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学的主客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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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中國學的主客關係受訪者：嚴紹璗嚴紹璗，北京大學教授，北大比較文學/比較文化研究所所長，博士生導師。1940年9月出生於上海市。1964年7月畢業於北京大學中國語言文學系，留校任教至今。主要研究範圍與著作有：以「文化語境」為生存環境的「文化與文學的發生學」研究中外文學。以《中日古代文學關係史稿》和《中國與東北亞文化關係志》及相關論文為代表；建立並推進了「日本漢學」與「日本中國學」的學科建設；以《漢籍在日本流布的研究》、《日本藏宋人文集善本鉤沉》和《日藏漢籍善本書錄》為基本標誌，長期從事對國內外漢籍善本原典的追尋、整理和

2、編纂。曾獲中國國家圖書最高榮譽獎。訪談、撰稿：邵軒磊政治大學東亞研究所博士班研究生，研究領域為東亞政治、中國大陸研究，E-Mail：93260505@nccu.edu.tw。訪談時間：2007/8/15下午3:00-5:00訪談地點：北京大學芍園咖啡館八月酷暑，但走在北京大學的校園中依然是感到心平氣和，看到一些系所正是在傳統四合院式的院落中進行研究，牆上不僅長滿了青藤，門口的石雕也處於荒茵蔓草之間。北京大學從這裏出發，影響了全中國的知識份子，也留下了跨越歷史的學術精華。就在這樣酷暑的午後，我訪問了北京大學比較文學研究

3、所所長嚴紹璗教授。問：就從老師最擅長的研究領域—日本漢學，開始談談吧。在我來看日本對中國的研究，是以明治維新為界，之前稱為「漢學」，之後則稱為「中國學」。這是截然不同兩種的學術類型，它們是以非常辯證的方式、而變化的，即是以後者否定前者的方式互相連接。其中最大的差異，是在於「漢學研究」不只把中國文化作為研究的客體，同時也對於研究者的主體實踐產生影響，或多或少影響了研究者的價值觀之後，再由研究者生成一套價值體系。「中國學」則是僅僅將中國作為純粹客體研究，當然這不排斥某些中國研究者對中國的「熱愛崇拜/仇恨討厭」，但是就學術

4、性質來說，中國不過是他們研究的物件而已。這就是近代學術的本質之一，這樣的學術觀念大部分是從歐洲系統的哲學而來，使得研究者和研究客體分立。而且把Sinology翻譯成「漢」學，也有點漢族中心主義的色彩。好比說西藏學、蒙古學這些學科，能不能放在「漢學」之中呢？或是必須和漢學同級？所以我以為必須定位中國學為一級學科，而其他的區域學問則置於二級學科的位置。5以歐洲為例，開始研究中國是基於「接觸中國文化」作為基礎，所以現在必須討論文化的傳遞問題，雖然可以回溯到絲路、馬可波羅，但是真正規模交流則是在大航海時代。最核心的人物就是傳

5、教士，最初向歐洲傳遞一種「獵奇式」的報導，但是之後就漸漸產生了哲學的思考，尤其是歐洲當時正處於各種思想與哲學的變化中，對自己的發展道路也有困惑，因此就把中國當作借鏡。當時的關鍵問題正是處理「神」的問題，啟蒙學者發現中國居然沒有神學，而且是文化相當燦爛的帝國，對神學批判的學者非常高興的接受了關於中國的資料，把「中國」當作是反神學的「實證」。以伏爾泰（Voltaire，1694—1778年，此即FrnoisMarieArouet)為代表，他說過：「哲學家就是文學家」，就是代表當時的研究者研究中國同時又受到中國影響，主客體

6、不分。但孟德斯鳩(Montesquieu,CharlesLouisdeSocondat，1689—1755年)學派有很不同的見解，他們在追求建築現代國家的歷程中，提出了諸如三權分立等等有關政治制度的觀念，這樣一來對中國「專制」逐漸產生了批判，這種歷程就體現了漸漸把中國當作是「研究物件」的概念。工業革命之後，就經濟上力量而言歐洲逐漸強於中國，包括亞當·斯密(AdamSmith，1723—1790年）黑格爾（GeorgWilhelmFriedrichHegel，1770—1831年）、馬克思（KarlHeinrichMa

7、rx，1818－1883年）等產生「中國停滯」的想法，逐漸把當成中國完全的研究客體。也就是從歐洲「中國研究」的歷程中，可以看到這樣從「主客不分→主客分立」的歷程。我認為從系譜學的立場而言，必須關注這種從漢學到中國學的變化。問：日本史學正是兼有兩者特色之間，是一種微妙的學科。日本史學也帶有「後者否定前者」，辯證的方式演進聯繫，帶有繼承與揚棄的關係。東洋史的建立並不是從漢學的「史部」建立的，白鳥庫吉的研究方法也完全不同於中國史學家，而是從蘭克（LeopoldvonRanke,1795—1886年）學派的實證主義影響，從這

8、中間建立的對中國史學的核心研究，首先表現在建立「體系性」的敍述取代「朝代式」敍述；其次以「否定聖人」來對於中國傳統史學的「前提」加以挑戰。具體而言，日本的史學近代化，正是以建立「體系」作為標誌，也就是建立「古代/近世/中世/近代/現代」的分野。在對中國文學建立近代性研究層面上，狩野直喜也是試著建立「中國文學體系」為職志，首先開展「俗文學」的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