与对手贸易：一种国家——社会的分析框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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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与对手贸易：一种国家——社会的分析框架　1812年，美国开始同英国交战以谋求“第二次独立”。奇怪的是，无论是在开战之前或是开战之后，美国都没有切断同英国的贸易。在1914年一战爆发前的一段时间，英国已经感觉到了德国的扩张战略，但仍继续与德国贸易，客观上使得德国的经济实力愈发强大。现在，美国虽一再表达中国可能是其未来的战略竞争对手，可同样地要和中国扩大经贸联系，似乎并不担心中国日后真的与之发生冲突。　　这些具有深远历史意义的事件都有一个共同特点，即与对手贸易。本文旨在从理论的角度深入分析这一独特的国际政治现象产生的原因及影响因素。与已有的分析路径不同，本文构建了一种国家－社会的分析框架以力图更

2、好地解释这个问题。本文分为五部分，第一部分梳理已有的解释并对其进行简要评价，第二部分提出国家－社会的理论模型，第三部分从该模型出发，探讨一国政府在与对手贸易时所可能采取的政策，第四部分讨论影响与对手贸易的相关因素，第五部分为结论。　　　　一、已有的解释及简短评价　　　　学界并未忽视这一重大国际政治问题，不少学者已经对此进行了比较深入的探讨。大致上，可以把已有的解释归结为三个方面：相对收益的考虑、对手的性质以及不确定性的决策。　　　　（一）相对收益与绝对收益　　　　相对收益和绝对收益是新现实主义和新自由主义论争的主要内容之一，其重要性在于估计无政府条件下国家合作的可能性。对手之间的贸易实际上也

3、是某种形式的合作，所以采用相对收益这一范式对其进行分析在各种已有解释中处于主流地位。需要指出的是，相对收益和绝对收益的分析框架仍是一种比较笼统的概括，在其内部，还可细分出三种不同的解释路径。　　第一，获取超过对手的相对收益。源于贸易的收益在国家之间的分布具有不对称性，国家对这种不对称性相当敏感，这使得一国更为关心本国在与对手贸易中所获得的相对收益。基于此，只要一国认为在双边贸易中获取了比对手更多的相对收益，该国就愿意继续同对手贸易。随着贸易的深入以及相对收益的不断获得，一国能够拥有相互依赖中的不对称优势，从而可以向对手施加长久性的战略影响。此种解释的一个难点在于如何衡量相对收益的多寡。在此种

4、情况下，国家如何确保自己的收益一定要比对手国多？如果能够计算相对收益的多少，同样持相对收益思维的对手国由于惧怕自身利益受损，也会限制贸易。这样也不会产生与对手贸易的现象。　　第二，针对第三方的相对收益。一国可能同时面对多个对手。在衡量这些对手对本国造成的挑战时，该国会重点锁定其中某一个为当前的最大威胁，而其他对手对本国造成的安全威胁会被认为较小。此时，该国的理性选择是限制或停止与最大威胁国的贸易，同时为弥补与最大威胁国贸易的减少而造成的损失，不得不继续和其他威胁较小的对手进行贸易以提升自身的经济实力。这种解释犯了一个严重的逻辑错误。与对手贸易中的“对手”势必是对本国安全造成重大威胁的，那些不

5、对本国造成重大威胁的国家还能否被称为对手呢？更重要的是，不与威胁最大的国家进行贸易事实上已经否认了与对手贸易这个命题。　　第三，考虑本国的绝对收益。部分学者尽管同意相对收益的重要性，但更强调绝对收益的普遍性以及可能性。基于重复的囚徒困境博弈，持该种观点的学者认为无政府状态并不意味着缺少合作。相反，国家更多的是从绝对收益的角度来判断本国的经济和军事能力。在与对手贸易的时候，国家并不十分关心本国获得的利益相对于对手是多还是少，而是关心本国有没有从中获利。如果本国从中得到了利益，贸易将得以延续。强调绝对收益因素在塑造国家对外政策中的作用是典型的自由主义观点。不过，这一观点确实面临着经验解释上的困境

6、。比如，如果仅仅考虑绝对收益的话，美国就应该放松对中国的出口管制。因为这样做可以有效弥补美国对华贸易中的巨额赤字。　　　　（二）对手的性质　　　　利伯曼（PeterLiberman）主张，研究与对手贸易这一问题不能脱离对对手性质的分析。他认为，对手的性质差异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一国是否与其贸易。在他看来，对手可以分为两种：第一种对手距离本国较近、国力强盛且拥有进攻性意图；另一种对手距离遥远、国力有限并采用防御性战略。可以预见，一国将会限制与第一种对手的贸易，但对于第二种对手，由于它可能造成的安全威胁比较遥远，所以国家不会限制同其进行贸易。与对手贸易的国际政治现象由此产生。此种观点犯了与“针对第

7、三方的相对收益”解释同样的逻辑错误：避重就轻地回避了对真正的对手进行分析，而是选择了不能称之为对手的对手加以论证。　　也有学者从对手国国内的政治制度民主与否来对此进行解释，这实际上是“民主和平论”在该问题上的具体运用。由“民主和平论”展开，与对手贸易的逻辑演绎如下：某个民主国家与另外一个民主国家进行贸易，该国秉承民主国家极少发生战争的政治理念，并不十分担心产生对本国不利的贸易的“安全外部性”，所以不会限制与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