

3、芽特征的哲学家、思想家和历史家，比如先秦的孔子、荀子，西汉的司马迁，北朝魏收和唐代的杜佑等。孔子生活在春秋末期的大变革时代，他在一定程度上认识到了历史演变的物质前提。孔子把“足食”看作治理国家的根本之一（《论语·颜渊》）。孔子也不相信“天命”，他说“天何言哉？四时行焉，百物生焉。天何言哉”（《论语·阳货》），更不谈“怪、力、乱、神”（《论语·述而》）。这表明了孔子的疑天思想。鉴于当时“礼崩乐坏”的严酷现实，孔子通过修《春秋》表达了自己的以“复兴”东周为号召的社会理想。这部书尽管有以人心的好坏来评判历史的缺陷，但从历史上看来，从“史官文化”

4、的角度看来（范文澜着《中国通史简编》修订本第二编，237～239页，人民出版社，1964），它所发挥的注重人事、以人为本的历史观点却对后来中国社会的发展产生了积极而深远的影响。战国时代，荀子作为先秦儒家的最后一位大师，也认识到了物质生活之于人类社会的重要性。荀子认为，“礼”起源于解决无穷之欲和有限之物两者间的供求关系这一客观需要，“先王恶其乱也，故制礼义以分之，以养人之欲，给人之求，使欲必不穷于物，物必不屈于欲，两者相持而长，是礼之所起也”（《荀子·礼论》）。此外，荀子还第一个从自然出发在理论上对“天”做了比较系统而明确的解释。他认为，“

5、天行有常”，“治乱非天也”，所以要“明于天人之分”，人需顺应自然，也能“制天命而用之”。（《荀子·天论》）成书于此时的《管子》，作为我国封建社会时期“一部论述封建国家经济问题最为全面和最为丰富的著作”（巫宝三着《管子经济思想研究》，1页，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9），则更加明确地提出了类似的认识。它说，“凡有地牧民者，务在四时，守在仓廪”，“仓廪实则知礼节，衣食足则知荣辱”，“不务天时则财不生，不务地力则仓廪不盈”。（《管子·牧民》）由此可见，《管子》是何等重视衣食等物质财富的生产。从存在决定意识的角度来看，这无疑便是经济发展决定社会状

6、况的思想萌芽。西汉司马迁的《史记·货殖列传》，是“古代中国第一次尝试用历史事实证明求富图强合乎社会规律的记录”（朱维铮着《走出中世纪》，307页）。这篇文献，描述了舜、禹以来“天下熙熙，皆为利来；天下壤壤，皆为利往”的历史，说“富者，人之情性，所不学而俱欲者也”，这就“从一个侧面描绘了社会基础构造的粗糙图景”（朱维铮语，同前书，308页）。东汉班固继司马迁之后，创新着史格局，修成《汉书》，其中设立《食货志》，说“食谓农殖嘉谷可食之物，货谓布帛可衣，及金刀龟贝，所以分财布利通有无也。二者生民之本”，又说“食足货通，然后国实民富，而教化成”。

7、这都表明，历史家更加深刻地认识到了经济活动对历史发展的作用。后来，这一由司马迁首倡，经班固而定型的为经济制度史立专篇的做法成为历代正史编纂的传统，从而积累了系统的封建生产关系资料。魏晋南北朝时期修成的五部正史当中，只有北朝魏收《魏书》继承了马班的传统，设有《食货志》。其中说到，“夫为国为家者，莫不以谷货为本”，又说，“既饱且富，而仁义礼节生焉，亦所谓衣食足，识荣辱也。”《魏书》是关于鲜卑民族的通史，也是中国史学史上第一部民族通史，它能设立专篇记录社会经济生活方面的内容，这在当时是很突出的。此外，还是在北朝，郦道元《水经注》以水为纲对历代的

8、人地关系做了深入细致的描述，贾思勰《齐民要术》对六世纪以前黄河中下游的农业生产技术做了集大成的总结，其中都体现了对人类社会经济活动的深切关注，影响深远。唐代中期，久居相位的杜佑，身逢时变，“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