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熹“外面入去”的儒学体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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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朱熹“外面入去”的儒学体系儒学发展到宋代，出现了两个新的范畴，一是“气”，一是“理”。张横渠总结和发展了以前的元气说，创立了一个以“气”为基本面貌的儒学体系，指明“知太虚即气，则无无”（《正蒙·太和篇》），宇宙是一个“气”的宇宙，是“气”的浮沉、升降而凝聚消散再凝聚再消散的无限循环往复的过程[1]；仁圣境界是一种以“天下一气”为基础的“民胞物与”[2]境界。二程则发展了以往有关“理”的思想资料，创立了一个以“理”为基本面貌的儒学体系，指明天下“无实于理者”，宇宙是一个“天理”流行而众理纷呈的宇宙；仁圣境界是一种以“天下一理”为基础的“以天地万物为一体”的境界。这两个体系既有相通之

2、处，又有不同之点。但由于它们是两个独立的体系，所以其不同并不妨碍其相通。到朱子这里，便要把这两个独立的体系同一起来，这符合儒学发展的逻辑要求，也是朱子毕生心血之所在。当然，最终朱子有没有真的把它们同一起来，却是出乎朱子预料的。一、理、气、心朱子是一个诚明两进的学者，在几十年的学术生涯中，创立了一个庞大的哲学体系。由于他学问精进不已，学术活动的时间跨度大，在一些重要问题上难免有许多前后不大一致的说法。陈来先生在《朱熹哲学研究》一书中，对朱子学术的发展进程作了细致精到的分析，对那些不一致、有发展的地方进行过疏理。这里我们就不再赘述，而只从总体特征上分析他的哲学思想。朱子在李延平门下，

3、没能体认到喜怒哀乐未发以前的气象究竟是什么，没有认识到喜怒哀乐未发之中，而延平又着力引导他去理会“分殊”，这就促使朱子走上了一条纯思的知性学术道路。朱子继承和发展了程伊川发扬的《易传》“一阴一阳之谓道”“形而上者谓之道，形而下者谓之器”的思想，十分注重“形而上”“形而下”的区别。他认为，“形而上”是本，是体，“形而下”是末，是用；两者是紧密相联的，“形而上”就在“形而下”之中；但是又不能把它们混同起来，它们是不相离但又不相杂的，是两个层次上的东西，一定要在思想意识中把它们分开。朱子把这种纯思的分析，用于他的哲学体系，使他的哲学思想呈现出鲜明的绝对二分面貌。朱子认为，宇宙是一个气的

4、世界，也是一个理的世界，理与气密不可分地结在这个世界中。但是，理是形而上的东西，是道，是宇宙万物之本；气是形而下的东西，是器，是生成万物的质料。它们之间有明显的分际，不能把它们混淆起来。他说：“天地之间，有理有气。理也者，形而上之道也，生物之本也。气也者，形而下之器也，生物之具也。是以人物之生，必禀此理，然后有性；必禀此气，然后有形。其性其形，虽不外乎一身，然其道器之间分际甚明，不可乱也。……此义理之原，学者不可不审。”（《晦庵先生朱文公文集·卷58·答黄道夫》）在一般情况下，理与气是结合在一起的，“有是理，便有是气”，“但有此气，则理便在其中”，“天下未有无理之气，亦未有无气之

5、理”（《朱子语类·1》）。但是在朱子看来，见理气为一体，这只是表面现象，再深究下去，则应该看到，理贞定恒一，气聚散非常，理是体，气是用，理是本，气是末，因而理在先气在后。他说：“理未尝离气，然理形而上者，气形而下者。自形而上下言，岂得无先后？”，“此本无先后可言。然必欲推其所从来，则须说先有是理”，“理与气本无先后之可言，但推上去时，却如理在先，气在后相似”（同上）。有学生问他，这样说来，是不是就可断定先有理后有气呢？他解释说：“不肖如此说。而今知得他合下是先有理后有气耶？后有理先有气耶？皆不可得而推究。然以意度之，则疑此气是依傍这理行。及此气之聚，则理亦在焉。要之也先有理。只不

6、可说是今日有是理，明日却有是气。也须有先后。且如山河大地都陷了，毕竟理却只在这里。”（同上）因此，朱子认为从本原上说，应该可以断定“有是理后生是气”，“未有天地之先，毕竟也只是先有此理，便有此天地。若无此理，便亦无天地，无人，无物”（同上），“若论本原，即有理然后有气”（《文集·卷59·答赵致道书》）。从现实的实际事物的角度看，理与气是紧密结合在一起的，是合二为一，结成一物；但从本原上看，在思维和逻辑中，它们则绝对是二种东西，可以离开气去独立考察理，决不能把它们相混同。他说：“所谓理与气，此决是二物。但在物上看，则二物浑沦不可分开各在一处，然不害二物之各为一物也。若在理上看，则虽

7、未有物，而已有物之理，然亦但有其理而已，未尝实有是物也。大凡看此等处，须认得分明，又兼终始，方是不错。”（《文集·卷46·答刘叔文》）在认识事物的时候，应当在思想中作“形而上”与“形而下”的区分，朱子指出这是“义理之原”，“不可不审”，这是正确的，揭示了哲学思维的特点。但他认定形而上的理是本，形而下的气是末，理在气先，并把这一观念作为自己思想体系的基石，这便使他走上了一条与传统儒学相反的学术道路。“心”在以往的儒家学者那里，一般都有两层意义，一是作为人之所以为人的标志，即人的本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