解决三农问题实现农民工新出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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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解决三农问题实现农民工新出路解决三农问题实现农民工新出路诸如工伤、职业病、拖欠工资、子女教育、社会保障等困扰农民工与政府职能部门的问题我们能说出一大堆。这些问题有的得到了基本解决，有的正在努力解决，有的仍然被忽视。“开胸验肺”案以农民工张海超以悲壮之举让职业病备受关注，持续不断的农民工讨薪被打事件让农民工讨薪问题把温家宝帮农民工讨薪的年代拉回现实。这一切告诉我们，解决农民工问题和农民工问题一样，都在路上。况且，今年中央一号文件又提出“新生代农民工”，老问题还没解决，新问题又出现了。新老问题交加，让农民工不能忍受被“边缘化”之痛，也让政府部门对农民工问题不敢小视。从“盲流”到“农民工”，从

2、“农民工”到“新市民”。伴随着从农村进入城市的农民们称呼的改变，背后是一种人文的关怀和对农民工群体庞大力量的认识。事实告诉我们：农民工已经成为中国当代产业工人的主力军。那么解决中国农民工问题的困局在哪？出路又在哪？障碍一：城乡二元体制的人为壁垒农民工没有低保，农民工没有失业保险，农民工受伤之后只能哀求企业给医疗费。农民工上班时间延长了又延长，农民工干的活又脏又累又危险。农民工子女在城市上学要么不让进，要么要交“赞助费”，使得农民工和农民工子女对上公办学校只能想。为什么？为什么城市里的人享有的，农民工却没有？因为城乡二元体制，换句话说，因为农民工仍然是农民。1958年，人民公社建立，与此同

3、时，《中华人民共和国户口登记条例》及配套制度颁布，为限制农村人口流入城市提供了详细的制度安排。在此前的1954年，中国公民的迁移自由已经从宪法中被取消。从这开始，中国人步入了一个漫长的城乡分割二元体制。这一制度的设立和当时的政治经济环境密不可分。当时中国的经济发展战略是优先发展重工业，“一五”时期所建立的基本是军重工业为主的国家工业体系。1956年，中国工业此时刚刚起步，由于中苏交恶，中国政府财政赤字大规模增加，基本丧失了扩大再生产能力，没有新增扩大再生产就没有新增就业，所以1959年政府不得不把进城的人向外迁移。此次的迁移对缓解当时经济危机的带来的社会危机起到了重要作用。因此，我们可以

4、看出中国的户籍制度从一开始就带有浓重的计划经济色彩。并且伴随户籍制度的有一套完善的具体管理制度，包括常住、暂住、出生、死亡、迁出、迁入、变更等7项人口登记制度。这个条例以法律形式严格限制农民进入城市，限制城市间人口流动，在城市与农村之间构筑了一道高墙，城乡分离的“二元经济模式”从此在中国根深蒂固。在严格的户籍管理制度下，上个世纪整个60、70年代自动流动的人口几乎没有。50年过去了，在户籍制度基础上构筑的“农业户口”与“城市户口”在实际利益上的并不平等。两种户口的差别成为各种利益分配差别的的标签。各种政策的优惠，“城市户口”都要好于“农村户口”。人们随之发现户口制度的背后还附加了从社会保

5、障到教育、医疗、公共服务等几乎所有公民权益的城乡化差异。城乡之间建立起一种在政治、经济、文化社会基础上的全方位不平等，由此也衍生了长期二元社会结构下城市市民的“一等公民”与农业人口的“二等公民”的社会地位。进程务工的农民工除了能找到工作，这些工作好多事城市户口不愿、不屑于干的工作，他们享受不到城市居民可以获得的一切福利待遇。户籍制度、教育制度、保障制度、人事制度、医疗制度对城市户口、农村户口实行双重标准。正是这样，农民工只能游离于体制之外；也正是这样，农民工问题一直得不到根本的解决。障碍二：文化水平低下的历史痛楚农民工找工作只能找体力活干，农民工找工作时不知道要签合同，农民工权利被侵犯后

6、部知道如何维权。“一个农民工是条龙，一群农民工时条虫。”这又是为什么？因为他们没有文化。他们，特别是老一代农民工，很多只有小学文化，还有部分是文盲。如果说农民工维权难的问题和政府关注有关、和法律保护有关、和企业的自律有关，这固然不错。但是由文化水平低导致的维权意识差无疑是釜底之薪。由于中国汉字的复杂性以及政府和知识分子对文化的垄断，我国农村的文盲率一向很高。建国后的简化字中国的文化水平有所提高。但历史积累下来的高文盲率仍然是发展的阻碍。1986年4月12日第六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四次会议了《中华人民共和国义务教育法》，规定国家实行九年制义务教育。要求省、自治区、直辖市根据本地区经济、文化

7、发展状况，确定推行义务教育的步骤。1988年2月5日，为了提高全民的文化素质，促进社会主义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建设，国务院发布《扫除文盲工作条例》。农村地区开始进行了轰轰烈烈的“扫盲运动”，诸多的文盲到附近的小学接受简单培训，学会了用颤抖的手歪歪扭扭地写下自己的名字。当有的地方为全面脱盲大摆庆功宴时，却不知道调查数据所依据的测试不能准确衡量成年人的读写能力。农民特别是老一代农民读研能力几乎为零。造成农村文化水平仍旧不高的原因是多方面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