制度本土化-一个过程的视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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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制度本土化:一个过程的视角【摘要】借助《告别理想：人民公社制度研究》一书探讨“舶来制度”本土化的过程及其经验教训，论述因外来制度与本土传统之间的张力而引起的社会成员行为由单面向向双面向的转变，形成时代性的双轨模式及路径依赖。指出以开放的姿态、包容的情怀与多元的视角进行制度移植与设计，建构符合传统的制度形态、反馈机制以及横向和纵向两种监督，是制度本土化的使命。【关键词】制度本土化；人民公社；路径依赖社会转型涉及国家、社会和个人之间边界的动态界定以及利益的不断调整。制度本土化，是社会得以在动态均衡中

2、安全转型的必经阶段。面对转型中的剧烈变化，研究者不仅应关心最新的动态，也要以批判的眼光审视过去留下的足迹。从社会学角度看，人民公社制度曾是中国农村最重要的制度模式，是改革前基层经济、政治、文化和社会各方面运作的缩影，以它为讨论对象，对研究我国的制度本土化有着特殊意义。本文采用过程分析视角，因为过程可以作为一个相对独立的解释源泉或解释变项，便于关注、描述和分析人民公社制度的嵌入过程，对其内在机制进行动态解释。一、人民公社制度71952年新中国土地改革实现了地主土地所有制到农民土地所有制的强制性变迁

3、。政府不失时机地引导农民走集体化道路，从互助组、初级社到高级社，再到人民公社。在《告别理想：人民公社制度研究》中，张乐天以浙北的联民村为研究对象，运用实地研究法，全面考察了公社制度的嵌入过程及由此引发的政治、经济、社会和文化冲击，为制度本土化分析提供了详实的历史材料。（一）单面向的传统村落费孝通指出，传统中国的基层社会是一个熟人社会，具有“差序格局”、以德为纲、稳定的人口格局等特质。以浙北农村为例，20世纪40年代的社会状况表现在三个方面：第一，土地。40年代浙北农村人地矛盾凸显，土地兼并导致农

4、村贫富差异悬殊。解放前夕，浙北盐官地区地主、富农的人均土地是中农的6.68倍，是贫农的11.49倍，雇农的21.58倍；无地、少地农民从其他无力耕种或不愿耕种的土地所有者那里租赁土地，因此背负了沉重的地租负担。第二，农业生产。首先，土地经营规模呈阶层化状态：富农、中农和佃农是主要的家庭农场经营者；贫雇农缺少足够的耕地而依靠打工维持生存。其次，农业生产单位多为家庭，传统强化了家庭内部的性别分工意识。最后，土地经营效益低，盐官地区乃至浙北都面临着农业生产危机。7第三，经济生活。首先，在业已分层的村落

5、里，消费状况有着明显家际差异和内部自给性。其次，社会结构近似“倒丁字型”――大多数穷人和极少数富人生存于同一场域，但二者基本没有政治冲突，其矛盾更多反映在经济和社会层面，农民习惯于区分穷人和富人、好人和坏人，但他们不可能区分出阶级，更不可能具有阶级的自觉性。传统村落向现代社会过渡的征兆已显现，但在合作化运动全面开启之前，村庄的结构紧张以及成员在行为和观念上的矛盾都没有越出传统村落文化的框架。（二）双面向的“革命”村落1960年上海政治局扩大会议上，中央提出了“在8年内人民公社由基本上队所有制过渡

6、到基本上社所有制，并且提出向全民所有制过渡的设想”。人民公社时期的革命氛围浓厚，但村民对政治运动的态度却比较模糊，由此生发出双面向行为特征。经济上，一方面国家掌控市场，拥有对主要农产品的收购和定价权；另一方面计划外市场存在粮食交易、黑市交易、票证交易以及介于国家与市场间的“开后门交易”等方式。农民在夹缝中求生存，自发资本主义倾向日渐明显。生活上，“破旧立新，移风易俗”成为流行语，部分领导人更强调“推陈出新”。但这种批判没有将旧传统连根拔起，当革命撕裂着村落、冲击着农民的心灵的时候，传统会起着连接

7、村落、安抚民心的作用。7（三）后公社时代的村落社会1984年底，全国的人民公社政社分开、建立乡政府的工作基本完成，这标志着人民公社制度的终结。后公社时期，乡村的超经济强制淡化，政治权力收缩，这一时期乡村干部和群众的态度是复杂的。以包产到户为例，即使在改革开放以后政治思想比较宽松的情况下，从中央官员到乡村干部都存在分歧，争论焦点在于这是社会主义还是资本主义道路。生活中，农民部分地延续人民公社时期的行为举止。比如他们会起而维护集体经济的利益，揭发各种“挖社会主义墙角”与好吃懒做的行为；70年代初期中

8、国政府推行了计划生育政策，“一好，二足，三多，四超”的官方号召甚至内化为农民的生育标准，不论是出于遵守政府的政策，还是出于对经济收入的考虑，大多数家庭遵循了这一号召，不超过三个孩子，在许多情况下只有两个孩子，特别是如果这两个都是儿子时。二、制度本土化的过程分析人民公社制度可以看做新中国政府渴望实现“国家辛迪加”构想的本土化尝试。本文根据《告别理想》将这一过程划分为三个阶段，即制度变迁前、变迁中、变迁后，通过理解态度与行为的变化，得出制度本土化的历史经验和教训。7第一阶段，乡村社会受传统拉力的深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