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丧乱帖》也许是一件底稿补证_祁小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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艺术史研究《丧乱帖》也许是一件底稿补证文/祁小春对于王羲之名迹《丧乱帖》（图1），笔者一直猜子帖》等吊丧帖，亦复如是。为何有此要求?这大约测是件尺牍底稿，屡欲为文论之，苦无证据而罢。近与丧礼期间的特有严肃的气氛有关。试想，寄人一通查得一些相关记载，可以引以为间接证据，做札记一篇，龙飞凤舞的吊丧书告慰对方，多少会显得有些失礼吧?[1]供方家参考。至少应该用让人容易看懂的楷书行书才合礼数。首先，从书迹的角度作直观考察。比较王羲之其再次，从尺牍平阙式要求来看，宋拓本《宝晋斋他传世尺牍法帖，可以发现通篇字体、风格基本统一，法帖》卷三收刻王羲之《旧京帖》（图2），与《丧乱帖》前后变化一般不会太大。观《丧乱帖》却不是如此，相比较，前者遇“先墓”二字平起另作一行以示尊重，前半部分大致为较规整的行书，而至后半部分，即从符合书仪要求，应属于较为正式的尺牍；后者“先墓”第四行底“痛当奈何”开始，书风渐变，笔势明显迅二字虽居第二行之首，属于自然换行，于礼无碍，也[2]疾，行笔极其随意，几乎不拘草法。此帖前后的字体、许是无须特别避让。但毕竟第一行末尾并未留出如《旧风格差异如此之大，其原因也许是王在书写此帖前半京帖》那样的空缺，因而无法判断是偶然还是有意为之。部时，还打算当作准备寄出的正稿，故开头尚写得沉稳，倘若是前者，说明王羲之不在意平阙式，而只是把这后来越写越没心情，比如因先墓遭到毁坏而感到悲伤件《丧乱帖》当作底稿写就，拟再誊写。哀痛，越写越不如意，遂作草稿之想，一气挥就，意再看《宝晋斋法帖》卷三、卷八王羲之、王操之不在书。故后半部分的书迹写得较为草率。大凡写字父子《旧京帖》，其父遇“先墓”平出提行；其子“旧之人，都会有这样的经验：开头写时还想认真地写好，京”下接“先墓”一行，未空缺或提行。但细察可以但后来越写越不中意，于是信笔为之，草率写完弃废。发现王操之《旧京帖》“旧京”二字下接“先墓”，《丧乱帖》会不会也属于这种情况呢?其实对接得并不自然，应该是刻帖时从左行下右移至其次，从古人吊丧书的书写范式考察。据唐杜友此，即所谓“连刻”使然，而非王操之不遵循平阙式晋《书仪镜》，知唐有“凡修吊书，皆须以白藤纸，要求。所谓“连刻”即后人摹刻法帖时，常将“平阙”[3]楷书”的规矩。至于晋人是否如此，文献不载，只所余出的“空白”处移填，致原帖平阙格式消失殆尽。能从传世的王羲之法帖中寻找踪迹。按，传世王羲之如果《丧乱帖》是一件未寄出的尺牍草稿，那么的一些告凶吊书多为行楷，如《玉润帖》《姨母帖》接下来我们就需要探讨：古人书写尺牍时有无预书底以及兄灵柩、吊嫂亡诸帖皆作楷、行书，此外王羲之、稿以及是否保存底稿的问题。古人写信多有留存底稿操之父子的两通《旧京帖》以及王洽的《不孝帖》《兄的习惯，王羲之大概也不在例外。以下我们可以通过图1唐模拓本《丧乱帖》图2王羲之、王操之《旧京帖》056

1艺术史研究艺术史研究《丧乱帖》也许是一件底稿补证文献记载和传世尺牍来试作一些推测。是一个推测，因为还不能排除王羲之会以同样文面的如果说王羲之作尺牍保存底稿，应会是以下两种尺牍寄给多位亲友的可能，由于现今传世的尺牍内容，情况:一是为了留底备份而有意保存；一是原本即是一已很难确知收信者为何人，才会出现这种尺牍内容“重文/祁小春件草稿。这些尺牍稿件的一部分，后以法帖形式流传复”的现象。对于王羲之名迹《丧乱帖》（图1），笔者一直猜子帖》等吊丧帖，亦复如是。为何有此要求?这大约于世的可能性应该存在。2.王羲之（或家人）可能保存尺牍底稿测是件尺牍底稿，屡欲为文论之，苦无证据而罢。近与丧礼期间的特有严肃的气氛有关。试想，寄人一通1.王羲之可能有预书尺牍底稿的习惯此事因无直接证据证明，只能作一些推测。有两查得一些相关记载，可以引以为间接证据，做札记一篇，龙飞凤舞的吊丧书告慰对方，多少会显得有些失礼吧?王羲之不但精于书写尺牍书法，也善于撰写尺牍点可以间接证明此事：首先，王羲之本人对重要人物供方家参考[1]。至少应该用让人容易看懂的楷书行书才合礼数。文章。据《太平御览》等类书引王羲之《月仪书》佚寄给他的信件，似有作长久保存的习惯。《晋书》卷首先，从书迹的角度作直观考察。比较王羲之其再次，从尺牍平阙式要求来看，宋拓本《宝晋斋文，知其尝有书仪之作。盖书翰礼仪，本为魏晋六朝八十王羲之传引其与殷浩书云：“吾素自无庙廊志，他传世尺牍法帖，可以发现通篇字体、风格基本统一，法帖》卷三收刻王羲之《旧京帖》（图2），与《丧乱帖》士族家庭之重要礼法之一，而琅琊王氏尤为重视。王直王丞相时果欲内吾，誓不许之，手迹犹存，由来尚矣。”[7]前后变化一般不会太大。观《丧乱帖》却不是如此，相比较，前者遇“先墓”二字平起另作一行以示尊重，家尺牍曾被奉为“王太保家法”，子孙世代奉守相传，由此可证，王羲之确曾长期保存了王导寄给他的信札。前半部分大致为较规整的行书，而至后半部分，即从符合书仪要求，应属于较为正式的尺牍；后者“先墓”并对世人起到过示范作用。士族高门的礼数家法本身，这是保存他人书信之例。此外，还有自存书信文稿之例。第四行底“痛当奈何”开始，书风渐变，笔势明显迅二字虽居第二行之首，属于自然换行，于礼无碍，也往往也是一种显示地位和身份的象征，因而被世人所按，晋代士族高官确有保存尺牍文稿的习惯。据唐许[8]疾，行笔极其随意，几乎不拘草法[2]。此帖前后的字体、许是无须特别避让。但毕竟第一行末尾并未留出如《旧效仿和追求。以琅琊王氏后裔例之，如王彬之子彪之嵩《建康实录》卷第九郗超条引《三十国春秋》载：风格差异如此之大，其原因也许是王在书写此帖前半京帖》那样的空缺，因而无法判断是偶然还是有意为之。(304－377)精通掌故朝仪，此在当时是有名的。其曾部时，还打算当作准备寄出的正稿，故开头尚写得沉稳，倘若是前者，说明王羲之不在意平阙式，而只是把这孙王准之，亦颇传其学，曾撰《书仪》一书，人称其(郗)超既与桓温善，而温有不臣之心,(郗)愔后来越写越没心情，比如因先墓遭到毁坏而感到悲伤件《丧乱帖》当作底稿写就，拟再誊写。学为“王氏青箱学”。又如《宋书》卷四十二王弘(?－深恶以诫超。超临亡，谓门人曰：“吾有与桓书疏草哀痛，越写越不如意，遂作草稿之想，一气挥就，意再看《宝晋斋法帖》卷三、卷八王羲之、王操之344)传记载王导曾孙王弘云:“既以民望所宗，造次必一箱，本欲焚之，恐大人年尊,必悲伤为敝。我死后，不在书。故后半部分的书迹写得较为草率。大凡写字父子《旧京帖》，其父遇“先墓”平出提行；其子“旧存礼法。凡动止施为及书翰仪体，后人皆依放之,谓为若大损眠食，可呈此箱。”及卒，愔果悲恸成疾，门之人，都会有这样的经验：开头写时还想认真地写好，京”下接“先墓”一行，未空缺或提行。但细察可以王太保家法。”又南朝梁庾元威《论书》亦记王廙(276－人呈此书,皆是与桓温谋事。大怒，遽焚之,曰：“小但后来越写越不中意，于是信笔为之，草率写完弃废。发现王操之《旧京帖》“旧京”二字下接“先墓”，322)五世裔孙王延之名言：“勿欺数行尺牍，即表三子死恨晚矣!”[4]《丧乱帖》会不会也属于这种情况呢?其实对接得并不自然，应该是刻帖时从左行下右移至种人身。”这就是王氏一族多善尺牍（应该包含书其次，从古人吊丧书的书写范式考察。据唐杜友此，即所谓“连刻”使然，而非王操之不遵循平阙式式与书法两层意义）的重要原因。王羲之生前书名已据此知郗超对自己寄出的书简，确实备份保存了晋《书仪镜》，知唐有“凡修吊书，皆须以白藤纸，要求。所谓“连刻”即后人摹刻法帖时，常将“平阙”著，其书翰曾令友人庾翼叹服。南朝宋虞龢《论书表》“书疏草”,也就是信稿。王、郗二族为亲家，郗愔乃楷书”的规矩[3]。至于晋人是否如此，文献不载，只所余出的“空白”处移填，致原帖平阙格式消失殆尽。载“羲之书在始未有奇殊，不胜庾翼、郗愔，迨其末年，王羲之妻弟，两家在礼数习惯上也许有不少相同或相能从传世的王羲之法帖中寻找踪迹。按，传世王羲之如果《丧乱帖》是一件未寄出的尺牍草稿，那么乃造其极。尝以章草答庾亮，亮以示翼，翼叹服。因近处。以此类推，王羲之也极有可能有此习惯。因此的一些告凶吊书多为行楷，如《玉润帖》《姨母帖》接下来我们就需要探讨：古人书写尺牍时有无预书底与羲之书云：吾昔有伯英章草书十纸，过江亡失，常有理由认为，《丧乱帖》或评即王羲之的“书疏草”以及兄灵柩、吊嫂亡诸帖皆作楷、行书，此外王羲之、稿以及是否保存底稿的问题。古人写信多有留存底稿痛妙迹永绝。忽见足下答家兄书，焕若神明，顿还旧也未可知。[5]操之父子的两通《旧京帖》以及王洽的《不孝帖》《兄的习惯，王羲之大概也不在例外。以下我们可以通过观。”那么，王羲之本人完全有可能意识或预想到，3.底稿的实物举例自己寄出的尺牍会被世人收藏并流传后世。王献之寄陈寅恪概括王国维的“二重证据法”曰：“取地[9]简文帝书翰后附数语，嘱咐对方保存自己的书翰，事下之实物与纸上之遗文互相释证。”倘遵循这一考见《论书表》:“子敬常牋与简文十许纸，题最后云：‘民证方法，以上讨论的显然仅限于“纸上之遗文”，尚此书甚合，愿存之’。此书为桓玄所宝，高祖后得以需有“地下之实物”互相释证。[6]赐王武刚，未审今何在。”于此可以想见王氏父子笔者在讨论魏晋尺牍法帖书迹时，曾以之与汉晋[10]对其尺牍的珍重态度。所以有理由认为，在一般情况下，简帛实物做对比研究，其中发现汉晋简牍缣帛文书王羲之在书写尺牍时，无论是于书于文，都应该是比之中，也有不少草稿、底稿书迹。因而认为，在传世较认真的。因此他在与人书信时，极有可能保留底稿，的魏晋尺牍法帖（包括模拓本与刻帖）复制品中，应或者书写数通，然后择其中于书法于文词都比较满意该并不都是正式的文稿，而很可能是草稿或底稿，因者寄出，余下者若未废弃，则成为底稿留存下来。这为草稿在汉代简帛文书中并不罕见。也比较容易解释现存王羲之法帖中，为何存在一些彼据《简牍文书学》的整理归纳，汉简可概括为“草此内容大多相同或相近的现象。例如有关延期官奴小稿”“定稿”“手稿”“正本”与“抄本”五种形态，女夭亡、亡兄灵柩垂至以及吊周嫂病亡诸帖，凡帖文并列举了相应的实物依据。同书对汉简中“草稿”的图1唐模拓本《丧乱帖》图2王羲之、王操之《旧京帖》相近、文词稍异者就有两通甚至以上传世。当然这只概念以及相关情况有如下论述：“草稿是简牍文书的056057

2艺术史研究底稿原有的元素逐渐消失，去原有面目渐远。总之，了解这些，对于我们重新认识传世的魏晋尺牍法帖，也许更有意义。注释：1.笔者曾有研究札记〈丧乱帖〉也许是一件底稿》一则，收在祁小春《山阴道上—王羲之书迹研究丛札》（增补修订本）。杭州：中国图3《李柏文书》之一图4《李柏文书》之二美术学院出版社，2017。文中提出了笔者的推测。本文则在札记的基础上，增补相关资料，原始稿件，是进行讨论修改的基础这些都不是正式文书应有的。第二，并就此问题做适当补充和修正，遂名“补证”。文稿。……今所见简牍文书，草稿（包二稿虽书写风格不同，但字迹应均出2.曾见韩玉涛《王羲之〈丧乱帖〉考评》一文盛赞此帖兼备雄强和惨淡之美，因为此帖表现括初稿与修改稿）所占比例甚多，有自一人手笔，当即李柏本人，这从尺了由行入草的完整的过程云云。然这些都是后比较明显的特征，如字体较潦草，增牍前后常用的签署性语词“李柏顿首人的感觉与诠释，王羲之当初未必希望追求这[11]种“由行入草”的效果。《中国书法全集》第补较多。”顿首”的字迹风格特征可以看出，尤18卷所收，北京：荣宝斋出版社，1991年。当然这是汉代的情况，那么魏其“柏”字，写法很有特点。二稿书3.赵和平《敦煌写本书仪研究》所收。台北:新文丰出版公司,1993年。晋时代如何呢?其实这也可从人们熟写不甚工整，草率仓促，（图3）涂4.［唐］张彦远《法书要录》卷二，杭州：浙知的西域晋人残纸，即前凉西域长使抹狼藉，（图4）笔躁墨涩，皆非正江人民美术出版社，2019年46页。《李柏文书》残纸中获取草稿相关信稿所宜者。第三，二稿内容相似而文5.［唐］张彦远《法书要录》卷二，页34。6.［唐］张彦远《法书要录》卷二，页35。息（图3、图4）。辞不尽相同，书写出于一人而笔迹前7.据森野繁夫《王羲之全书翰》本传释文，解关于《李柏文书》，王国维有后有异，其推敲斟酌痕迹明显，已寄释“手迹犹存”为“当时我(写)的书信还在”，[12]认为“手迹”是指王羲之自己保存的书信。不详细考论。《李柏文书》共有四出之正稿，当在此二稿之基础上誊写管此书信是自己的还是对方的，都可借以证明纸：第一、第四纸残缺不全，第二（图完成的。凡此种种，都可以证明王国王羲之有保存书信之习惯。东京：白帝社，1987年。3）、第三（图4）文字完整。王国维“实一书之草稿”的判断是正确的，8.［唐］许嵩：《建康实录》（校点本）。北京：维认为第一件上表西凉王张骏（307—二稿确为寄出正稿的草稿或底稿。中华书局，1986年。346），余三件致书焉耆王，故四件至此，能不能说《丧乱帖》也与《李9.陈寅恪《王静安先生遗书序》一文，同《金明馆丛稿二稿》所收，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称之为“一表三书”。王国维的结论柏文书》情况相同呢?当然不能下此1980年。是：“三纸则书中所署月日、所言结论。毕竟《丧乱帖》中尚无涂抹痕10.祁小春《魏晋尺牍首行字迹偏大原因考》一文。《美术大观》近刊。之事、所遣之使，一一相同而字句小迹，但字迹的潦草仓促，不拘形迹，11.李均明、刘军：《简牍文书学》第六章“简[13]异，实一书之草稿。”所谓“一与《李柏文书》则相同。在讲究“尺牍文书的稿本”。南宁：广西教育出版社，[15]1999年。书之草稿”者，盖指一通书简的三件牍书疏，千里面目”的时代里，12.罗振玉、王国维：《流沙坠简》后“流沙草稿（今存二稿）。换言之，正式的正式的书简大约不应这样“不拘形迹”坠简考释补遗附录”。北京：中华书局，1993定稿应已寄出不在其中，第二（图3）、地书写吧?尤其对有簪缨世族身份的年。后略有修改，题作“罗布淖尔北所出前凉西域长使李柏书稿跋”，收入《观堂集林》卷第三（图4）就是寄出去的那件正式王家人来说，前引王延之名言“勿欺十七，北京：中华书局，1959年第一版。书信的草稿或底稿，王国维从内容分数行尺牍，即表三种人身。”是有以13.罗振玉、王国维：《流沙坠简》“流沙坠[14]简考释补遗附录”文前序有此言，后收入《观析认为二稿“实一书之草稿”。第一，身作则的示范作用的，自然也会比他堂集林》（前出）的“罗布淖尔北所出前凉西检二稿皆有字迹涂乙改动，可见文书人更加讲究。域长使李柏书稿跋”文后略有修改，删第四纸，推敲斟酌痕迹明显。如（图3）首行“海其实历史上留存下来的书迹，余者称第一、第二、第三纸。14.关于《李柏文书》之一、二（图3、4）的释文，头”涂去，移至第四行“到此”侧，也许多半都是草稿底稿，正式文稿一王国维所录略有漏字与不释者，比较完整的释并涂去“此”字，第七行“遣”下涂般很难传世。正如前引《简牍文书学》文，可参考林海村“楼兰尼雅出土文书释文”（编号623、624），兹从略不录。林梅村《楼去“相”改作“使”、第八行首补书所说“今所见简牍文书，草稿（包括兰尼雅出土文物》所收，文物出版社，1985年。“知”字、同行名“柏”前侧补书姓初稿与修改稿）所占比例甚多”（前15.［北周］颜之推(531—约591)《颜氏家训·杂艺》：“真书草迹，微须留意。江南谚云：尺“李”。（图4）第五行“国”下漏“此”、出）的现象应该比较普遍，而且也并牍书疏，千里面目也。”王利器《颜氏家训集第九行“参”下漏“事”，皆补书于非仅限于汉代，只是后来在复制（如解》，中华书局，1993年。旁侧，后“顿首”二字皆省略作二点。摹本与刻帖）传播过程中，一些草稿、作者单位：中国人民大学05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