传媒对于当下文学的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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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传媒对于当下文学的意义　　可喜的是，国内许多学人对此论题展开了热烈的研究，“90年代文学”、“新世纪文学”、“文学消亡”、“文学泛化”、“文学边缘化”、“娱乐文学”、“消费文学”、“快餐文学”、“全球化时代的文学”、“数字时代的文学”、“技术时代的文学”等都成为当下文学研究的关键词，而这些关键词都涉及到当下文学的变化发展问题。学者们对当下文学的剧变大致有三种阐释：“文学消亡论”、“文学边缘化论”、“文学泛化论”。　　这几种论述虽各有其侧重点，但都不否认这两点：1.文学衰落了;2.衰落的原因与大众文化、消费社会或全球化浪潮密切相关。诚

2、然，这些论述有其或多或少的合理之处，但它们都没有对影响文学发展的关键要素——传媒给予应有的高度重视。笔者以为，传媒是影响文学发展的关键因素，大众文化、消费社会、全球化浪潮以及文学的剧变在很大程度上都是魔力无穷、无远弗届的传播媒介发展的一种结果。我们只有从传媒的视角去分析当下文学的变化，才能找到真正令人信服的答案。　　把传媒和文化结合起来进行研究，在欧美学界源远流长。在欧洲，法兰克福学派的一些学者较早对传媒和文化倾注了较大的热情。葛兰西的“文化霸权”理论，卢卡契的“物化意识”理论，霍克海默和阿多诺的“工具理性批判”理论、“文化工业”理

3、论，本雅明“机械复制时代的技术论”，马尔库塞的“单面人”理论，哈贝马斯的“公共领域”理论等都注意到传媒和技术的巨大影响力，对传媒和技术所造成的社会和文化的异化进行了激烈的批判，在他们充满政治意味的批判话语里，传媒和技术本身都不是清白的，都是具备意识形态色彩的异化力量。而兴起于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的英国文化研究学派则从文化、权力、意识形态等角度切入来探讨各类社会现象，尤其是以传媒为中心来研究大众文化现象。　　其杰出代表是斯图亚特·霍尔，他的《电视话语的制码解码》一文强调了受众对传媒文化解码的积极性和能动性，使文化和传媒研究从法兰克福学派

4、的消极色彩中走了出来。在法国，有一批关注过或还在关注传媒与文化的著名学者，包括社会学家布尔迪厄、后现代理论家让·鲍德里亚、后现代文化传播理论家布希亚德，他们的理论至今都在影响世界多门学科的发展。　　在美国，传媒与文化相结合的研究更是学术热门。从早期的米尔斯、罗森伯格到中期的阿特休尔、H·席勒，再到现在的巴格迪肯、道格拉斯·凯尔纳、罗杰·菲德勒等，直接或间接研究此论题的学者接踵产生，而著作和文章更是成批出现。另外，还有解构主义大师德里达、加拿大的著名传媒研究专家麦克卢汉、英国学者汤林森、英国社会学家斯特里纳蒂、“后工业社会”理论的提出

5、者丹尼尔·贝尔、当代美国著名的西方马克思主义理论家、后现代文化逻辑研究的出色代表杰姆逊、活跃于当今欧美文学批评理论界的希利斯·米勒等人都对传媒与文化给予了程度不同的研究。但是，在西方，除了西方马克思主义学者、后现代主义理论家以及德里达、希利斯·米勒等人的零星提及，把传媒和文学结合起来的专门研究者和著作文章，都缺乏典型的代表。　　在国内，传媒与文化相结合的研究起步较晚，但自20世纪80年代以后，涌现出一些学者和教授，表现出把传媒和文学结合起来的浓厚兴趣，典型代表有黄鸣奋、欧阳友权、金惠敏、杜书赢、余虹、陈霖、周宪、张荣翼、陶东风教授等

6、。但令笔者感到遗憾的是，虽然这些学者对传媒时代的文学发展和变化这个论题给予了一定的关注和阐释，但他们要么把这个论题扩大为大众文化和消费文化研究，要么只着眼于一种传媒、一种文学样式、一种文学现象进行研究，缺乏从传媒这一关键要素出发对文学发展作出的具体阐释，更缺乏从传媒角度对当下文学变局的系统性分析。　　二、传媒对当下文学的解构　　文学传播依赖于传媒，但传媒对于文学来说又不止是“一种工具”、“一种技术”那样简单。实际上，正如哈贝马斯等西方马克思主义者所分析的，在媒介时代尤其是大众传媒时代，媒介和技术已升格为一种权利，具备意识形态性。马歇

7、尔·麦克卢汉也研究出了震惊世界的结论——“媒介即讯息”[1]，哈贝马斯和麦克卢汉的观点告诉我们两点：1.传媒并不仅仅是冰冷的技术，它具有意识形态属性，具有主体的控制力。2.传媒与讯息并不是能随意分离的，传媒与讯息往往浑然一体，制造出惊人的影响力。显然，仅仅把媒介理解为一种工具与技术，那是肤浅的;媒介同时是改变某些事实与格局的决定性原因。实际上，从来不是“传媒适应文学”，而是“文学适应传媒”，或者说是“传媒逼着文学走上变化之途”。　　综合考察传媒影响文学发展的历史，我们可以看到这样几个规律：1.传媒的发展与革命必然影响到文学传播的变化

8、，进而影响文学的发展和变化。2.传媒会促成旧的文学形式的衰落和新的文学形式的诞生。3.在特定的时代，传媒的特点在相当程度上影响着这一时代文学的特点[2]。　　具体来说，传媒对当下文学首先有一种解构作用，即因为传媒的革新，文学传播既定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