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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间:2018-07-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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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论法律事实与证明标准的良性互动论文论文概要建立一个既具理论依据又对司法实践有实际指导意义的证明标准必须基于对目前一部分基本概念和理念从法学学科的角度重新厘定,摒弃似是而非的观念,在法律事实的约束条件下,寻求动态的证明标准。一、引言诉讼法学界近年来围绕证明标准的大讨论集中在两个方面:(一)证明标准本身,即证明标准建立的必要性、可行性及其基本要求。(二)诉讼证明应当采用什么样的证明标准。学者们对这一问题的讨论,大都深入到了哲学的层面,引用了相关哲学理论作为论据,从这一点就可以看出.freelustnotonlybedone,bu
2、tmustbeseentobedone”,即正义不仅要被实现,而且要以被看得见的方式实现。这样可以使当事人和公众了解法官思维的逻辑过程和证据运用,从而促使法官审慎的做出判断:由于要凝固为文字,法官必定会慎重地检视自己认识过程中存在的甚至是可能存在的漏洞和疑惑。这样一来,通过法官对证据是否采信的理由,就能对整个判决有一个基本的把握。4、非法证据排除原则。在英美法系又叫“毒树之果”规则,“毒树”指的是采取非法方式收集到的证据,以非法证据为线索进而获得的其他证据,则为毒树的“果实”。树有毒,果实也一定有毒。毒树之果规则是美国刑事法
3、的一项重要内容。它要求,违法收集的刑事证据不具有可采性,通过该证据进而收集到的其他证据原则上也应该被排除。当然,关于对“毒树之果”的排除效力,美国的做法是除了法定例外情况一律排除,大陆法系国家和英国则倾向于相对排除,即排除严重违法的方式取得的证据,对于取证中违法程度轻微的,则可以酌情决定是否采用。我国刑诉法尚未确立非法证据排除规则,但最高人民法院的司法解释排除了非法言词证据的效力。民事诉讼中,《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也吸收了这一原则。(二)法律事实与证明标准的良性互动法律事实在何种程度上能被确认,并相互关联,从而达到法
4、律真实,其内在一般规则仍遵循“优势证据”或“高度盖然性”标准。换言之,通过对法律事实的认定,能够达到“优势证据”或“高度盖然性”的程度,那么基于此的裁判就认为契合了法律真实的证明标准,在法律上就是正确的。据此,法律真实也可以看作是证明要求,是评价裁判的尺度。基于诉讼的复杂性和诉讼价值的多元追求,法律真实证明标准并非简单的“证据优势”或“盖然性优势”,而是融合了待证事实与诉讼价值追求,呈现互动关系。这种互动关系可以理解为依据不同情况,适用不同层次的证明标准,由弱到强大致可以分为三个互动层次:一般证据、优势证据和强势证据。其与法
5、律事实的互动关系具体表现为:1、不同性质的案件对应不同的证明标准这是最典型的情况,一般而言,民事诉讼法律真实的证明要求较刑事诉讼为低。民事诉讼中事实发生的可能性或者概率大于不发生的可能性和概率,事实即可确认,此为优势证据。而刑事诉讼要求最高,其可能性和概率必须达到强势证据的程度,相当于英美法系“超越一切合理怀疑”。值得指出的是,此处的可能性和概率所指并不完全一致,可能性主要反映法官对于证据认定的逻辑思维的判断结果,带有较多的个人经验色彩,而概率则体现概率论与数理统计的成果,如概率乘积规则:“两个或两个以上独立事件为真的概率等
6、于每个事件为真的概率乘积。例如3次公平的掷币皆出现正面的概率为0.125(即0.5*0.5*0.5=0.125)。”(22)前者典型的案例是美国著名橄榄球运动员辛普森涉嫌杀妻案。辛普森在所谓“世纪审判”中被宣告无罪,但在后来的民事审判中,基于同样的证据,却被认定负有赔偿责任,即被认定“有罪”。原因就在于刑事证明必须达到强势证据才能认定为法律真实,而民事证明只需达到优势证据即可被认定为法律真实。“如果用百分比来解释,那么刑事案件中的证明标准是90%以上,而民事案件的证明标准是51%以上。用通俗的话说,在刑事审判中,公诉方必须证
7、明辛普森无疑是凶手;而在民事审判中,原告方只要证明辛普森是凶手的可能性大于不是凶手的可能性即可。”(23)后者较为典型的是美国克林斯案。克林斯夫妇被指控犯有抢劫罪,控方的证据表明确定其为罪犯的错误率仅为1200万分之一。该案所得证据及概率如下:黄色汽车(十分之一)、长胡须的男子(四分之一)、穿连衣裙的女人(十分之一)、金发女人(三分之一)、长络腮胡子的黑人(十分之一)、车中夫妇为不同人种(千分之一)。这些个别概率的统计结果,对事实的认定已经达到了极高的程度,克林斯夫妇被判有罪。(24)这种以待证事实发生概率作为调整证明标准的
8、考量要素的方法在英美法系日益受到重视。而我国除了依法律明文规定转换举证责任外,司法实践中很难找到这种对证明标准灵活运用的案例。同样的,基于概率论与数理统计的大数定律,在笔迹、指纹和DNA鉴定中,也体现出这种互动关系。以笔迹鉴定为例,根据实践中得出的统计结果对笔迹不同的细节特征予以归类,测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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