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我不是药神》看纪检监察体制改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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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从《我不是药神》看纪检监察体制改革最近，现实主义批判题材影片《我不是药神》产生了巨大社会反响，影片讲述的故事改编自真实的社会事件，展现了慢粒白血病人的生存绝境，以及倒卖“假药”商贩的道德困境，直击社会“痛点”，引发了关于医疗体制改革的广泛舆论关注。治病救人，最需要治的病是“穷病”。治“穷病”，正本清源的途径在于医保的跟进和体制的改革。那么，纪检监察部门“惩前毖后，治病救人”的职责要怎么去履行呢？“治病”也需要“药神”吗？　　《我不是药神》中，近四万块一瓶的天价抗癌药，让本就捉襟见肘的慢性粒细胞白血

2、病患者看不到生活的希望，只能任由病痛折磨甚至选择自杀结束生命。程勇自掏腰包送来的廉价仿制药，是病友们在生存阴霾下好不容易抓住的一根救命稻草。但是，程勇通过非正当渠道代购仿制药违反了国家有关法律法规，终究不是解除白血病患者求生危机的根治之道。只有让正版药进医保，加快大病医疗保险制度改革步伐，扩大医保范围，确保人人买得起药、看得起病、看得好病，才是真正实现病有所医诉求的治本之策。同样，纪检监察工作也曾面临这样的困局。监察体制改革之前，行政监察对象主要是行政机关及其工作人员。在广大农村基层，有部分行使公

3、权力的农村干部并未被纳入到执纪监督和行政监察的范围之内。基础不牢，地动山摇。农村基层工作千头万绪，牵一发而动全身，一些基层公职人员群众观点淡漠、责任意识不强、担当精神欠缺，没有行之有效的反腐败制度体系从严约束，就容易产生“灯下黑”现象。县镇两级纪委通过纪检干部和基层党委一把手，对这些公职人员进行的教育管理，还停留在“软约束”层面，就像《我不是药神》中程勇的单薄力量一样，难以持久彻底地从制度体系上抓住监督执纪的“牛鼻子”。换言之，行政监察覆盖面过窄、反腐败力量分散、纪法衔接不畅，基层纪检监察工作“最

4、后一公里”就难以有效打通。对于这些处于执纪监督“灰色地带”的违纪违法干部，难道需要“药神”式人物，以非正常手段“治病救人”吗？　　党的十九大报告明确指出：“深化国家监察体制改革，将试点工作在全国推开，组建国家、省、市、县监察委员会，同党的纪律检查机关合署办公，实现对所有行使公权力的公职人员监察全覆盖。”在十九大精神指引下，深化国家监察体制改革取得重大成果。十三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通过了宪法修正案和监察法，国家、省、市、县四级监察委员会全部组建产生，同党的纪律检查机关合署办公，实行一套工作机构、两个机

5、关名称，履行纪检、监察两项职能，监察体制改革由试点迈入全面深化新阶段。　　习近平总书记在十九届中纪委二次全会上强调，“要推动全面从严治党向基层延伸，严厉整治发生在群众身边的腐败问题”。监察法草案明确了6大类监察对象，其中就包括“基层群众性自治组织中从事管理的人员”“其他依法履行公职的人员”，监督对象从监督“狭义政府”转变为监督“广义政府”，监督内容覆盖了从“好公职人员”到“阶下囚”的广阔中间地带，有效填补了“两个空白”。这就将所有行使公权力的公职人员纳入监察范围，把纪委审查与监委调查有机贯通起来，

6、以具有中国特色的监督利器生动打造纪委监委“惩前毖后、治病救人”的“药神”实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