贩卖毒品罪认定中的几个争议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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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贩卖毒品罪认定中的几个争议问题广大朋友们，关于“贩卖毒品罪认定中的几个争议问题”是由小编特别编辑整理的，相信对需要各式各样的论文朋友有一定的帮助!毒品犯罪是个世界性问题，它与艾滋病和恐怖活动被并称为当今世界的“三大公害”。改革开放以后，毒品问题在我国死灰复燃，虽然国家一直高度重视毒品的治理，但并未能从根本上改变我国毒品泛滥的严峻形势，“打击中发展，治理中蔓延”是我国过去20年来毒品犯罪（包括滥用）的基本态势（何荣功，2012：23）。近些年，随着我国毒品消费非法需求的增长，贩卖毒品案件在司法实践中日益突出，成为最常见、频发的犯罪类型之一

2、。本文主要选择当前贩卖毒品案件司法认定中的三个争议问题展开探讨，期望对司法实务准确认定该类案件有所助益。一、“为吸毒者代购毒品”的性质认定“为吸毒者代购毒品”并非我国近年出现的新现象，但随着国家禁毒投入的加大和社会对毒品非法需求的增加，该问题在当前表现得尤为突出。对于“为吸毒者代购毒品”的性质，刑法并没有明确规定，理论上素来争论激烈。这个问题也一直为我国审判实践关注。2000年最高人民法院《全国法院审理毒品犯罪案件工作座谈会纪要》（简称“南宁会议纪要”）指出：“有证据证明行为人不是以营利为目的，为他人代购仅用于吸食的毒品，毒品数量超过刑

3、法第三百四十八条规定数量最低标准，构成犯罪的，托购者、代购者均构成非法持有毒品罪。”2008年最高人民法院《全国部分法院审理毒品犯罪案件工作座谈会纪要》（简称“大连会议纪要”）对该问题作了进一步规定：“有证据证明行为人不以牟利为目的，为他人代购仅用于吸食的毒品，毒品数量超过刑法第三百四十八条规定的最低数量标准的，对托购者、代购者应以非法持有毒品罪定罪。代购者从中牟利，变相加价贩卖毒品的，对代购者应以贩卖毒品罪定罪。明知他人实施毒品犯罪而为其居间介绍、代购代卖的，无论是否牟利，都应以相关毒品犯罪的共犯论处。”根据以上规定可见，对于为吸毒者

4、代购毒品行为的性质，两会议纪要的规定并没有本质的不同。与“南宁会议纪要”相比，“大连会议纪要”只是进一步明确了行为人代购毒品牟利场合性质的认定。但是，笔者不太赞同会议纪要对该问题的认识，具体理由如下：小编为你提供论文范文：“试论巨额财产不明罪的若干理论误区”，大家可以结合自身的实际情况写出论文。试论巨额财产不明罪的若干理论误区　　一、质疑本罪的立法依据　　巨额财产不明罪最受争议与质疑的是其立法依据，学界代表性的主要观点有两种。　　第一种观点认为，该罪的设立体现了有罪推定，违反了“疑罪从无”原则。不能说明财产合法，则推定为非法，非法性的概

5、率高于合法性就确定为非法。对于设立巨额财产不明罪违反“疑罪从无”原则之诟病，笔者首先承认，虽然完全意义上的无罪推定还没有在我国法律体系中规定，但是该原则的基本精神已经在刑事法治中予以确认，在分析中应将之作为必要的参照值来检验立法的正当性。可以肯定的是，巨额财产不明罪的立法具有相当的特殊性，但是并不因此而否定无罪推定原则精神在认定该罪中应予同样适用。　　第二种观点认为，该罪的设立侵犯了国家工作人员的财产私有权。巨额财产不明罪为国家工作人员财产私有权的行使设置了严格的限制，即使没有巨额财产属非法的证据，也可以被定罪，那么国家工作人员在行使财

6、产私有权时，对“额外”的每一笔收入都要及时记载，否则一旦疏漏或遗忘，就“无法说明”，就有构成犯罪的巨大风险。关于这一批评，本文认为，在法制健全的国家，即便是普通公民也负有如实申报自己的价值财产收入并依法纳税的义务，如果行为人造反了这一义务，便会受到法律相应的惩处，甚至要承担刑事责任。依此推论，国家工作人员或公务员因为其担当的职务或行使权力的公共性、廉洁性、重要性，其个人隐私权（包括财产隐私权）所受的限制应该更多。这一点也为世界各国进行的“阳光立法”（要求公职人员申报财产的法律）运动所印证。如英国的《净化选举、防止腐败法》，美国的《从政道

7、德法》等。以上就是我们为您准备的“试论巨额财产不明罪的若干理论误区”，更多内容请点击。首先，在司法实践中，“为吸毒者代购毒品”可以分为两种情形：一是主观上出于牟利的目的，为吸食毒品者代购毒品；二是主观上不是出于牟利目的，为吸食毒品者代购毒品。根据“大连会议纪要”的规定，代购者是否从中牟利，对于行为是否属于贩卖毒品罪具有决定性意义。具体来说，代购者从中牟利的，代购者成立贩卖毒品罪；反之，代购者不以牟利为目的的，不成立贩卖毒品罪。很明显，“大连会议纪要”对该种情形下，代购者行为的性质是以“代购者主观上是否具有牟利目的”来区分的。也就是说，代

8、购者主观上是否具有牟利目的是决定该场合行为性质的标准。但是，这种理解难以符合刑法理论和司法实务对“贩卖”行为的理解。将代购场合代购者牟利的情形界定为代购者变相买卖商品，难以符合一般国民对贩卖意义的认识，是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