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熙载在陶渊明论中的思想探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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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刘熙载在陶渊明论中的思想探析　　摘要：刘熙载一生恪守着儒家信仰，特别重视人格修养。他在《艺概》中，把人品摆在了第一位，并明确提出了“诗品出于人品”这一论诗范畴。他特別服膺陶渊明，认为“陶渊明则大要出于《论语》”。本文试图通过刘熙载对陶渊明论说的分析，以窥其思想及他对人品重视的原因。　　关键词：刘熙载；人品；《艺概》；陶渊明　　　　刘熙载是一个粹然儒者，《清史稿》称其“以正学教弟子，有胡安定风”①[注:①刘熙载兴学育才，传承孔孟之学，并注重笃实践履，这与胡瑗同。]。他在晚年所撰自传性《寤崖子传》中说：“于古人志趣，尤契陶渊明。其为学与教人，以迁善改过为归，而不斤斤为先儒争门户。”

2、“迁善改过”是儒家自我修养的根本，“德之不修，学之不讲，闻义不能徙，不善不能改，是吾忧也”（《论语•述而》），刘熙载在自述中以此自称，可见他不仅主张且以身实践着儒家道德修养。咸丰帝曾赐他“性静情逸”［1］四字，胡林翼以“贞介绝俗”［1］特别推崇。在他督学广东时，曾作《惩忿》、《窒欲》、《迁善》、《改过》四箴训士，认为学圣贤应先从这些开始。他所撰的《持志塾言》、《读书劄记》、《游艺约言》和《艺概》等书中都表现了其书生本色和儒者气象。刘熙载“平居尝以‘志士不忘在沟壑’、‘遁世不见知而不愠’二语自励”［2］13158，就是把陶渊明当作这种典范而以此笃实践履的，可谓遥承陶氏

3、意趣。　　　　一、“大要出于《论语》”　　　　陶渊明的价值是一个逐渐彰显的过程，特别是到了宋代得到王安石、苏轼、苏辙、黄庭坚等文学家和学者的钦慕，他们推崇陶氏独立的人格和创作任意无为的精神。之后不同时代对陶氏有不同的阐释，清代人对他也别有体悟。清代学术“超汉越宋”，考据之风盛行，崇尚博闻实证，影响到文学上表现为重视学问，许多文人和学者在谈文论艺时强调学问与人格的并重。钱谦益“诗有本”说、王士禛的《带经堂诗话》、叶燮的《原诗》、沈德潜的《说诗晬语》等都注重诗人的胸襟及强调诗文须根柢于学问，并且认为诗人思想道德和艺术素质两方面的修养是写出诗意深厚、诗境质实之作的前提。沈德潜“有第一

4、等襟抱、第一等学识，斯有第一等真诗”［3］。这里的“胸襟”大约是先天秉性和人格器度综合的素质，“第一等真诗”是需将人的胸襟、人品与学问融为一体。陶渊明的诗并非只直抒性情而已，洪亮吉说：“人但知陶渊明一味真淳，不填故实，而以为作诗可不读书，不知渊明所著《圣贤群辅录》等，考订精详，一字不苟也。”［4］可见，陶渊明的学问不一定以“故实”的形态出现，“真淳”也需读书，需要学问的依托。那么当诗人将学问与人格融为一体并达到一种化境时，即便自出机杼，亦为精深之言，陶渊明卓尔不群的人格何尝不是从学问中汲取营养。他的诗冲和平淡，其骨髓却在于“厚”与真性情，此皆因他有伟大的胸襟和高超的艺术修养。　

5、　“历代论陶，大约六朝到北宋，多以为‘隐逸诗人之宗’，南宋以后，他的‘忠愤’的人格才扩大了。本来《宋书》本传已说他‘耻复屈身异代’等等。经了真德秀诸人重为品题，加上汤汉的注本，渊明的二元的人格才确立了。”［5］224可以说从宋代开始就有人认为陶渊明是出于儒家，清代却能踵事增华，使陶渊明为儒家说成为一种特色，认为陶氏几乎可以列于孔门，是儒家中的典范。清人吴淇的《六朝选诗定论》、沈德潜的《说诗晬语》、梁章钜的《退庵随笔》、潘德舆的《养一斋诗话》等都认为陶渊明其人其言都符合圣贤之道，这体现了清代的文人学者对儒家人格修养的重视。刘熙载对儒家思想也有他独到的体会。他赞赏陶氏诗文的高明，但

6、更加推崇他的人格魅力，认为陶渊明是因崇高的人格，才有他诗文的通脱率性和强烈的感染力。　　通常认为陶氏受玄学思想较深。萧统、朱熹就主道家之说；陈寅恪在《陶渊明之思想与清谈之关系》中主张新自然主义说，说陶渊明始终是天师道的信徒，是外儒内道之人；朱自清认为陶氏的主要思想在道家［5］224。而刘熙载却提出“陶渊明则大要出于《论语》”，然陶氏的诗似乎与儒家积极的入世精神不符，那么刘氏是怎样理解的呢。“曹子建、王仲宣之诗出于《骚》，阮步兵出于《庄》，陶渊明则大要出于《论语》。”［6］54“陶诗有‘贤哉回也’，‘吾与点也’之意，直可嗣洙、泗遗音。其贵尚节义，如咏荆卿、美田子泰等作，则亦孔子贤

7、夷、齐之志也。”［6］55　　颜回“忧道不忧贫”，有圣人淡泊之志；曾点能与人偕乐，何尝不能自乐；而伯夷、叔齐“不降其志，不辱其身”（《论语•微子》）。陶渊明在《述酒》、《拟古》、《咏荆轲》、《咏三良》及《拟古》、《杂诗》等诗中表现了“忠愤”之情，并提到了许多儒家的典籍，例如“少年罕人事，游好在《六经》”（《饮酒》之十六），“诗书敦宿好”（《庚子岁五月中从都还阻风于规林二首》其二），“谈谐无俗调，所说圣人篇”（《答庞参军》）。并一再引“先师有遗训，忧道不忧贫。瞻望邈难逮，转欲志常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