战后美国在日本实行的审查制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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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战后美国在日本实行的审查制度“二战”以后，为了改变日本的军国主义思想和极端的国家主义思想，并教给他们美国的民主主义价值观，驻日盟军总司令部的官员理所当然地认为，基于两次世界大战的经验，要对审阅以及报道机构给予行政上的指导。事实上，在军事占领开始之前，为了实现日本非军事化和民主化的目标，美国政府决定最大限度地利用媒体。1945年初，由国务院、陆军部、海军部组成的“三部调整委员会”下属的远东小委员会的委员长尤金・H.杜曼说：“改变日本民众基本的思考方式是我们在这场战争中最重要的任务。”为了实现对日占领的目标，该远东小委员会认为运用

2、“一切媒体和传播手段”是理所当然的事情。为了对抗法西斯主义和共产主义的意识形态，确保美国在日本的长期的政治利益，远东小委员会强烈希望在恢复和平之后，战时宣传活动和心理战争的方法可以被继续运用。7占领当局为了在日本的政治、经济、文化等各个领域确立民主原则而竭尽全力。尤其是民间情报教育局在密切关注能够让日本人振奋的有关民主主义的理念和信息的同时，还通过图书教诲日本人。但是，他们又不希望给人以强迫日本人的印象。民间情报教育局为了实现此目标，准备了两种战术：一是，为了净化思想和言论，盟军的民事审查支队通过审�限制管理日本媒体。民间情报

3、教育局希望控制对美国有害的信息以及不合心意的译著在日本的发布和出版。其主要目的在于防止日本人和其他国家利用媒体批判、反对对日占领；二是，除了控制有关对日占领目的的信息，为了宣传美国民主主义理念，情报普及分科（后称情报科）要最大限度地利用媒体。但是，民间情报教育局很快意识到了这个战术面临的窘境，一方面拥护言论自由，另一方面又限制言论自由。占领当局者认为要平衡这两个战术是“言之易，行之难”的。因为民间情报教育局的政策和行动是以控制民主主义来普及民主主义，这是自相矛盾的行为。根据“第12号文件”，面向日本读者的所有书籍都必须获得情报

4、科的许可。因此，民间情报教育局报道出版科和民间谍报局合作开展对翻译和出版物的审阅。情报科由民间人士唐纳德・布朗、民间情报教育局局长唐纳德・纽金特中校和纽金特的秘书、女子军团的格林纳・克鲁上尉73人组成。布朗是核心人物，负责从海外运到日本的所有书籍。他在决定翻译书籍的时候，将盟军总司令部的政策目的和日本纸张不足的情况都考虑在内。布朗毕业于匹兹堡大学，以前曾是在东京发行的英文报纸《日本广告报》的记者。1945年12月，他再次来到日本，直至占领结束都在民间情报教育局工作。克鲁战前曾经在神户女子学院担任秘书，很了解日本。这3位审阅了英

5、文版的图书之后，再协商决定允许将哪些图书翻译成日语。占领初期，虽然许多日本人对美国抱有强烈的好奇心，但同时也对盟军总司令部发布的信息和出版物持怀疑态度。实际上，在军事占领的情况下，日本人对美国的消极回应是不可避免的。尤其是民间情报教育局的审查和媒体管制惹恼了日本国民中的一些特定人群，特别是知识分子和大学生。大多数情况下，盟军总司令部的指令都是腾空而降，不做充分说明，也不允许大家议论，他们为此感到了盟军总司令部的审阅制度所带来的侮辱。在审查制度下，知识分子不能随心所欲地撰写、出版有关欧洲现代史、美国现代史以及政治问题的文章和图书

6、，因此他们对占领当局感到十分厌烦。然而，为了不让占领当局察觉到他们对于军事占领的批判态度，他们在一定程度上压抑了自己的情绪，努力不直接表现出来。日本问题专家纳尔逊・C.斯平克斯认为，随着对日占领渐近尾声，日本人感到可以比以往任何时候更自由地批判美国人的言行，在他们中间反美情绪不断�涨。总体而言，所有的日本人都对官僚式的繁杂的审�手续感到不满。比如，赠送个人礼物、交换书籍的时候，无论何种情况都必须通过民间情报教育局审查官的审�。甚至美国友人寄来的赠送给日本个人的书籍也会因为审查而被没收。当得知盟军总司令部的审�7比日本军部的审查

7、更加严格时，日本的知识分子生发出极其反感的情绪。共同通讯社的专务理事松方三郎和东京大学教授、美国法律的专家高柳贤三抱怨说，盟军总司令部的审�制度缺乏正确性，难以预测。1947年6月，20名教授聚集在关西学院大学讨论大学教育的时候，纷纷表示了对于盟军总司令部审查制度的不满。一位教授说由于盟军总司令部的审查，很难客观叙述西方历史和亚洲历史，因为盟军总司令部将所有批判美国的内容都作为审查的对象。包括知识分子在内，人们指出盟军总司令部是耽误自己的作品出版的罪魁祸首，并对此感到相当不满。譬如，民间情报教育局将美国律师协会的日语杂志的出版

8、推迟了2周，因为托马斯・L.布莱克摩尔向这个法律专业杂志投稿的论文中带有些许批判盟军总司令部政策的内容。“布莱克摩尔事件”暴露了民间情报教育局审查制度的矛盾。虽然民间情报教育局努力普及民主主义的理念，但与此相反，审查官在盟军总司令部的权力和权威下又管制民主主义的理念。关于民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