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批评”的名义发声.do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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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以“批评”的名义发声　　郭建玲：2014年，您的论文《翻译和阅读的政治――漫议“西方”“现代”与中国当代文学批评体系的调整》获得第三届唐�

2、青年文学研究奖。评委会评价您的论文选题新颖，以译介学的政治性入手，以论带史，探讨了中国当代小说在海外传播过程中西方中心主义对中国当代文学评判标准的影响，论文由小及大，辨驳充分，对中国当代文学的创作、翻译和海外传播，具有一定的参考意义。您近几年一直关注中国当代小说的翻译和海外传播，由此切入对中国当代文学的在地思考。但据我所知，您最开始的研究主题是中国当代女性文学，也曾涉猎中国电影的研究。请问您是怎样走上学术道路的？　　王侃：从事文学研究的人

3、，十有八九最初的理想是要成为作家。我也一样，并且是带着这样的念头进入大学中文系的。我在小学时就写过很多诗，古体的，自由体的，什么都写。小学阶段开始的记叙文的写作，大多也基于虚构，也算是小说练笔。我在高中时写的小说，其实已经很有些模样了。但上了大学之后，成为作家的梦想被“学术”剪径。上世纪八十年代的学术界正流行“美学”，我大学一年级时某次与老师的交谈中第一次听到“美学”这个词，受蛊于“美”，开始寻找和阅读一些美学论著。对于学术的最初接触就源于此。我意识到自己喜欢这个智性领域。　　我最早的学术论文是有关电影的，这多少有一点学术投机的意思在里面。我真正的倾向性的爱好是文学。八十年代

4、的中国学术界对于中国现当代文学的研究，为当时的思想启蒙与思想论争提供了主要的话语和精神资源。当时从事中国现当代文学研究的一批青年才俊，让人敬佩不已，又不免让人心慌意乱。我意识到自己尚无能力介入到前沿的文学对话，而电影研究在当时的中国几乎是拓荒式的。当然，我得承认，我的“电影研究”其实是非常文学化的――尽管我不谦虚地认为，我对“第五代导演”的研究颇有心得。1991年，我在《文学评论》发表了自己的第一篇文学论文，这时我觉得我应该回到文学研究上来了。　　九十年代初期，偶尔读到玛丽・伊格尔顿主编的《女权主义文学理论》，以及陶丽・莫依的《性与文本的政治》。书中激情四溢的批评文字很吸引我

5、，女性主义所涉及的各种理论资源以及对诸多理论资源的调动与整合，也是极富智性的思维挑战。时值中国女性文学兴起，我对中国女性文学的研究兴趣有“历史”和“逻辑”的必然。　　郭建玲：您在上世纪九十年代集束式地发表了多篇中国女性文学研究的论文，包括《当代二十世纪中国女性文学研究批判》《历史：合谋与批判──略论中国现代女性文学》《概念・方法・个案──“女性文学”三题》等;您以博士论文为基础的专著《历史・语言・欲望》考察了1990年代中国女性小说的主题与叙事;您目前正在主持的国家社科基金项目“中国新时期女性文学的话语系统研究”也是女性文学研究范畴的。可以说，中国女性文学是您持之以恒的关注焦

6、点。我很感兴趣的是，作为一名男性学者，您为什么选择女性文学作为研究方向？在中国女性文学批评的话语格局中，您觉得，像您这样的男性学者的研究有何特殊的意义？　　王侃：上世纪初，由杜亚泉接手的《东方杂志》展开了以“二十世纪之政治问题”的理论探讨，“妇女解放”“妇女参政”等在讨论中被与“人类之解放、个性之自觉、亚非二洲之自主运动、劳动界之反抗运动、社会党之政治运动”等量齐观。1915年3月，《东方杂志》发表彭金夷题为《二十世纪之三大问题》的文章，提出：“二十世纪必须解放之最大问题有三。第一，男女问题，女子于政治上社会上，欲与男子占同等地位之问题;第二，劳动问题，资本家对于劳动者之问题

7、;第三，殖民问题，国家与国家间之问题。以上所举三问题中，有一个共同点……即弱者对于强者之问题也。”在这个概括中，“男女问题”与“劳动问题”“殖民问题”并举，且位列首要，因此，它显然是个“政治问题”。“男女问题”等诸问题的解决，目的是要解决第一次世界大战以来席卷全球的“现代性危机”，解决人类共同的困厄。1950年代，美国女权主义运动之初提出的“个人问题即政治问题”，就是吁请妇女要将视野从个人事务中解放出来，投放到更为广阔的社会政治问题，以寻求受压迫的根源，而1960年代的女权运动则是直接从民权运动中派生出来的，这愈益说明“女性”或“妇女运动”并非是可以与历史割裂的、自我封闭的怪

8、圈。我以为，女性文学研究所应秉持的世界观、价值观可以在上述例举中寻求到线索和答案。所谓性别政治，是对以性别为输出端口的庞大政治运行系统的理论描述，因此它讨论的不仅仅是性别框架内的男女角力。总而言之，“性别问题”不是女性所专属。　　郭建玲：现代以来的中国女性写作在几十年的蹒跚历程中，留洒了卓越而独异的印迹，同时也彰显了其成长道路的异常艰难。新世纪已经进入第15个年头，中国女性文学如同它所生存的社会一样，面临着空前复杂的现实裂变与文化语境。但中国的女性文学研究似乎有了停滞不前的迹象。您对此有何评价？　　王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