先秦君子风范——艰苦的创业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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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文王与周公在周人的文化情感里，文王占有特殊重要的地位。之所以如此，是因为周自文王起，才真正开始了统一华夏的王业。当然，如果再向上追溯的话，周人的始祖后棱对农业的发明，公刘的迁幽，古公的迁岐，都具有不可磨灭的功绩。但是直到古公迁岐以前，周人还属于一个很小的氏族部落。到了王季的时代，周人的国力强大，才开始用战争的手段去征服四周的小部落。文王继承王季的事业，更急速进行征服异族的战争。可以想象，在文王的一生当中，曾经发动过多少战争，正是通过这些武力的征伐，才使周人的地盘逐渐扩大，国势也日渐强盛，最终为武王灭商打下了坚实的基础。文王的这些伟大功业，在(诗经，大雅·

2、皇矣》等诗中得到了描述从史书记载看，密本是周时的一个古国，又名密须，其地在今甘肃灵台县西。密国之人敢于对抗周人，先行侵占了周人的两个属国阮国(故地在今甘肃径川北)和共国(故地在今河南辉县)，因此周文王不得不起兵伐密。(竹书纪年)说:“帝辛(商封王)三十三年，密人侵阮，西伯帅师伐密。”这次战争的结果，不但保卫了周的属国阮与共，而且征服了密须，据《吕氏春秋·用民》所记:“密须之民，自缚其主，而与文王。”这显然是文王的一次重要胜利。除了伐密之外，《皇矣》一诗中还生动地描述了文王伐崇的战争。崇本是商朝西部的一个重要同姓诸侯，故地在今陕西省西安以西，到崇侯虎的时候，为

3、文王所灭。如果说，文王伐密还带有一定的自卫性，而伐崇则完全是向商王朝展开进攻的一部分了。从诗中可以看出伐崇战争的规模之大，这时文王已经成为一方盟主，他已经有能力联合和号召其他部族，向崇国发动大规模攻坚作战，战事也是异常地惨烈。文王的武功是伟大的。但周人歌颂文王，更主要的还是集中在他的文德、文治方面。所以，即便是歌颂其武功的时候，也把武功当作文德的辅助手段，放在次要的地位。如同样是在(皇矣)这首诗里，歌颂文王的文德仍然是全书最主要的内容。诗的第一章先言上帝发现商国出现了暴君，于是重新寻找能使人民安定的地方，开始眷顾西周，要把天命赋予他们。第二章则言太王如何在岐

4、山垦荒定居，营建宫室，创立新的家业。第三、四两章则专言由王季到文王的各种文德:也许，周人这样赞颂文王的道德功业，有一定的夸大和溢美成分。但是，在武功的后面若没有文德的相随，像周这样一个地处西偏的农业小国，要想剪灭殷商是不可能的。当然，我们不能简单地把这文德理解为忠孝等伦理道德，而应该看成文王的经国治民之术与个人良好品德的结合。按(孟子·梁惠王)、(滕文公)等篇的说法，文王行仁政，首先从土地改革起，实行井田制，“方里而井，井九百亩，其中为公田。八家皆私百亩，同养公田。公事毕，然后敢治私事。”孟子的这种说法可能有一定的理想性，但是从有关记载看，这种井田制是存在的

5、。和前代农业比起来，它有两个优点:一是井田有利于水利灌溉，可增加粮食生产;①二是在税法上有所改变，改夏商的贡助法为彻法，即农民助耕公田，纳1/9的税。文王行仁政的第二大措施是宽政减刑，“商贾往来，关市不收税，水泽里捕鱼不禁止，一人犯罪，妻子不连坐”。②文王行仁政的第三方面是亲自劳作，倡勤俭之风;行善爱民，自为表率。这一点在文献上记述最多。如《尚书·无逸》所说:“文王穿着平民的衣服，亲自从事开山垦荒，耕田种地的劳动。他和蔼可亲，善良恭敬，保护百姓，关心老幼。从早晨到中午下午，忙得没有时间吃饭，以求人民的和乐。文王从来不敢嬉游田猎，一心躬亲于国家政事。”由此可见

6、，文王作为周王朝统一天下的奠基者，同时也是一个艰苦的创业者。他的文治、武功，与他个人的勤苦劳作、道德垂范是紧密结合在一起的。也正因为这样，周人对文王特别崇拜，提起他也充满了深情。《诗经·大雅·文王》一篇，就是专门为歌颂他而写，诗的开篇就说:“文王在上，砖昭于天。”(周颂·清庙》、《维天之命》、《维清》等诗，也都是祭祀他的诗，可见周人对他是多么地尊崇。如果文王是周王朝在打天下阶段功勋最为卓著的领袖，那么周公则是巩固政权初期最有功的人物了。灭商以后第二年，武王去世，当时周王朝的政权还未来得及巩固，成王年幼，由周公摄政，面临着一系列严重的问题。首先是如何镇压殷商旧

7、贵族的反抗，其次是如何安抚各地的人民，其三是如何使自己的内部团结，防止分裂与腐败。为此，周公制定了许多政策，其中最主要的有以下几点:第一，在武王分封的基础上大封同姓兄弟和异姓亲戚为诸侯，在全国各地建立封国，帮助周王室镇抚各被征服部落，这就是所谓“封建亲戚以藩屏周”。(《左传·嘻公二十四年》)其次，用安抚与镇压相结合的办法来制服东方被征服的各族，例如封封子武庚于殷商故地，以奉殷祀。武庚叛乱被杀后又封封王庶兄微子启于宋，地位在其他诸侯之上。对于顽抗不听命者，如奄君、淮夷、徐戎等则加以讨伐。营建洛邑为东都，便于控制东方各族，又迁殷商贵族于洛邑，使他们处于周人武力监

8、视之下。对于殷民等不用严刑杀戮，而多加教育改造等。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