解放前苏维埃区域的社会控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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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解放前苏维埃区域的社会控制──以农会为个案的分析　一、导言　　目前对乡村社会控制的研究大多集中在二十世纪的乡村社会和解放后的人民公社及目前的村民自治的研究，而对于解放前苏维埃区域其作为一种过渡形态的政权和社会控制的研究仍是相当缺乏的。但是，这一段时期的重大意义却是不可抹杀的，正如胡宗泽在对《十里店》文本的分析中指出：对1937─1948年苏区土改的考察有助于理解处于杜赞奇讨论的世纪之交和世纪初年的情况与王铭铭90年代的调查之间的“过渡”时段的乡村社会的重大变迁和问题延承。1　　而对于这一段时期乡村的社

2、会控制问题，一般来说，延承了杜赞奇从他对二十世纪初乡村基本状况的讨论中延伸出的结论，即共产党革命正是在政权内卷化的背景下发生的，它的成功不仅在于它帮助农民解决了土地问题，并且更在于它改变了国家与社会之间的关系，使税收的汲取能力大大提高，腐化问题得到相当大程度的控制。2与此相似，一些学者也认为中共对乡村的新政，打破了家族、宗族模式，取而代之的是现代意义上的政党组织、群众组织、新型社区组织等，使农村组织程度得到很大的提高。3这些讨论都认为中共革命的胜利正是在于前所未有地使国家政权伸入到乡村，极大地动员了广

3、大农民。　　另一方面，有的学者在分析建国后乡村政权时指出：“官方授权”并没有解决基层政权利用国家权力、权威形成组织化利益为自己谋取私利的状况，即“官方授权并不意味着国家政权成功地进入乡村社会”，“士绅和地方作为地方体的控制力量迅速丧失了其地位，但并不意味着国家的直接管辖的真正实现，也不意味着国家可以成功地绕过地方政权与社会建立紧密的联系，更不必说通过社会力量监控地方的政权。”4这在相当大程度上是由于“官方授权”带来基层政权利益组织化的发展，成功地利用国家权威来为自己谋利。　　同时，如果我们把这种秩序的

4、转变理解为一种“过程”，那么考察这几者在一个单位更小的空间中所发生的错综复杂的关系就是极有必要的了。因为所谓的在国家政权──基层政权──乡土社会之间，它们的各种关系是在被不断建构的，在这种关系的建构中存在的可能就不是结构所能容纳的了的各种“微小但却真正重要的细节”，也许我们会发现国家政权的一直不仅在基层政权受到扭曲，而且它还可能被乡土社会所利用来作为重建其自身逻辑上的秩序和关系的工具。　　本文即是试图在此基础上通过对农会变迁的初步分析考察解放前共产党革命区域的政权建设在动员民众的基础上是否真正建立了基

5、层社会与国家政权的实质性联系，构筑了国家──基层组织──农民之间合理互动的利益结构。同时将广东农运早期农会的组织状况包括近来以使对其后来演变的分析具有一贯性和延承性。并且本文也试图将《十里店》的文本材料纳入到分析视野中来，以求在对农会变迁的基本构架的“结构性”考察中，不要太过于忽视这些场景中的事件对于“断裂”和“延承”的重大意义。二、权力结构的突变──广东国民政府下的农会　　国民党“一大”后即组织成立了有中国共产党人林伯渠、彭泽平、阮啸仙，罗绮园，周其鉴等人参加的国民党中央农民部，接着又成立了中央农民

6、运动委员会，以辅助农民部的工作，同时，国民政府还在管辖区域内训令各县援助组织农会和农民自卫团，特别是以驻派特派员和设立办事处的形式来推进农会的建立，“党部先后派出特派员八九十人，”协助各地成立农会。5同时，“全省分设六办事处”即潮梅、海陆丰、惠州、北江、西江、南路、琼崖，分管若干县农会工作。6　　广东国民政府期间对于农会控制一个日益突出的特点是：它一方面支持并推动农会活动，一方面又力图将之控制在行政权之外，作为一个对行政有一定监督权的农民自组织，特别是当它统一广东后，作为这一区域合法的政府，它日益不能

7、容忍农会对其基层政权的侵犯。　　早在《革命政府对于农民运动第一次宣言》中其即指出：“农民协会于其各级中之各部，均有警告、控告以及代理地税之征发及解决地税问题之权，但无直接行政之权。”7同时，农民协会对于其它官吏，有请求罢免之特权，然此等请求……必须经过会员全体大会四分之三通过，地方或中央审查委员审查之后，始能由政府机关执行之。8另一方面农民协会可派代表至各地或中央政府各机关之农务会议讨论各种农业问题。1926年的《广东农民协会修正章程》对此进行了进一步的规定。　　同时，它还力图将之与宗族等血缘关系剥离

8、。国民政府时期农会的建立中，这一点得到如此的强调──它明确指出：“对于农民协会会员，绝不可表示地方亲族或亲戚关系。”9──而与对神权的态度得鲜明的对比：对乡民“破除其命运论，但不必排斥神权”。10　　总的来说，这时期的广东国民政府绝不是想要“一切权力归农会”，而是将之与行政严格区分，将之定位为一个有力量的不同于行政体系和传统血缘关系的第三种农民的利益表达渠道。但是，我们看到它在实践中却面临着许多问题。　　首先，国民党还无法打破旧的土豪劣绅、旧官僚对乡村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