反贪总局能否成为反腐新主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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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反贪总局能否成为反腐新主力  11月2日,十八届中央纪委常委、最高人民检察院副检察长邱学强在接受媒体采访时透露,中央已正式批准最高检党组提出的改革方案,将成立新的反贪污贿赂总局(以下简称“反贪总局”)。消息一出,外界多关注于该机构的规格提升,即局长将由一名副部级检察委员会专职委员兼任。更值得关注的是,这一已经存在20年的机构如何调整职能配置,变成新的反腐败专门机构,如何与十八大以来充当反腐“主力军”的纪检监察系统协同反腐,如何通过新一轮的司法体制改革突破检察机关长久以来面临的多重掣肘。升格只是第一步实际上,地方反贪局早就已经“升格”,从目前地方的检察院反贪局来看,一般局长都是

2、高配一级,而且不少反贪局长还由副检察长兼任。反贪总局是最高检的内设机构,其局长“高配”也并非首次,比如第三任局长王建明2004年担任该职,2007年被提升为最高检检察委员会副部级专职委员。其继任者陈连福原为最高检渎职侵权检察厅厅长,2013年2月卸任反贪总局局长后,才升任最高检检察委员会副部级专职委员。现任局长徐进辉原为反贪总局常务副局长,2013年9月才履新。9“最高检曾经讨论过反贪总局更名的问题,学者提出的建议是改为职务犯罪侦查总局更名副其实,但是中央很难再批一个新的机构,就仍然沿用了这个名字。”中国人民大学法学院教授何家弘向《南风窗》介绍说。2006~2008年,何家弘

3、曾在最高检挂职,担任渎职侵权检察厅副厅长。从近期来看,在高压反腐态势下,今年至今反贪总局直接查办和组织指挥办理的省部级专案已有20件。其中,比较受关注的是国家发改委系列案件和中央电视台系列案件。升格至副部级的反贪总局将定位为“集中精力直接查办大案要案”。尽管在人们的印象中,这一法定的腐败犯罪侦查机关反腐上的“存在感”较弱,但事实上,在其1995年成立后的一段时期,曾发挥着重大作用,先后参与查办了北京原副市长王宝森案、上海原市委书记陈良宇案等一系列大案要案。从近期来看,在高压反腐态势下,今年至今反贪总局直接查办和组织指挥办理的省部级专案已有20件。其中,比较受关注的是国家发改委

4、系列案件和中央电视台系列案件。截至目前,共立案查办国家发改委系统11人,包括国家能源局原副局长许永盛、新能源司原司长王骏、核电司原司长郝卫平、煤炭司原副司长魏鹏远等。9随着反腐走上制度化和法治化轨道,各级反贪部门除了接受纪委移交的案件,更多将进行直接侦办。而以目前的检察体制和办案力量来说,的确很难与法治框架下的常态化反腐对接。“我们这里的反贪局从办案量上呈缓慢上升趋势,但在一定时期出现过下降趋势。”在北京市某检察院检察官罗振看来,检察机关办案成效确实受到多方影响。尤其是修改后的刑诉法实施以来,更加注重对犯罪嫌疑人权利的保护,检察机关需要时间适应新的变化。比如,律师可以不经检察

5、机关批准而会见嫌疑人,实践中,经常出现律师会见后,嫌疑人翻供的情况。罗振就曾亲身办理过一起这样的案件,在采取强制措施前,犯罪嫌疑人承认了收受数十万元的事实,在对其进行讯问的过程中,均进行了全程录音录像,并让其亲笔书写涉嫌犯罪的事实经过。但采取刑事拘留强制措施的第二天,律师前往看守所会见后,该犯罪嫌疑人否认那笔钱系其受贿。法院最后还是采信了检察院的证据。“不过,这只是特例,之前的口供和银行转账记录都是关键证据。更普遍的情况是,嫌疑人一开始就不承认,对大额财产也多以借款等理由为解释,很多时候就不了了之。”罗振说,再加上目前检察机关的侦查模式比较传统,信息化侦查格局尚未形成―比如上

6、述案例中,账户是一家银行一家银行去查,有时候银行3个月都没有回音,远不适应目前形势下职务犯罪侦查的需要。9最高人民检察院副检察长邱学强也坦承:“(反贪总局)成立20年,一些影响办案成效的问题逐渐暴露出来,特别是机构设置不合理、力量分散、案多人少、统筹乏力、装备落后等问题日益凸显。”随着职务犯罪向系统化、区域化、家族化、群体化趋势演变,特别是在保持腐败案件查处力度的要求下,能力和力量都存在不足的反贪部门,显然无法扮演反腐新利器的功能。“升格”使得反贪部门在权威性和话语权上有所扩大,但只是第一步。一局二厅合并?“除了反贪总局,最高检还有渎职侵权检察厅、职务犯罪预防厅和检察信息技术

7、中心,都和反贪有关。但其实这些工作之间都有关联,比如渎职案件往往和腐败有关系,所以几个部门在工作上有重复。”何家弘说。他认为,这是一种分散型的侦查体制,这种体制,很难承担反腐“主力军”的功能。9最近,最高检邀请专家咨询委专门讨论检察体制改革的落实,作为专家咨询委的成员之一,何家弘也提出了自己设想已久的建议:首先是加强一线办案人员的力量,不再按照案件种类设置,比如改变现在的一处负责渎职案件、二处负责受贿案件的划分,按照地域来实现跨行政地区划分。涉及司局级以上的由反贪总局直接立案侦查。基层检察院可以取消反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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