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魏书》“秽史”问题浅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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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魏书》“秽史”问题浅析《魏书》“秽史”问题浅析　　摘要：《魏书》的秽史问题，在其成书及流传过程中多次被学者们追究与讨论，这也使得《魏书》在“二十四史”中独具魅力与价值。然而究竟其“秽史”与否，还需结合《魏书》的编撰者、南北朝史风及时代特点来给予公平客观的评价。　　关键词：《魏书》；秽史；辩诬　　作为我国封建社会历代“正史”中第一部专门记载少数民族政权的著作，《魏书》是现存叙述北魏历史的最原始和比较完备的资料，也是历来被学术界认为是“二十四史”之中颇受争议的一部正史。　　《魏书》成书之后引起的风波对当时和后世都产生了不小的影响，一是北齐三位皇帝都相继过问此事，并且在其后世的流传过程中，分

2、别进行了三次修改和两次重撰；第二个影响就是在“众口渲然”中《魏书》“秽史”名声的产生与定论。其中“秽史”名声影响所及，直至今日。　　《魏书》的“秽史”名声先后经过李百药、李延寿的铺垫与渲染，又由刘知己以及宋人刘?、刘恕等人的“升级”，最终在清朝乾嘉时期经由赵翼、章学诚等人的整理研究对《魏书》“秽史”说进行了定论。与此同时，《魏书》的“秽史”问题在后世的追究与讨论过程中，其自身的价值也不断彰显出来，不少人拍案而起，为之“伸冤”，其中不乏像周一良这样的史学名家。而首次公开为《魏书》进行辩诬的是《四库全书》，以纪昀为代表的四库馆臣，在仔细梳理考证各家史书的基础上，结合南北朝时代的历史背景，加之

3、以合情合理的推论，在《四库全书总目提要》中以官方口吻为《魏书》的“秽史”之名辨诬。总结起来，各家为《魏书》“辨污”的观点主要有一下几个方面：　　一、从《魏书》编撰者来看　　《史通通释?古今正史》记载：“齐天保二年，敕秘书监魏收博采旧闻，勒成一史，又命刁柔、辛元植、房延?、眭仲让、裴昂之、高孝干等，助其编次。”[2]（P365）可见《魏书》是由魏收主要负责，由多人编撰而成的，只因“秽史”问题导致的修史风波，以及后几次修改，也由魏收负责，向来史家没有拿《魏书》作为官修书，其原因在此。此外，更深刻的原因在于参与《魏史》修撰的史臣，多非史才。《北史?魏收传》云：“收所引史官，恐其陵逼，唯取学流先

4、相依附者。其房延?、辛元植、眭仲让虽夙涉朝位，并非史才；刁柔、裴昂之以儒业见知，全不堪编辑；高孝干以左道求进。”[1]（P2031）《魏书?前上十志启》及《自序》篇中明确提出其史“三十五例、二十五序、九十四论、前后二表一启”，成于他一人之手，也表明纪传部分是多人合作的结果。由是知魏书发凡起例虽在伯起，而列传之修撰亦经终手。诸人多非史才，芜冗之处故不应收一人独　　尸其咎矣。[3]（P237）　　我们暂且不论《魏书》到底是官修还是私修，而其体例与内容确实多多少少带有些官方与时代色彩。在此基础之上，试论魏收生前屡屡受人批评责难，甚至在去世之后遭到被人撅冢抛尸的厄运，岂不有失公平？　　二、从北朝

5、史风来看　　早在魏收编撰《魏书》之前，前人也曾进行过魏国国史的修撰，但是流传至今的史料却很少，魏收《魏书》几乎成了唯一的一部。魏收在修史过程中所征引的史料具体已不可考，据《史通通释?古今正史》[2]（P364-P3650记载，大致有：始于道武帝时邓渊撰《代记》十余卷；太武帝时，崔浩等续撰《国纪》三十卷；文成帝时高允、刘模又奉命续撰，亦称《国纪》，均为编年体；孝文帝太和十一年，李彪、崔光等为史官，始以纪传体的形式修撰魏国的史书；后又有刑峦、温子升、晖业等续补各朝的史事，三人分别撰写了《孝文起居注》、《孝庄纪》三卷和《辨宗室录》三十卷。北齐建国以后，接受了这些史书，这也使得魏收的修撰《魏书》

6、的时候有所参考与借鉴。这些史料中，对《魏书》修撰影响最大的当属邓渊和崔浩。[5]　　现今不少学者认为无论是邓渊之狱还是崔浩国史之祸，所谓“备而不典”、“暴扬国恶”，是指国史所录的一些拓跋故事，如《魏书?序纪》中记载献明帝死后贺后被其父昭成帝收娶，所以贺后先后所生既有献明帝之子，又有昭成帝之子，诸人行辈既为兄弟，又为叔侄。这些拓跋旧事在昔本为旧俗使然，无关风化，在今看来则不合常道，有悖人伦。邓渊之后，魏太武帝曾两次下诏续修国史。但是邓渊的前车之鉴，使得众史臣在修史任务面前显得忧心忡忡。不得已，太武帝第二次下诏云：“命公留台，综理史务，述成此书，务从实录”[6]（P824），这实际上是太武帝

7、亲自承诺不会重复出现邓渊史狱，以安史臣之心的表现。而后崔浩不负所托，受命十年，国史告成。结果依旧重蹈覆辙，死于修史。至此，直笔实录就成为修国史中的大问题。邓渊、崔浩事件阴影难消，修史之风难振。及至东魏，魏收受修史之命，虽然拓跋先人事迹已失去敏感性，但是执政者所关注议论的仍是直笔问题。他们自然知道不许直笔则无良史可言，允许直笔又惧扇扬褒贬。齐神武帝高欢曾戏语魏收“我后世身名在卿手，勿谓我不知”[7]（P486）。在此等压力之下，魏收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