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中外名记的新闻专业主义精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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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论中外名记的新闻专业主义精神【关键词】“中国的西北角报道”；范长江；斯诺；福尔曼；新闻专业主义精神；职称论文本文所称之“中国的西北角报道”，指的是20世纪三四十年代，中外记者在抗战大背景下，冲破国民政府对红色中国的重重封锁和对记者的种种阻挠而采写完成的，主要以反映中国西北部情况为目的的报道；这些报道都发表或结集出版在抗战结束或新中国成立之前，其中反映中共领导下的抗日军民和以延安为中心的红区面貌之篇章尤其引人注目。在现代新闻史上，“中国的西北角报道”著名的有：中国《大公报》记者范长江的《中国的西北角》、《红军与长征》、《塞上行》等，美国《纽约太阳报》和英国《每日先驱报》记者埃

2、德加?斯诺的《西行漫记》（又译《红星照耀中国》），斯诺的妻子、美国作家兼记者尼姆?威尔斯的《续西行漫记》（又译《红色中国内幕》），美国合众社和英国《泰晤士报》记者哈里森?福尔曼的《北行漫记》（又译《红色中国报道》），美联社、《曼彻斯特导报》、《基督教科学箴言报》记者G?斯坦因的《红色中国的挑战》，美国《时代》杂志、《纽约时报》、《同盟劳动新闻》记者伊斯雷尔?爱泼斯坦的《中国未完成的革命》，等等。“中国的西北角报道”，特别是其中对红色中国全景式的扫描和手术刀式的解剖，揭开了以延安为中心的中国西北部的神秘面纱，为世人正确认识中国共产党及其领导下的事业的面貌，提供了新闻专业的视角

3、和大量可以写进史册的有价值的素材，也为时人解开心中关于中共及其领导下的军队的种种疑问和谜团，提供了鲜活的答案。本文以其中影响最大的范长江的《中国的西北角》、斯诺的《西行漫记》、福尔曼的《北行漫记》为蓝本，参考相关资料，探讨其中闪耀着的新闻专业主义精神。在艰苦卓绝的采访过程和震撼世界的采写成果中，范长江等中外名记虽然风采各异，但在新闻专业主义精神方面，他们至少在三个方面存在共通之处：一、强烈的神圣的使命意识作为记者，范长江、斯诺、福尔曼等人都有强烈的神圣的使命意识，以报道事情的真相为己任。范长江的中国的西北角系列报道，创造了中国新闻史上的“三个第一”：他是“在国内报纸上公开如

4、实报道工农红军二万五千里长征的第一人”[1]，他是向国统区报道“西安事变”真相的第一人，他是国内以记者身份进入延安采访毛泽东等领导人并如实报道陕北革命根据地情况的第一人。范长江能够创造这三个第一，源于其强烈的神圣的使命意识。作为记者，范长江坚持正确的政治方向，始终追寻民主、自由的社会，把报道事实、反映真相作为自己毕生的使命，追求新闻采访的自由，追求发表“一种社会意见”的言论自由。1937年4月他在通讯《忆西蒙》中写道：“除了自己的生命限制外，我们要有在我们领土居住移动的绝对自由”，“言论自由，在复杂的国家情形下是让各方面的人民表示其意见的最好方法，许多新闻纸本身，自然难免各

5、有其背景，然而它的背景，即代表一种社会意见。”[2]为了这些信念，他冲破重重阻碍，在变幻莫测的时局下，深入中国西北部采访，反映了系列“广大群众欲知、应知而未知的重要事实”（范长江对新闻的定义）。斯诺“以报告文学《红星》（即《西行漫记》，笔者注）为最初的宣传书、战斗令，向全世界生动地报告了中国红军长征、抗日壮举以及建立新中国的壮志雄心，使罗斯福总统不断修正自己对中国共产党和中国革命的看法，并三次召见斯诺，斯诺本人也因此成为西方社会‘中国信息的’”[3]。作为第一部由外国记者介绍红区的纪实性著作，毛泽东对此书给予了极高的评价，他说：《西行漫记》“是一本真实地介绍我们情况的书”，

6、“是外国人报道中国人民革命的最成功的两部著作之一”。[4]斯诺能写出《西行漫记》，源于他对中国的热爱、对中国人民苦难的深切同情，以及他的“中国的事业是站在真理、公正和道义一边的”[5]的坚定信念。1932年，斯诺在一篇文章中写道：“我已在中国生活了很长一段时间，我对她怀有一种热爱之情，同时也深深地为她悲哀。我在这里看到了如此深重的灾难与苦痛，他们的沉重触动了我的内心深处，使我感到难过至极，无法控制，在我看来，中国人民的品德是如此的美好，性格是如此的坚强，我们应尽一切所能来恢复他们对生活的希望与信心。”[6]在这些信念的支撑下，斯诺以报道中国事情的真相为己任，从1928年底开

7、始，他以《芝加哥论坛报》远东特约记者等身份，在中国开始旅行采访，向世界报道中国的情况。1936年6月，为了“一些未获解答的问题”，“为了探明事情的真相”，他“拿一个外国人的脑袋冒一下险”，从北京踏上去西安的慢车，开始了长达五个月的探寻红色中国之旅。福尔曼的《北行漫记》，是《西行漫记》和《续西行漫记》的姊妹篇。斯诺夫妇之后，福尔曼等人组成的中外记者团的访问，“是对国民党将近五年来禁止中外新闻界访问解放区的第一次突破”，“把一座被关闭了很久的门，打开了一个缝隙，使光线透进来”。[7]“福尔曼是参观团中将他的专著出版的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