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汉武帝《景星》及其文学史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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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论汉武帝《景星》及其文学史意义【内容提要】本文运用文献考据法对汉武帝《景星》的作年与主旨进行考证,认为《景星》作于元鼎四年;《景星》和《宝鼎》是同一首歌诗;《景星》的主旨不是游仙,而是借颂祥瑞祈求平息水患以获丰年,反映了汉武帝对民生的关注。《景星》在内容、体式与风格上皆突破了以往祀神诗的陈范,在文学史上有重要意义。【关键词】汉武帝;《景星》;作年;主旨;文学史意义  《景星》是西汉《郊祀歌》十九章中的五章颂瑞诗之一,为汉武帝所作。关于它的作年,自《汉书》开始就有分歧;关于它的主旨,迄今鲜有深入探讨。而考定这首诗的作年和主旨,对理清汉武帝人生观的发展和文学的成就,进而把握

2、《景星》在文学史上的意义,很有必要。    一、《景星》作于元鼎四年考    关于《景星》的作年,目前主要有四种观点。  第一,作于元鼎四年(前113)。此说出自《汉书·武帝纪》:“元鼎……四年……六月,得宝鼎后土祠旁。……作《宝鼎》、《天马》之歌。”按郭茂倩《乐府诗集》,“《景星》,一曰《宝鼎歌》”,知《景星》亦称《宝鼎之歌》。  第二,作于元鼎五年(前112)。此说出自《汉书·礼乐志》:“《景星》十二,元鼎五年得鼎汾阴作。”  第三,作于元封二年(前109)。此说出自王先谦《汉书补注》:“汾雕出鼎,在元鼎四年,景星见,在元封元年秋,《武纪》、《郊祀志》可互证。此当在

3、元封二年湛祠时追作是歌,故下有‘河龙供鲤’、‘冯蠵切和’之语。”张永鑫《汉乐府研究》、郑文《汉诗研究》支持此说。郑文还详论道:“正因元鼎六年之前,没有用乐舞,……《景星》之作,不如《礼乐志》所云‘元鼎五年得鼎汾阴作’,而是元封二年塞决河后所作。所以它既云‘河龙供鲤醇牺牲’,又云‘冯蠵和疏写平’,而‘五音六律,依韦享昭,杂变并会,雅声远姚。空桑琴瑟结信成,四时递代八风生,殷殷钟石羽籥鸣’,正是对乐舞的形象描写。”  第四,作于元鼎元年(前116)。此说出自陆侃如、冯沅君《中国诗史》:“《武纪》载获鼎凡二次,一在元鼎元年,一在元鼎四年;而《郊祀歌》中因获鼎而作之歌亦有二,即

4、《景星》与《后皇》。从先后的次序看来,《景星》应作于元年(前116),则‘五’当为‘元’之误。”  以上关于《景星》作年的四种观点,不可能皆准确。而《景星》作年的认定,不仅对理解诗歌的创作背景和主旨意义重大,而且对把握汉武帝的人生观、文学观和文学成就有帮助。因此,有必要对此进行考辨。  首先,本文认为,陆、冯二先生提出的第四种观点难以成立。他们根据《武帝纪》记载的元鼎元年和四年皆得鼎,而《郊祀歌》中《后皇》与《景星》两首歌皆因得鼎而作,于是依据《景星》在《郊祀歌》十九章中排列于《后皇》之前,得出了《景星》作于元鼎元年第一次获鼎时的结论。但是,只要稍注意一下《郊祀歌》十九

5、章的排序,应不难发现,这组诗并不严格依照创作时间的先后排列,否则就无法解释作于元狩元年(前122)的《朝陇首》为何会排在较其晚出的《天马》、《景星》和《齐房》之后。并且,今存文献中找不出任何汉武帝元鼎元年曾作歌的证据。所以,不宜因《武帝纪》记载元鼎年间两次得鼎,而《后皇》也是作于得鼎之后,就按十九章排列的先后次序另立新说。  其次,王先谦、张永鑫和郑文提出的第三种观点也缺乏说服力。他们的理由之一是:《景星》中有“河龙供鲤醇牺牲”、“冯蠵切和疏写平”的诗句,说明此诗是在遇严重水患之后所作,故此诗为“元封二年塞决河后所作”。此结论值得商榷。据史料记载,汉代水灾不断,《史记·

6、货殖列传》即有云:“沂、泗水以北,宜五谷桑麻六畜,地小人众,数被水旱之害。”可见水灾在西汉是经常发生的,并不仅在元封二年才出现。据《武帝纪》载,元鼎四年的前两年也是水患频仍之年,且就在元鼎四年出鼎前,“是时上方忧河决,而黄金不就,乃拜(栾)大为五利将军。”出鼎后,武帝亲迎宝鼎至甘泉时还说:“间者河溢,岁数不登,故巡祭后土,祈为百姓育谷。今岁丰庑未报,鼎曷为出哉?”这些记载皆可证明,元鼎四年间武帝对当时各地遭遇的严重水灾给予了极大关注。而他在得鼎后流露出的对“河溢”的忧虑,对丰年的期盼,也恰是《景星》所要表现的重要内容。因此,元鼎四年得鼎后作《景星》,其中出现以河鱼祭神,

7、祈求平息水患获致丰年的诗句不仅不足为奇,而且非常切合武帝此时借得鼎祭神以祈国泰民安的现实情境。  王先谦认为景星出现于元封元年(前110),故《景星》当作于元封二年,这一理由亦值得质疑。且看《汉书》中有关景星的几条记载:  天哩而见景星。景星者,德星也,其状无常,常出于有道之国。  (元封元年)其秋,有星孛于东井。后十余日,有星孛于三能。望气王朔言:“候独见填星出如瓜,食顷,复入。”有司皆曰:“陛下建汉家封禅,天其报德星云。”其来年冬,郊雍五帝。还,拜祝祠泰一。赞飨曰:“德星昭衍,厥维休祥。寿星仍出,渊耀光明。信星昭见,皇帝敬拜泰祝之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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