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5年隋唐五代史研究综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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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中国史研究动态2002年第9期2001年隋唐五代史研究综述杨宝玉(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北京100732)2001年8月初在青岛召开了中国唐史学会第八届年会暨国际隋唐史学术研讨会，来自日本、韩国、新加坡、马来西亚、中国大陆和港台地区的近百位学者参加了这次盛会。会议的主题是研讨中国6—10世纪的社会变迁，共收到约80篇论著，近10部专著，汇集了近期中外最新研究成果。不计会议论著，本年度正式刊发的研究专著共有近30部，论文400余篇，这里仅能作极简略的概述，有关利用敦煌文书进行隋唐五代史研究的论著，特别是侧重敦煌地区史和文书研究的论著，请参阅(200

2、1年敦煌史学研究述要》，篇幅所限，敬请读者谅解。一、政治与典章制度有关政局研究的论著主要有：韩异《贞观永徽的政局》(《中华文史论丛》1辑，总65辑)认为贞观永徽之际的政治纷争都是由贞观后期唐太宗废立太子而引起的，政治旋涡的中心人物是长孙无忌。孙英刚《唐代前期宫廷革命研究》(《唐研究》7卷)认为唐前期的皇位传承呈现了“一君二储三方”格局。何灿浩《唐末政治变化研究》(中国文联出版社7月)主要论述唐末懿、僖、昭宗三朝历史，将考察重点放在唐末政治权力关系，特别是中央与地方关系的变化上。杜文玉《南唐史略》(陕西人民教育出版社3月)系统研究了南唐政权的历史，探讨

3、了南唐在我国古代历史上的地位，特别是对我国古代经济与文化重心南移的贡献。中央与地方关系方面。李焕青《唐宪宗中兴与藩镇政策》(《内蒙古社会科学》3期)认为宪宗朝藩镇政策的局限性使其中兴只能是暂时的。王玉群、谷立新《试论节度使为晚唐中枢的一元》(《河北师范大学学报》1期)认为从僖宗中和元年开始，强藩节度使在晚唐中枢中起主宰作用。李鸿宾《唐朝中央王权的衰落：地方势力与民族势力的结合》(《民族史研究》4辑，民族出版社2月)探讨了晚唐中央与地方、地方势力与民族势力的结合等问题。关于周边地区政治史，张荣《7世纪上半叶“前庭州地区”历史考述》(《新疆大学学报》3期

4、)指出长久以来生活在前庭州地区的居民主要是以突厥化的铁勒部落——处月为主的诸“胡”，但他们并未建立过独立政权，西突厥北庭不在前庭州地区。刘安志《从吐鲁番出土文书看唐高宗咸亨年间的西域政局》(《魏晋南北朝隋唐史资料》18辑)认为咸亨年间吐蕃未长期占据龟兹，安西都护府也未迁回西州，咸亨元年罢弃的只是于阗、疏勒，而龟兹、焉耆二镇仍在唐手。李明伟《安西大都护府的伟大功绩和突厥对丝绸之路的贡献》(《西北民族研究》3期)论述了安西大都护府为维护丝路和发展丝路贸易作出的贡献。程喜霖《吐鲁番文书所见唐安西都护府与丝绸之路》(《敦煌学2001年隋唐五代史研究综述3与中

5、国史研究论集——纪念孙修身先生逝世一周年》，甘肃人民出版社8月)指出安西都护府治所东西移徙的原因在于唐以安西都护府统四镇作为经营西域的前沿基地，西州则为后方根据地。刘安志《唐代安西、北庭两任都护考补》(《武汉大学学报》l期)考补了不见史籍记载的唐高宗上元三年的安西某都护，及唐玄宗开元十五至二十一年间的北庭都护阴某。艾尚连《北庭节度使赵毗及其任职期限》(《西域研究》l期)考证岑参诗中的“赵节度”就是赵王比，其任职期限为天宝十四载十一月迄至德二载初。艾冲《唐代安北都护府迁徙考论》(《陕西师范大学学报》4期)认为唐高宗永徽元年未设立“瀚海都护府”，圣历元年

6、安北府仍驻在河西走廊的“西安城”。何天明《唐代单于大都护府探讨》(《北方文物》2期)探讨了单于大都护府的设立时间、名称演变及职官设置等问题。张铭心《“义和政变”与“重光复辟”问题的再考察——以高昌墓砖为中心》(《敦煌吐鲁番研究》5卷)提出了“重光复辟”最后胜利时间为正月、义和六年九月复辟政权已占领田地城、“重光复辟”时义和政权出现了分裂迹象，及“义和政变”为王子争权而引起的宫廷政变等观点。关于政治中枢的研究成果很多。戴显群《唐五代政治中枢研究》(厦门大学出版社2月)对三省制、宰相制、翰林学士制、枢密使制进行了全方位考察。刘后滨《唐代中书门下体制下的三

7、省机构与职权——兼论中古国家权力运作方式的转变》(《历史研究》2期)提出了“中书门下体制”的概念，认为开元十一年改政事堂为中书门下以后，中书门下已成最高决策兼行政机关。可归入此类的论文尚有林怡《论唐初君主专制政体中的三省分权》(《华侨大学学报》l期)。关于宰相制度。张创新《唐朝群相发展五段说》(《吉林大学社会科学学报》2期)把群相发展分为五段：三省长官均为宰相；只有侍中、中书令、同中书门下三品、同中书门下平章事才是宰相；非侍中、中书令而为相者，需加“同平章事”方为宰相；中唐以后，“使相”出现；唐朝后期又出现了“内相”。刘后滨《敕后起请的应用与唐代政务

8、裁决机制》(《中国史研究》1期)论证了政务裁决机制的变化和政务文书形态的转变，认为“敕后起请”及“敕后商量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