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元亲亲相隐及其现代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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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江元:亲亲相隐及其现代化亲亲相隐或者同居相隐(注：在学界，同居相隐与亲亲相隐是在同一含义上使用的，二者可以互换，虽然它们之间仍有细微的区别(主要表现在相隐匿的范围上)。本文从众议，一般不对二者作严格区分。)是我国封建社会一项重要的法律原则或法律制度。自汉以降，直至明清，终封建之世，亲亲相隐制度一直伴随封建社会，历经荣辱兴衰，走过沧桑的两千年，终成历史遗迹。(注：其实，中国国民政府时期的立法也肯定了亲亲相隐的合理内核，有相类的规定。只不过，这是师法大陆法的结果，注入了较多的民主精神，非封建的亲亲相隐可比，不能认作亲亲相隐的延续，而是对亲亲相隐的大改造。即便是清末的《大清新刑律》

2、中的相关规定，也多属资本主义性质，与封建的亲亲相隐有别。)但回顾绵亘数千年辉煌璀璨的封建文明，笔者百思不得其解：作为落后文化与封建流毒而遭唾弃、被肃清的亲亲相隐，为何于封建社会有着如斯强盛的生命力?莫非只有封建社会才是适合它孕育与生长的土壤?带着这一问题，笔者开始了对亲亲相隐制度的考察，试图发现其法律价值，并希冀对当今法制有所裨益，而不致令先贤的心血付诸东流。一、亲亲相隐的历史嬗变1.从道德准则到法律原则与制度所谓亲亲相隐，我国《法学词典》“亲亲相隐”条的表述是：“亦称‘亲属容隐’。中国旧制指亲属之间可以相互隐瞒罪行(实际上，并非对所有的犯罪都免除告发与作证的义务，而是有范围

3、限制。后文将论及于此。笔者注)”。(注：见《法学词典》编辑委员会编：《法学词典》(增订版)1984年版，第723页。)亲亲相隐是一项义务，容隐义务人如不隐匿犯罪，要追究刑事责任。至于亲亲相隐观念的缘起，学界均认为源自孔子的儒家思想中的“礼”。孔子认为：“父为子隐，子为父隐，直在其中矣”。(注：见《论语·子路》)亲亲相隐观念的确立，是一个渐进的过程，其间，历经与其他各派(尤其是法家)学说的论战，才争取到其统治地位。对此，有学者作了较为充分的考证：中国的宗法家族制具有漫长的历史。在家族中，各成员之间相互照顾，共同御敌，是天经地义的权利和义务。复仇和亲属相隐就是这种宗法伦理观念的产

4、物。春秋时，宗法家族制度伴随着“周礼”的崩坏而日趋衰落，一些与传统的“亲亲”观念相对立的新兴观念开始萌发。就是在这种形势下，出于维护“礼治”的目的，孔子首先提出亲属相隐的主张，即“父为子隐，子为父隐，直在其中矣”。但这不是绝对的。针对晋国大夫叔向杀其有罪者徇私枉法之弟叔鱼的做法，孔子又称赞道：“叔向，古之遗直也，治国制刑，不隐于亲，三数叔鱼之恶，不为末减，曰义也夫，可谓直矣”。在这里，孔子提出了这样的原则：小罪当隐，隐小罪以重亲亲；大罪不可隐，刑大罪以行国法。这样，亲亲相隐的基本内容便被固定下来，后世代代相因，并基于此加以增益、发展。对此，法家予以了批判，认为民应以国事为重，

5、对亲人犯罪亦应告发，“民人不能相为隐”。法家主张“任法去私”、“信赏必罚”，“夫妻交友不能相为弃恶、盖非”，(注：见《商君书·禁使》。)人们不能互相隐匿罪行，否则将施行连坐。秦统一六国之后，因一直重用法家之故，终秦之世，亲亲相隐观念始终未能在《秦律》中谋得一席之地；及至汉初，黄老“无为而治”思想大行其道，因此，律典之中仍无亲亲相隐的容身之所。如《秦律》以“父母擅杀、刑、髡子及奴妾”为“家罪”，而非“公罪”。故在上述情况下，“子告父母，臣妾告主”都是“非公室告”，官府不予受理。在汉初，则有禁止亲属相隐的“首匿相坐之法”。(注：以上有关亲亲相隐的考证，请参见武树臣主编：《中国传统

6、法律文化辞典》第25、135页。)一直等到汉武帝之时，一代大儒董仲舒横空出世，提出“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主张，并为汉武帝所采纳。至此，儒家作为封建正统思想的地位得以确立。其后，儒法合流，礼教入律，进而实现封建法律的儒家化，则是当然的结果。儒家正统思想地位的确立，大大加速了亲亲相隐法律制度化的步伐。儒家把父为子隐称作“仁”，子为父隐称作“孝”，汉统治者标榜以“仁孝治天下”，因而宣帝时就把儒家的屈法伸礼的伦理原则上升为刑罚原则，而赋予法律效力。宣帝地节四年(公元前66年)诏令天下：“父子之亲，夫妇之道，天性也。……自今子首匿父母，妻匿夫，孙匿大父母，皆勿坐。其父母匿子，夫匿妻，

7、大父母匿孙，罪殊死，皆上请廷尉以闻”。(注：见《汉书·宣帝纪》。)自此，亲亲相隐法律制度诞生了，并对后世的封建立法产生了深远的影响。(注：认为亲亲相隐的法律化始于汉宣帝之时是学界通说。但范中信先生认为，始自《秦律》：“子告父母，臣妾告主，非公室告，勿听。而行告，告者罪”的规定(参见范忠信：《中西法律传统中的“亲亲相隐”》，载《中国社会科学》1997年第3期)。此说有一定的道理，但此规定只能说是该制度的萌芽。因为，对于非公室告，官府并不受理，无受理即无诉讼，无刑事追究，自然也无从谈及相为隐罪。只是在官府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