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新闻传播学量化研究的艰难起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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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我国新闻传播学量化研究的艰难起点我国新闻传播学量化研究的艰难起点　　在新闻传播学研究方面.L.，为了更好地向前看，需要适当地向后看，了解我们从何处来，才能知道我们将往何处去。为此，我们特别留意了改革开放初期创办的三种新闻传播学期刊《新闻学论集》(1980-1999，2007年复刊)、《新闻学会通讯》(1980-1989)和《新闻学刊》(1985-1989)中的诸多内容。从中，我们可以回顾并发现许多当时或许不甚注意，或许习以为常，而今天看来却应该注意或改正的东西。本文拟对3刊中有关新闻传播学数学方法的使用做一些介绍与评论。　　英国哲学家休谟说过：数学

2、较人事科学有一种大优点，它所以有优点，正在于它的各个观念是可感的、明白的、确定的，它们的最小差异也可以立刻被我们所觉察，而且同一的名词总是表示同一的观念，并没有歧义或变化。然而，数学科学性的这些优点，在中国新闻传播学的起步阶段，由于以阶级斗争为纲思维的延续，被有意压制和忽视，直到改革开放多年之后，这种情况才稍有好转。本文讨论的目的，不在于批评哪个人，只在于总结经验，真正理解学术研究的本质，谨防用政治替代、冲击其他的错误重演。　　　　一　　　　如果回到1980年，那时我们如何认识量化研究的呢?当年，我国一位传播学研究者这样写道：不少美国的新闻学理论的

3、文章和著作，利用了统计、逻辑和数学的方法随之还相应地出现一些数理公式和逻辑符号，使人看后实在费解其实，不过是些唯心主义糟粕。这段话在发表的时候很平常；然而，今天读来不免令人扼腕。现在去翻近30年前的旧账，绝非追究谁的过错，这也不完全是个人的过错，观念是历史和环境的产物。上面这段话，可以被看作是1980年我国新闻传播学界对新闻传播学量化分析方法的普遍态度。在这种思想指导下，我国新闻传播学界在各种研究中都很少采用甚至有意回避数学方法。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新闻系第一届研究生中，有一位使用较为简单的百分比量化分析报纸版面的构成，答辩的时候差点没通过，因为

4、多数委员认为这不是研究，这位学生虽然毕业了，但没有拿到硕士学位(我国硕士学位1981年起实行，第一届研究生1978年入学时没有学位培养计划，故1981年毕业时，作为试行，从严掌握，这批学生中三分之一不给学位)。　　对量化分析的漠视和否定，主要在于那时我们尚不知道什么是科学方法论，政治替代学术的倾向尚来不及纠正。研究者们必须把新闻传播学看作是某种有立场、有感情的学问，我们理直气壮地承认自己是无产阶级专政的工具，不是更好得多吗?在那样的背景下，任何提到客观、纯粹观点和说法，都会被视为客观上给资产阶级新闻学多少起了涂脂抹粉的作用。因为，如果客观了，纯粹了

5、，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的阶级矛盾也就难以分辨出来了。而量化分析，是不会讲究这些的。　　这种完全摈弃统计、逻辑、数学方法的研究状态，1982-1983年出现些微转机。当时，报纸开始普遍提倡为读者服务。问题在于：办报人不了解读者，又如何为读者服务呢?于是，基于为读者服务理念之上的读者调查活动取得了合法的活动空间。1982年通过计算机处理调查数据的研究方法，在当时十分罕见，陈崇山、柯惠新等人领导一批年轻人一次开展了北京市读者听众观众调查。当时担任北京《新闻学会通讯》责任编辑的朱向霞谈到这次读者调查时说：这在中国是首创，影响很大，意义更大。不过，当时的调查显

6、然还是比较简单的。　　这次读者调查活动的成果，最终反映在了《新闻学会通讯》上。1983年《新闻学会通讯》第1-2期刊登报纸如何为读者服务专题，开始了关于服务性新闻的轰轰烈烈的讨论；1983年第5-6期则是厚厚的1982年调查的报告专刊；1983年第18-19期刊登了多篇讲授调查方法的文章，其中包括译文《美国民意调查方法介绍》。　　用现在的眼光看，当时颇具规模的调查和分析，不过是数学方法运用于社会实践的最浅层次，其方法是简单的数据统计。正如法国思想家福柯所论：调查无疑一直是简陋的但却是基本的因素。在调查这一层面，学者们采用数学方法研究新闻传播学，很大

7、程度上出于实用的目的：因为要研究读者的需求，用统计方法调查读者的态度更科学和准确，仅此而已。即使这样，该项调查因为《中国日报》报道时采用了民意调查的英文，曾受到当时主持意识形态工作的中央政治局委员胡乔木的查问。刘海龙回顾这段历史时指出，1982-1983年读者听众观众抽样调查，恐怕连研究读者的需求也还谈不上，它的主导思想与出发点依然是党报的群众路线。　　从科学方法论的高度对这一问题进行反思与反省，并进行自觉论述，大约是1987年以后的事情了。　　　　二　　　　我国引进传播学后,1983年传播学一度被视为精神污染。一时间，除了批判传播学否定阶级斗争的

8、文章外，介绍传播学、探讨传播学的文章在学术刊物上几乎销声匿迹了。但是，有关信息论、系统论的探讨却依然在进行中，譬如，喻国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