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宋制度变迁的视角之一：土地产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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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唐宋制度变迁的视角之一：土地产权在《中国古代经济重心南移和唐宋江南经济研究》(岳麓书社1996年)一书中，我着重讲了科学技术发明、科学技术知识对于中国古代经济重心南移的意义。在论述中，我把“中央和某些地方官的正确指导”这一点也列入江南农业的发展原因之一，应该说是有根据的。但在读了道格拉斯。C．诺思《经济史中的结构与变迁》①一书之后，有所启发，现侧重唐宋一些制度变迁对江南经济发展和经济重心南移问题作一试探。当代史学研究中，对历史上经济结构和制度含义的理解是不尽一致的，为什么?因为中国的史学研究向来有自己的传统，并不刻意企求某种理论与方法。只是到了20世纪50年代，马克

2、思列宁主义的普及，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所创立、发展或解释的哲学、政治学、经济学理论才对历史学的研究产生极大的影响，出现了马克思列宁主义史学主流学派。1978年改革开放以后，随着国门打开，西方哲学、史学、经济学、人类学理论的渐次传人，中国的史学研究已非昔比。半生不熟或比较成熟的“洋为中用”史学理论开始流传，在中青年学人中，被引为时尚，与时俱进，令人刮目相看。无论五六十年代学术界钻探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相关理论或是80年代初以来的西学涌人，都对中国的学术思想产生过重大影响，都要加以总结。其中90年代介绍到中国的一些西方重要经济理论著作对中国经济史研究的影响尤堪注意。

3、本章即以道格拉斯．C．诺思《经济史中的结构与变迁》一书中提出的几个观点作为论述的出发点，讨论唐宋经济史中的制度变迁对社会经济影响问题。诺思把结构的变迁看成是一种经济长期变化的主要根源；并指出：“结构变迁的参数包括技术、人口、产权和政府对资源的控制。政治一经济组织的变迁及其相应的激励效应是将结构变迁的所有来源理论化的基础，而且还包含着有目的人类活动的制度改变。”②按中国学者通常的思维方式理解，这一段话可作如下表述：政治一经济组织变迁(包括制度的改变)是结构变迁的具有理论意义的基础。结构变迁的参数包括技术、人口、产权和政府对资源的控制。这样，我们可以发现，诺思的观点和马

4、克思主义史学观点有一致或相似的地方。后者在强调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的同时，重视上层建筑对经济基础的反作用，肯定作为政治层面的上层建筑和作为经济层面的基础有着逻辑联系。所不同的是：诺思主张政治一经济组织变迁(包括制度的改变)是社会结构变迁的具有理论意义的基础，似乎有上层建筑反而是社会结构变迁的基础的意思。至于把技术、人口、产权和政府对资源的控制作为社会结构可变的因素，那也是与马克思主义史学观点相似，看不出有本质的分歧。至少我们对诺思的这种观点并不陌生。—————————————————————————————————————①道格拉斯．C．诺思：《经济史中的结构与变迁

5、》，上海人民、三联上海书店，1994年版，2002年重印。②同上书，第63页。我想可否以自己的理解，不管马克思主义的论述还是诺思的论述，凡是有助于分析问题的，都加以吸取，在此基础上，就唐宋社会制度变迁对经济发展的影响问题作一番考察。一、关于国家界定产权问题我们比较熟悉马克思主义的国家理论，列宁的《国家与革命》一书在五六十年代是我们的必读的经典之作。国家是阶级统治机器、国家是一个阶级压迫另一个阶级的工具、国家具有暴力性质等等，是人所周知的论点。诺思关于国家的论述，为我们提供了新的内容。诺思所述的关于国家存在的两种解释即契约论与掠夺或剥削理论暂且不说，因为本节不讨论关于

6、国家的定义问题。我所注意到的只是与本题研究有关的国家界定产权问题。现结合中唐以后经济重心南移的过程加以阐述。诺思指出：国家提供基本服务的目的，一是“界定形成产权结构的竞争与合作的基本规则(即在要素和产品市场上界定所有权结构)，这能使统治者的租金最大化”①。他接着说，“而第一个目的是企图确立一套基本规则以保证统治者自己收入的最大化(或者，如果我们愿意放宽单一统治者的假设，那么就是使统治者所代表的集团或阶级的垄断租金最大化)。从再分配社会古埃及王朝到希腊与罗马的奴隶制到中世纪的采邑制，在使统治者(和他的集团)的租金最大化的所有权结构与降低交易费用和促进经济增长的有效率体

7、制之间，存在着持久的冲突。这种基本矛盾是使社会不能实现持续经济增长的根源。”②我们不能套用诺思上述观点去论证：在中国古代社会里国家也曾经有过这类国家“界定形成产权结构的竞争与合作的基本规则”。但可从诺思的论述中悟出一个道理：即国家为了维护自身的利益，必然制定若干基本规则，影响产权结构的竞争与合作。从中国古代历史的进程来看，所谓产权问题，主要集中表现在土地所有权上。50年代开始的中国古代史分期、封建土地所有制形式的讨论，从一个侧面反映了接受马克思主义历史观的学者们对中国古代土地这一基本生产资料的“产权”的看法，其中许多观点至今仍为人们沿用。概括地说，当时的观点包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