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五年来戏曲文物研究的新进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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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近五年来戏曲文物研究的新进展戏曲文物的发现以及戏曲文物学的兴起，无疑是二十世纪（尤其是近二十多年来）戏曲研究领域的一个新亮点。拙作《二十世纪戏曲文物的发现与曲学研究》，对上一个世纪戏曲文物的发现与研究概况作了系统全面的总结[1]。近五年来，戏曲文物研究又有了新的进展，集中表现在如下几个方面：第一、田野调查继续深入但有所收缩，新的发现不断披露。《中国戏曲志》是我国有史以来第一部由政府主持编纂、全面反映中国各地各民族戏曲历史和现状的大型戏曲专业志书。志书明确地在《志略》中为“演出场所”与“文物古迹”立项，由此，开始了全国范围的戏曲文物普查，将戏曲文物的考察、搜罗、统计和登录工作推进到

2、了一个无比广阔的天地。据权威部门统计，仅参加省卷编纂者就达5000多人，加上搜集资料的基层文化馆的干部，不会少于50000人，如此推断，参加文物调查的人员起码在万人以上[2]。这在戏曲文物研究史上确实是空前绝后的举动。随着三十卷本《中国戏曲志》编撰工作的完成（1999年出齐），全国规模的人海式戏曲文物普查工程宣告结束。田野调查从范围到规模都有所收缩。但是，那些稳定的戏曲文物研究机构与专家仍然在继续着他们的工作，其中也有个别参加过《中国戏曲志》编撰以及文物考察者，还有古建筑、考古等专业的加盟者。需要说明的是，山西师范大学戏曲文物研究所的师生从上个世纪90年代中期重新开始了更大规模的

3、全国范围的田野调查，尤其是对山西全省119个县（市、区）中的90多个进行了拉网式的普查[3]，搜集了大量的第一手资料。随着学科建设经验的积累，近年来的田野调查与此前（尤其是早期）相比，不论在认识上，还是在方法与技术上都有了长足的进步，规模与范围虽然有所收缩，但调查更加细致深入。戏曲文物的新发现主要来自三个方面：首先是戏曲文物研究工作者积极、深入的田野调查，这在新公布的资料中占绝大多数。集中发表在《中华戏曲》、《戏曲研究》以及台湾《民俗曲艺》等刊物上，其中象现存最早的古戏台──山西省高平市王报村二朗庙金大定二十三年（1183）戏台的披露[4]、山西省蒲县西河村娲皇庙宋杂剧石刻的新发

4、现等[5]，均是极有价值的发现。上个世纪80年代在山西长治市长子县发现的十四种明清赛社礼仪抄本的整理出版自然属于戏曲文物发现与整理的重大成果[6]。其次是考古发掘，虽然具有偶然性，但新的地下发现还是时有披露，比如山西省侯马市二水M4金承安五年（1200）墓壁墨书诸宫调[7]、山西省闻喜县中庄村金墓社火人物壁画[8]、河南省洛阳市道北史家屯村金墓乐舞砖雕等[9]。需要提及的是陕西秦始皇陵园出土的秦代百戏俑[10]，虽然在严格意义上它还不能算作戏曲文物，但对研究戏曲形成的历史却是颇有价值的。众所周知，汉代百戏俑及画像石（砖）的出土很多，秦代百戏俑的首次发现，丰富了杂技史甚至戏曲史的研

5、究资料。第三是相关学科公布的连带资料，比如美术史、民俗学、古代建筑学等领域公布的研究成果中就有部分戏曲文物资料。第二、研究队伍有所缩小，但更加精炼，一批年轻学者逐渐成长，形成了合理良好的学术梯队。伴随着全国规模的人海式戏曲文物普查工程的结束，戏曲文物研究人员从绝对数量上讲是大大减少了，但正如大浪淘沙，留下的更加精炼。戏曲文物研究队伍在上个世纪80年代就已经形成[11]，现在，老一辈学者年事已高，多已退休（有的已辞世），大多已不再从事调查与研究工作了。中年一代学者多为复合型人才，他们年富力强，锐意进取，成就斐然，代表人物有北京的廖奔先生、周华斌先生、刘文峰先生，山西的冯俊杰先生等。

6、年轻一代学者渐趋成熟，并崭露头角，代表人物有山西的车文明、延保全，北京的罗得胤，广东的宋俊华等。山西师范大学戏曲文物研究所每年都招收戏剧戏曲学专业戏曲文物研究方向的研究生，同时，一些科研院所与高等院校的相关专业如考古、文博、古代建筑、美术史等个别研究生也将目光投向戏曲文物，这些都使本学科研究人才的培养，从教育机制上得到了保证。第三、成果丰硕。在短短不到五年的时间里，产生出一批高水平的研究成果。廖奔先生是以戏曲文物研究为切入点开始戏曲史研究的，早在上个世纪，就出版了数部高质量的戏曲文物研究专着，成为本学科的领军人物。进入新世纪，廖先生笔耕不辍，不断创新，与夫人刘彦君合着出版了4卷本

7、140万字的《中国戏曲发展史》[12]。著作出版后，立即引起学界的广泛关注，多名学者撰文评说，赞誉有加。该书以其鲜明的特色和宏大的气魄立足于戏曲史专着之林，成为中国戏曲研究历史上的一座里程碑。作者将戏曲作为一种演出形态来考察，对与戏曲演出有关的内容如剧场、戏班、演员、表演技艺等作了考察与论述，并且将它们与戏曲文学放在同样重要的地位。可以说，这是迄今为止第一部立体式的、比较完备的中国戏曲发展史著作。之所以取得成功，很大程度上得益于作者多年来对戏曲文物的考察与研究，全书采用了大量田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