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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间:2019-10-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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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纠纷解决机制之重构(七)经十七人次谈话了解到,当年政府和法院处理此事时,都忽略了两上十分重要的证据:一是某村民责任土地证书上虽然包含所争执的三分地,但他实际耕种的水田面积人人超过证书上标明的亩数,超出不止三分地;二是证书上的地界文字发生笔误,“二t弯”与“儿t弯”因谐音而写误,与村委会原始记录不符。有人提岀补充证据申请二审法院改判。我不同意。一是因为二审判决牛效已超过两年,再审难度大,太费时;二是改判之后,乂会引发某村民与村民组之间的其它纠纷。因此只宜自行和解。开始,某村民以“二审判决已生效”为由拒
2、绝和解。我们便摆出新的证据,又向他解释法律有关条文。然后指出如果他打村民组长期关系恶化可能导致对他不利的后果。经十余天的反复考虑,某村民终于同意和解。全体村民补交了三年的公粮,镇政府表示不追究任何人责任。已辞职的村民组长口动复职。一场纠纷就此了结。清代乾隆年间,湖北提刑按察史冯廷丞总结他在刑部二十余年的经验说:“夫狱者,愈求深则愈深,耍在适屮而止,则情法两尽。”(见《汪容甫文笺》)。时人誉为一针见血之谈,对今天的司法行政工作來说,也很冇现实意义。这里的调解与前血介绍的民间调解案例不同,已不再是“纯粹
3、的“民间调解”,而是一起行政调解,是政府出血以调解的形式解决-•综复杂的社会纠纷。就纠纷的性质而言,纠纷本身表现为”行政性的”一一抗缴国税,而起源却是“民事性的”一一三分水川的归属问题。正如文中所分析的那样,按法律的逻辑,可以根据需耍,将这起纠纷设计成两种案件。其一,以乡镇府名义提起行政诉讼,这在法律上是完全成立的。无论从法理上还是从实力较量上,乡镇府必胜无疑。诉讼中如果村民提出三分水田归属问题,法院将会按法律的逻辑,认定“三分水田”归属问题与木案审理的标的——税收法律关系——无关,将水田归属纠纷排
4、斥于行政诉讼程序之外,不予处理,从而达到i种“快刀斩乱麻”的效果。其二,以抗税为由将领头人抓捕,杀一儆百。这在法律上也是成立的,被抓的人如果提出“三分水田”问题,公安机关将会以同样理由予以驳回——与本案无关。以上两种方法从法律用度都成立,而H.看上去可以很快解决问题,但正如这位司法助理员所言:“就算补交了公粮,而留下的后患则会引发更大更多的纠纷”。“三分水出”纠纷没有妥善解决引发了全村抗税并导致村委瘫痪,如果再以强制手段解决抗税,完全可能是火上浇汕,结果难以预测。这位司法助理员解决纠纷的手段也是灵活
5、多样。作为国家正式工作人员,他可以正式调杳案件事实,取证、制作笔录等,但他偏偏采取不作笔录这种非正式手段。以“乡谈”这种轻松而又颇具实效的手段获取了案件事实真相。如果他采用正式手段,乡民很可能噤若寒蝉,谁也不愿意在笔录上签字。在纠纷解决上,他不是“从法律的眼光”出发,将“三分水III”纠纷排斥于抗税纠纷之外,而是“从生活的眼光”或者说“从村民的眼光”出发,将两者综合起來,统筹解决。为了全面、和平地解决纠纷,恢复村庄的安静,重整村民自治组织,乡镇府动用手中所掌握的行政裁量权一一许诺不再追究任何人责任,
6、以行政责任作为“交易标的”,换取了某村民和“弃权”和全体村民与政府的合作。一场一触即发的群体性纠纷就此平息To颇有兴味的是,这位乡司法助理员不仅有实践,而且有理论,居然从数15年前的一位清代刑官笔记中,汲取了“适中而止,情法两尽”的古训,将不上大雅之堂的调解上升为艺术。上面介绍的案情展现了在乡村社会里纠纷解决的一个生动活泼的场面。一个表面上看来属于民事纠纷承包合同纠纷,背后涉及到行政权的行使——计划生育、宅基地等;村民口治权的落实一一村干部多吃多占,村民拒交提留;民法上抗辩权的行使一一村里不归还欠款
7、,就拒绝承包。这些在学者及法官的专业眼光中互不相干的法律关系,在农民的眼中实实在在地联系在一起。“承包与否”成了农民要挟政府和村委的“质物”。解决“承包”背后的这一系列纠纷涉及到多种行政权的运用,行政机关在解决这一纠纷中,可以将政府可以调配的各种资源作为筹码,灵活运用到纠纷解决Z中。完全可以想彖,没有行政权参与其间,这一起纠纷很难从根本上解决。若仅由法院对承包纠纷进行“快刀斩乱麻”式的审判,不仅裁判难以兑现,而且可能会引来更多的麻烦。纠纷的多样性、复合性决定了在解决复杂的纠纷过程中,纠纷的解决者不能
8、仅以一个裁判者的角色行事,还需要见机行事,不时地扮演管理者、调解人甚至是律师的角色,综合运用多种权力和资源达到纠纷解决这一垠终忖的。这使我们领会到为什么在乡村社会,法庭解决纠纷经常请政府出面支持,而政府解决纠纷乂经常请法庭协助。从批判的眼光出发,我们可以认为这是一种司法与行政不分的例证,但从现实的角度,这实际上是国家权威的互助与互动。行政需要法庭出面,以增加其解决方案的合法性和权威性——法庭都认为是合法的!法庭则借助行政以增强其裁判的强制力——对抗法庭意味着对抗政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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