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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间:2018-07-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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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社会转型期农民外出务工现象的社会学视野内容提要:随着旧式现代性向新型现代性的推进,社会秩序结构由“非自愿模式”进一步向“协议模式”转变,国家与家庭的关系由恶性互动逐渐转变为互构共变,农民由滞留农村转为外出务工。从社会学新型理论“社会互构论”的观察和研究视角,对社会转型期国家与家庭这两大行动主体的互构共变关系,以及相应的社会秩序结构的变化进行分析和解释。关键词:家庭秩序结构互动互构共变20世纪80年代以来,农民大量外出务工,由此带来的农民流动,用美国西南大学罗康教授的话说,是人类历史上在和平时期前所未有的、规模最大的人口迁移活动。这一活动直接冲击了中国的城乡二元结构,导
2、致了农村家庭结构的变迁,引起了学者的广泛关注。一些社会学家认为,农民外出打工导致了农业产量下降、亲情观念缺失等消极结果。笔者以社会学最新理论“社会互构论”的观点,认为中国社会的转型经历了快速发展期(1949-1978年)和加速发展期(1978年至今),因而,国家与家庭的互动关系也经历了从旧式现代性向新型现代性的转变,表现在秩序结构上,则是从非自愿模式向协议模式的转变,表现在具体现象上则为农民滞留农村到外出打工的变化。社会转型快速发展期国家与家庭的互动——一种非自愿模式结构制度安排作为秩序结构的重要组成,是国家的利益解释和行动意义的体现,因而制度政策也就成为国家建构社会
3、秩序的一个重要显示器。20世纪50年代,新中国成立之后,百废待兴。为维持新生政权和重建社会秩序,国家试图通过一种有效的制度安排在社会中营造一种人工维持的秩序,以便确保国家的安全和稳定,对社会成员保持强大的动员能力。以户籍制度为核心的一系列制度安排正是在这样的历史背景下发生的,成为维持社会秩序、资源分配秩序的基本制度化体系。这一时期,我国政府在全国户口登记的基础上,建立并推行一套新的户籍制度,对人口向城市迁移实行严格控制。由此,以户籍制度为核心,包括住宅制度、粮食供应制度、副食品和燃料供应制度、生产资料供给制度、教育制度、医疗制度、婚姻制度等14种具体制度构成制度体系,
4、将整个社会切分成两大对立的板块:由市民组成的城市社会与由农民组成的农村社会。此时的户籍制度把城市和乡村分离开来。一方面在农村把户口与土地相结合,通过土地的集体所有制集体的生产和分配,实现对农民的集中管理和控制,保证农村的稳定;另一方面,在城市把户口与劳动就业和生活供应相结合,同时配以城市就业和保障制度,保证城市社会的稳定,并把农民排除在这一体制之外,限制城乡之间的人口流动。这一系列相关的配套制度从外围强化了户籍制度的限制性功能。社会资源由行政性的再分配来进行配置,在实行这种分配的时候,城乡之间由于户籍制度的限制,所体现的是两种截然不同的待遇。如教育和公共设施的投入,城
5、市中的教育和基础设施几乎完全是由国家财政投入,而农村的教育和基础设施国家的财政投入是有限的,有相当一部分要由农民自己负担。国家每年上千亿元的财政支出用于城市的基础设施建设,而农村享受到的极少,农村的基础设施建设、公益设施建设不得不从农民企业、农民头上摊派、集资、收费,甚至罚款来解决。这种由行政制度的因素建构起来的“行政主导型的二元结构”〔1〕,在当时的计划经济条件下,对推进社会建设、维护社会的稳定起到了一定的作用:面对国际环境中帝国主义包围封锁的严峻形势,生存是首要解决的问题,为此国家选择了优先发展以重工业为核心的国家工业化发展战略,并建立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及城
6、乡分割的社会结构,以确保这一战略的完成。这是由当时的中国国情和国民经济的战略选择决定的,有它存在的客观必然性和合理性。国家利益高于一切,个人利益、群体利益服从于国家的意志。正是凭借这一系列制度安排,国家力量全面介入农村,控制了农村家庭。但是,这种制度体系虚化了社会成员的主体身份。由于限制了农民向市民的转换,束缚了社会流动,延缓了社会的城市化与现代化进程。国家直接占有了几乎全部重要的社会资源或财产,从而也控制了全部的社会机会。当国家把自己的意志强加于其他社会主体时,这些社会主体实际上已经成为“名义主体”。农村家庭意识到生存资源惟有服从国家才能获得的时候,他们被迫“自由”
7、地选择了同国家的这种关系。他们并不直接地从事于为自身的生存而进行的生产,生产资料与他们是互相分离的,以致生活资料与他们也是互相分离的。他们不拥有资源,也不能决定自身的归属。20世纪50年代的初级社归并了农民的主要财产,高级社取消了土地和牲畜分红,人民公社实现了更普遍的公有化;〔2〕户籍制度作为一种“社会屏蔽”制度,则将广大农民屏蔽在分享城市的社会资源之外。这样,对农民来说生产资料不是自己的,而是集体的;劳动力资源不是家庭的,也是集体的。家庭丧失了支配生产资料和家庭劳动力资源的能力,家庭作为生产单位实际上已经被消解了,退守为单纯的生活单位,从而失去了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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