后金八王共治国政制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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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后金八王共治国政制研究【内容提要】后金进入辽沈地区（公元1621年）后所面临的全新局势及日益尖锐的内外矛盾，使努尔哈赤在大力加强汗权的前提下，制定并部分实施八王共治国政制，以遏制八旗分权倾向，解决汗位继承人问题，维护后金最高统治集团内部的团结与稳定，巩固后金统治。但是，这对皇太极的统治却产生严重不利影响，妨碍了天聪时期后金的发展。八王共治国政制对后金具有正反两方面的影响与作用。　　【关键词】后金八王共治国政制汗权　　明万历四十四年（公元1616年）后金（清）的建立，标志着明清之际的开端。虽然后金的各项制度尚属草创，需要不断改进与

2、完善，但努尔哈赤与皇太极对于政权建设的高度重视，仍给人们留下深刻印象。　　环顾十七世纪前期的中国大陆，除去后金（清）地方政权，还有明王朝、农民军以及准噶尔部贵族集团等各种政治力量。相较之下，后金（清）对政权建设所投入精力相对最大，成效尤为显著。这是清朝能够由小变大，由弱变强，在逐鹿中原中捷足先登，取得最后胜利的重要原因之一。　　努尔哈赤既是后金（清）的创立者，又是清朝统治者重视政权建设这一传统的创始者。在其进行政权建设的过程中，也曾出现过成功与失误并存之举，八王共治国政制度（以下简称八王共治制），就是突出一例。　　后金八王共治制

3、的提出与部分实施，是努尔哈赤在位期间作出的重大决策之一。迄今为止，有关研究主要集中在它的性质、作用等方面，对于这一制度产生的历史背景，努尔哈赤之所以制定八王共治制的原因，八王共治制与皇太极继承后金汗位之间的关系等问题，或析述不多，或尚未论及。本文拟对此进行探讨，并就其历史作用作进一步分析。　一　　努尔哈赤于明万历十一年（公元1583年）以父祖遗甲十三副起兵，经过三十几年艰苦奋战，基本统一女真各部，万历四十四年（公元1616年）建立后金汗国。后金是努尔哈赤以其家族为核心，以八旗为基础而创建的政权。努尔哈赤在后金具有至高无上的权力，

4、操生杀予夺之权，汗命即是法律。[1]他既是后金汗，又是后金全体臣民的父家长，“汗非一二人之父，乃举国之父也”，[2]其统治是父家长制专权，并以贝勒大臣议政为辅助。　　可是，天命七年（公元1622年）三月，努尔哈赤却在与诸子的谈话中，提出在他身后，实行八王共治制。其主要内容是：　　一，以各掌旗贝勒即八和硕贝勒为八王。[3]　　二，“继我而为君者，毋令强梁之人为之。此等人一为国君，恐倚强自恣，获罪于天也。”“八王同议，必然无失。尔八王中择其能受谏者即嗣父为国君。若不纳谏，所行非道，尔八王即更择其能受谏而好善者立之”。如果被更换者“不

5、乐从商议，艴然作色而拒之，……则强行换之也。”据此，后金新汗将由八王中产生，八王具有选举、更换后金新汗的权力。这表明努尔哈赤拟将自己对汗位继承人的决策权，转交给八王，以集体决策的方式，选立新汗。　　三，“八王面君时，勿一、二人相聚，须众人皆聚之，共议国政，商办国事。”即八王与后金汗共治国政。　　四，强调八王之间的相互监督与牵制，试图通过集体力量，抑制八王的分权倾向（见下文）。规定平日八王须共同晋见国君；八王“因事他出”、“祭祀等事”，皆须“告众商议”，或“告于众而往”；“不记父汗训诲之言，不纳众兄弟之谏，竟行背逆之事”，定予惩罚

6、，甚至“囚禁之”；八王中如有不称职者，“其余七人”“则当易之，择其子弟为王”。如“艴然作色拒之，亦强行易之也。”　　五，继续实行后金各项收入及俘获所得，皆由八家即八旗均分原则，以强调在经济上八王与国君利益均分，后者并无特权。　　六，“国君于每月初五日、二十日御殿二次。除夕谒堂子拜神后，先由国君亲自叩拜众叔、诸兄，然后坐汗位，汗与受汗叩拜之众叔兄，皆并坐一列，受国人叩拜”。这一新的朝仪，进一步反映出八王在政治上具有与后金嗣汗分庭抗礼之势。[4]　　足见，八王共治制将使后金新汗的权力大为削弱，八王（八和硕贝勒，有时又称八贝勒或诸贝勒

7、）的权力、作用则被突出，而后金新汗与八王之间、八王彼此之间相互监督与制约的规定，以及保证八王实力均衡、权力相等的措施，也十分引人瞩目。　　八王共治制自宣布后，即开始部分实施。如八旗贝勒定期“齐集八角殿（大政殿，努尔哈赤临朝处）审事”，“大事则奏闻于汗”[5]；下级官员的任免，由上级官员“于诸贝勒集八角殿之日，乞请在案”；[6]八旗分别立一赏罚档案，各旗奖惩升降官员，“八册皆录”[7]；八旗贝勒共同审案，结案后，大事亦须奏闻于汗；后金向汉人下达命令，“皆以八王之书颁发”[8]；等等。　　八王共治制的出台与实施，显示了一个自相矛盾的

8、事实，即努尔哈赤本人对后金实行专权统治，但他为其继承人所设定的，却是八王共治的分权统治。换言之，当后金社会快速向封建制转化之际，竟出现带有浓厚氏族军事民主制与部落联盟色彩的八王共治制度。这一矛盾现象，是各种因素交互影响、作用下，出现的必然结果。二　　天命六年（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