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市场到宪政：经济沙皇时代的终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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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从市场到宪政：经济沙皇时代的终结

2、第1　自去年10月证监会出头，越俎代庖的宣布暂停国有股减持，半年多时间的新减持方案大讨论终无善果。6月23日，国务院决定除企业海外发行上市外，对国内上市公司停止执行《减持国有股筹集社会保障资金管理暂行办法》中关于利用证券市场减持国有股的规定，并宣布不再出台具体实施办法。6月24日，股市行情旋即发生井喷，反映出6千万股民对国有股减持恐慌性预期的如释重负。　　如同去年暂停减持一样，财政部和证监会发言人反复强调了国有股减持的方向是“政治正确”的。然而发言人旋即指出，国有股减持的特殊性和探索性，决定了“在相当长的时期内，难以制定出系统性的、市场广泛接受

3、的国有股减持的实施方案”。　　为什么难以制定？其根源在于国有股减持问题上所累积起来的复杂性。国有企业一股独大的产权结构，是改革中深层次的结构性病灶，也是造成股市和上市公司诸多弊病的根源。当局在试图解决这一问题上的不断搁置和延期，伴随着中国资本市场和国企改革十几年的改革路程。应该说，对于存量的搁置甚至某种程度的回避，在一定程度上避免了过于激进的制度变迁，是今天资本市场和国企改革成果的一个有效的保障。但是问题在于，当这个一股独大的局面必须提出来企图得到解决的时候，一个充分多元化的利益格局已经壮大形成。在搁置的环境下生长并定型下来的各种利益，都具有充分的维护自己的正当性。国家利益、国

4、企上市公司的利益、券商等市场中介组织的利益、证券投资者的利益，甚至政府各部委的利益等等，已经形成了一个生生不息的有机环境。国有股的不流通、控制权市场的不交易，都已成为投资者对于制度背景的中长期预期。股市的价格也充分反映了这种预期。所以任何从外部施加进来的强有力因素，尽管具有某种政治正确性，却都有可能使这一虽然问题重重但是有机循环的市场失去基本的正常运作，并将制度转换的成本不公平的分摊给股市上被套牢的几千万投资者。　　在另一方面，各种在促进增量的过程中产生的问题，又势必和国有股的减持捆绑在同一辆烈火战车上。例如国企的产权改革和现代企业制度的完善，银行和企业的债务问题、社会保障基金

5、的缺口、劳动者失业与就业问题，甚至国有资产在竞争性市场上的逐步退出，等等。　　如此，国有股减持就越来越成为一个浓缩了中国20年渐进式改革方式下几乎所有重大积压问题的出口，成为一个必须毕其功于一役的问题。而决策者的智慧在于作出恰当的判断，究竟是不断的搁置和延期在累积解决这一问题的系统风险，因而需要速战速决？还是当增量还没有大到使存量不足为患的时候，解决这一问题的时机就还未成熟，行政力量推动下的减持就可能成为一场冒进？　　在今年2月召开的全国金融工作会议和全国证券工作会议上，均没有就国有股减持方案进行讨论，有香港媒体报道，中央政府显然已经决定将此难题留待下届政府，事实上，也就是留给

6、中共十六大之后的新班子。　　政府一方面出于市场巨大震荡和舆论批评的压力，一方面考虑到在十六大之前营造稳定繁荣局面，断然停止通过证券市场进行国有股减持。我认为这一决策如果说并不具有足够的智慧，但也具备了足够的审慎和狡黠。有论者指出，一项重大举措遭到市场和社会的怀疑和反对，而被迫改弦更张，这在迄今为止的改革历史上是罕见的。有人说这是“政策市”的又一明证，我倒认为与其说是这是政策造市，不如说这是政策面对市场的投降。这一事件反映了一个多元利益格局的形成。反映出各种利益群体尽管还不能以公民的身份在市场以外发出利益伸张的声音，但已经开始以投资者的身份通过市场发出自我伸张的声音，并以用脚投票

7、的和平方式，事实上剧烈的影响了制度的变迁。　　仅仅几年前，朱镕基还被称之为“经济沙皇”。但国有股减持方案在一年内的起落成败，反映出一个哈维尔所称的“后极权主义时代”的特性，首先体现在经济领域，尤其是一个相对开放的资本市场上。在这个意义上，我将国务院“从谏如流”的停止通过证券市场进行国有股减持，看作一个极其重要的“民主事件”。因为世俗的私人利益从来没有在其他场合、其他方式下能够明晃晃的表达自己的不满，能够明晃晃的拆政府的台。政府在某些既得利益集团的推动下，企图凭借行政性的力量，通过市价发行国有股来哄抢股市的价值。而老百姓通过市场给了这种不公正的公共政策以两败俱伤的沉痛打击。我们看

8、到，这是一种事实上拆台、表明上却合法的举动。这种举动和影响力的可能性对于中国的未来极为重要，因为在目前，只有开放的证券市场在不断给私人利益带来这样的空间。以国有股减持为例，我们仍然不能随意在国内媒体上发表深入的批评意见，但我们的股民们却可以以退场的方式来表达强烈的反对，强烈到让整个证券市场长期低迷，让中央政府朝令夕改。这充分说明市场经济是最民主的经济，其发展也必然成为民主宪政最大的推动力。我们今天怎么样去打击和摧毁极权主义和国家主义的力量，真正最有效的战场并不是街头，而是市场。媒体没有为我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