寻访历史上的“走西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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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寻访历史上的“走西口”　　在内蒙古地区，很多老人回想起“走西口”的事，都会不由自主地哼上几句“二人台”。除了那首脍炙人口的“哥哥你走西口，小妹妹我苦在心头……”许多地方小戏也生动形象地记录了“走西口”的历史。“走西口”讲述着历史上绵延数百年、规模庞大的人口迁徙现象，这段辛酸历史中包含的悲欢离合、挚情悲喜，又岂是一曲小戏就能完全记录下来的！扔鞋定路线确有其事山西右玉县的杀虎口，自古便是军事要地，元末明初这里一直处于交战状态，明政权稳定后，杀虎口作为明代的通贡之途，仅限于盐茶缎布等物资交换。进入清代，入蒙禁令逐渐松弛，随着康乾盛世时期的人口增长，人多地少，加之自然灾害频繁，百姓

2、不得不逃荒觅食寻找谋生之路，由内地奔赴塞外谋生的人日渐增多，由此形成了我国近代历史上大规模的人口迁移现象――“走西口”。“杀虎口”是“走西口”至塞外的主要通道，而事实上，“走西口”的路线有多条。6一种说法是，“走西口”可从不同“关口”穿越至蒙。据从事西口文化研究的包头作家柳陆介绍，这诸多关口包括晋西北的口、雁北的口、陕北的口、河北的口（张家口，即东口）;而另据山西省社会科学院的高春平说：“‘走西口’在当时除了杀虎口这条陆地线路外，还有几条可渡船的水路，但因陆路条件相对安全，所以大部分‘走西口’的人走的都是杀虎口一线。”高春平说：“出了晋中到了太原再往阳曲，过了雁门关之后有一

3、个叫黄花梁的地方，这里是一个岔路口，路指向两个方向。过去人们走到这里，往往都不知道该走哪一条路，于是就把鞋子脱下来往上扔，鞋子指向哪个岔口就走哪条路。如果走了右玉杀虎口方向，就是我们说的西口;如果走了另一条，就是北上到了大同，到了张家口。而这些线路都是民间自发形成的。”从地域上说，“走西口”的人以晋北、晋西北及雁北最多，大部分“走西口”的人为穷苦的农民、手工工匠或破落的小生意人，也有少数的小知识分子。“走西口”的人有零散的，也有成群结队的。大灾之年“走西口”的人多而杂，出去后做什么的都有，一切完全靠自己打拼。一些做得好的或发家致富的人留在了当地，也有一些“雁行客”，春天“走

4、西口”打工、种粮食等，秋后收了粮食和钱再回到家乡，往复来去。旧时认为带女人做生意是不吉利的，所以“走西口”的人通常不带配偶，女人留在家里照顾儿女和从事家务，却不知在外谋出路的男人何年何月才会归来。6据考证，从1875年至1945年间，仅河曲县到内蒙古定居者就近10万人，清代山西省前往口外的人口数字则更为庞大，外出移民总数达1300万之多。高春平说：“现在在呼和浩特，80%的汉人都是山西人‘走西口’留下的移民后代。”“走西口”的人，都是自发性的移民，他们大多数是因为灾荒活不下去才被迫走出去的，“河曲保德州，十年九不收。男人走口外，女人挖野菜”……种种言词都形象地反映了当时人们

5、艰难的生活状态。一直到清末民初，还存在着“走西口”的浪潮，直到解放后，人民的生活改善，“走西口”现象才逐渐消失。但由此开拓出的晋、蒙两地的民间交往却一直延续下来。西口路上的晋商“走西口”虽说是穷人的不得已行为，其中却也不乏把小买卖做成大生意的成功例子，且逐渐形成了一些颇具规模的商业群体。有学者认为，清代山西外出经商者有130多万人，相当于当时山西人口的1/10。一些声名显赫的商人，在当初“走西口”时，大多还是一些小商贩，关口内外物资的相互需求，造就了这些生意人进行买卖的条件与机遇。而成功者的榜样，给更多“走西口”的人带来了生活的希望，从而进一步推动了“走西口”的浪潮。柳陆说

6、：“晋陕人能吃苦，坚强勤谨。大多数的晋商崇奉诚信，这是他们行商的根本，也是‘走西口’6的晋商们行商的原则和灵魂。过去有人说山西人‘抠’，其实不公平，‘抠’是被迫无奈，不‘抠’就没有出路没法活命，正是这种‘抠’使他们中的许多穷人变成了富人，一些长工变成了地主，一些小商变成了巨富……”“走西口”出去的人中，把买卖做大的晋商很多，“大盛魁”商号就是其中之一。据说，大盛魁商号是从杀虎口起家的。康熙年间，杀虎口人秦悦、太谷人王相卿、祁县人史大学3个伙计随军做活计。康熙平定噶尔丹后，三人就留在了杀虎口做军需供应生意，并在杀虎口创建了“大盛魁”（最初叫吉盛堂）。后来大盛魁的买卖逐渐做大，

7、便把总号移到了归化城（今呼和浩特）。大盛魁结合蒙古地方特点，货品具有针对性，经营手段灵活，逐渐占领了蒙古各盟旗市场，其分号也足迹遍布。据说，大盛魁的规模之大，极盛时员工近万，每日的流动资金过万，仅每次运货的骆驼就有7000多头。从呼和浩特至乌兰巴托再至恰克图，“大盛魁”把茶叶、丝绸等关内物资运往北方乃至俄罗斯甚至欧洲，再把北方的皮草、羊绒运回来，进行南北物资的大交融。6据高春平介绍，当时在内蒙古地区有三大商号，大盛魁、元盛德、天义德。大盛魁是其中最大的，而且是历史上山西旅蒙商人中第一家用股份制进行经营管理的集团。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