杜佑与《通典》再认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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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杜佑与《通典》再认识史学理论与史学史专业研究生 张灵利一、杜佑生平杜佑，字君卿，唐京兆万年（今陕西西安）人，生于唐玄宗开元二十三年（735年），病逝于唐宪宗元和七年（812年）。杜佑出身于具有悠久历史和显赫地位的名门大族。据《旧唐书·杜佑传》载:“曾祖行敏,荆益二州都督府长史,南阳郡公。祖悫,右司员外郎,详正学士。父希望,历鸿胪卿,恒州刺吏,西河太守,赠右仆射。佑以荫入仕,补济南郡参军,剡县丞”。杜佑的父亲杜希望，玄宗开元末官至唐西北地区重镇之一陇右道军政长官——陇右节度使，史称其为人豪爽，重文学，好交游，在京师政界、文化界、官僚及子弟中很有声望；杜佑长兄杜信，在文史方面颇有建树，以史见

2、长，曾多年潜心于史料的整理和著述，著作主要有《史略》30卷，《东斋集》20卷，《闲居录》30卷等，曾在国子监为官；杜佑次兄杜位，亦有文才，在京师权贵子弟及士人交游圈子里有一定声望，最重要的是，杜位熟悉礼制，著有《对国公嘉礼判》（见于《全唐文》），曾在中书省和京兆府为官。由于杜佑的父亲常年在外为官，年长杜佑二十几岁的两位兄长就担任了为杜佑启蒙教育的角色，这对杜佑的生长以及后来杜佑对于《通典》的资料收集和撰述都应该会产生很大影响，尤其是次兄杜位在礼制方面的专长，对于杜佑完成100卷的《礼典》应该有很大的帮助。杜佑的少年时代正值唐王朝的“开元盛世”，此时的唐王朝制度完备，吏治清明、政治安定、社

3、会经济高度发展、学术文化繁荣，良好的社会环境以及良好的家学背景为杜佑的学习和学术旨趣的培养提供了很好的条件。杜佑“性嗜学”，“少尝读书”，后来“虽位及宰相，手不释卷，质明视事，接对宾客，夜则灯下读书，孜孜不怠”，与时局不同的是，杜佑“不达术数之艺，不好章句之学”，因此，“仕非游艺，才不及人”，但是“徒怀自强，颇玩坟籍”，唐宪宗曾称赞其：“博文强学，知历代沿革之谊。为政惠人，审群黎利病之要”，可见杜佑的志趣，不是在诗词歌赋，而是在经史典籍，在治国理论。杜佑十八岁以父荫补济南参军,先后历仕玄、肃、代、德、顺、宪六朝,先后在刑、工、户、度支各部任官，仕宦六十年，久任水陆转运、度支、盐、铁等财经

4、方面的大员。这样历仕地方和中央行政要职的仕途生涯使杜佑一方面熟习唐王朝的政治、经济等典章制度，另一方面也使他更容易洞察了解唐王朝政治、经济等方面的种种弊病。杜佑生活于安史之乱前后，是唐王朝由盛而衰的转折时期。当时，地方政府各行其事，危及朝廷的权威。因此，他既经历了开元、天宝的盛世，又目睹了安史之乱的大动乱及以后的衰落。作为“该涉古今，以富国安人之术为己任”的杜佑，面对藩镇割据、政治衰败、皇权衰弱、财政窘迫等现实状况，为“思理道、探政理”，他“实采群言，征诸人事，将施有政”，撰写了《通典》。并且他认为“理道之先，在乎行教化”，也即是安邦治国必须重视礼仪教化的作用，“制礼以端其俗，立乐以和其

5、心，此先哲王致治之大方也”。二、《通典》体例与内容唐开元末年，刘秩仿周礼六官所职，根据经史百家文献资料，撰《政典》35卷，受其启发，杜佑乃参究历代史志，增其类例，扩其内容，自大历元年（766）至贞元十七年（801），费时30余年编定《通典》。1、《通典》的内容《通典》所记上起远古时期，下至唐代宗天宝末年，唐肃宗、代宗以后的史实多以夹注的形式补入。全书200卷，分为食货、选举、职官、礼、乐、兵、刑、州郡、边防等九门，子目1500余条，约190万字。其基本包罗了封建社会政治、经济制度的主要方面。《食货典》12卷，叙述历代的土地、财政制度。对历代土地形态的变迁，租税的轻重，户口的盛衰，货币的变

6、革，盐铁的管理，杂税的兴起等等情况都作了详尽的考察。《职官典》22卷，叙述历代官制的沿革变化。把从中央到地方，从文官到武官官阶的情况，也都叙述得清清楚楚。《兵刑典》23卷，叙述兵略、兵法和历代的刑法制度。它把唐以前所有战争的胜负经验，兵法上的原理原则，统一归纳起来，各标以适当的题目，成了一部有系统的军事理论著作。《边防典》16卷，叙述历代的边防与四境各族政权的情况，交待了丰富的民族地区历史发展变化情况，为民族史和国防史研究提供了很大方便。《通典》中《礼典》有100卷，占了全书卷数的一半。它详记了古代礼制情况，材料是相当丰富的。在封建政权建设中，礼是关键环节之一，杜佑对此表现出极大的兴趣，

7、这与他的身份地位和他对封建制度的理解，有着直接的关系。《通典》为人们研究、了解典章制度，提供了系统的知识和材料，为封建政权建设提供了一部翔实可靠的参考书。2、《通典》的结构《通典》的结构具有严密的内在逻辑联系。杜佑在《通典·自序》里对此作了明白的说明：“夫理道之先，在乎行教化，教化之本，在乎足衣食。……夫行教化在乎设职官。设职官在乎审官才。审官才在乎精选举。制礼以端其俗，立乐以和其心，此皆先哲王致治之大方也。故职官设然后兴礼乐焉．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