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4，想读的几本社科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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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014，想读的几本社科书2014，想读的几本社科书　　每逢开年，读书人多喜欢给自己拉一个书单，计划好在新的一年里要看许多有用无用的书。开年拉书单倒也不完全是为了应景，因为寒假于书业而言是旺季，出版机构多愿意推出一批重头新书，而版权页上标明了出版日期在当年年末的，上市也往往要推到来年1月份了。2014年年初，社科领域有这么几本书想翻一翻。　　郑也夫在北大开设《教育社会学》课程，指导选修该课的本科生撰写教育现状调查报告，择其优者凡48篇辑成《科场现形记》（中信出版社），其中“颇多你想象不到的东西”。比如，在一些制造着高考神话的超级中学，有的学生睡觉不脱衣服，因为早上没有时间叠

2、被子，而这样的学生还不在少数！一些中学通过压缩学生分母来制造升学声誉，老师动员一本、二本无望的学生转学乃至弃考！更甚至于，在北京郊区幼儿园，大班的知识学习包括清华少儿英语、数学、语文等。数学不仅要掌握20以内加减法、100以内顺数、倒数，还要学会数字排列、几何图形等，而珠心算要达到100以内的数字连加七八次的难度！郑也夫说，他执教过的人大和北大中的多数农村籍的女孩都颇瘦小，身高多在1米50上下。原因是她们中学时大多住校，伙食不好，每天却至少要苦读14个小时。就是说，她们要在最不利于发育的状态下成长。“时下的教育不是帮助，而是在摧毁孩子们。”郑也夫惯以“老愤青”姿态对公共事务

3、发言，在很多时候，他的“愤怒”不是没有道理的。　　社会学听上去高深莫测，但有时候其实很好入手。我在残酷的高中岁月中，曾一度苦心收集了每个学期的课程表，那些课目密密麻麻地排列，从每天早上7点到晚上近10点，无情地压榨着我们的青春。我曾想把它们归拢寄回母校，遗憾的是收纳不当，许多都遗失了。现在有了手机和网络，再做这样的事情方便多了，如果多地的学生们一起来“随手拍”，其实就是一份份鲜活的田野调查。有了这些材料，《吾国教育病理》（郑也夫的上一本书，《科场现形记》是其姊妹篇）诊不诊断得出不好说，但“病态”是一目了然的。　　要说严谨科学的田野调查，费孝通先生的名字就不能不被提到。《田野

4、里的大师――费孝通社会调查纪实》（海豚出版社）一书作者张冠生系费孝通先生生前的秘书，该书收录了他跟随费孝通外出考察、参加会议的日记，详细记录了费孝通先生去山东、温州、江苏、浦东等地考察的情况以及演讲，记录了费孝通先生对于中国社会现状的讲话和思考，从中可以看出费孝通先生这位社会活动家心系中国农村发展、城市建设的高尚情怀。　　纪录片与田野调查在基因上有天然的联系。《四个中国人》（清华大学出版社）的写作，源于四部纪录片：《戏末》《一张宣纸》《喜业》《扇鼓?乐》，是关于逝去的技艺的留念。2007年，雷建军、梁君健、焦瑞青三位年轻的清华学人开始进行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工作，一边拍纪录

5、片一边做研究。他们先后接触了陕西华县演皮影的吕崇德、河北赞皇跳扇鼓的池素英、陕西榆林唱红白的高喜业、浙江衢州打纸?的程宵春四位普通的传统艺人，镜头也渐渐从技艺沉淀到了艺人本身。这四个人或命运多舛或从业卑微，日子紧紧巴巴，但生活有滋有味，手闲了练字，心闲了吹箫，身闲了捉鱼，放羊时唱酸曲，歇业了打扇鼓，保持着单纯的快乐与宁静。更重要的是，他们隔着千山万水但都与人为善，为人着想，离开了熟人社会的生活系统，却依然保持着做人的底线。他们不像我们日常遇到的生活中的很多人，要么按着汽车喇叭从你身边呼啸而过，要么在地铁里漠然或假装玩着手机，全然不顾身边抱孩子的女人和白发苍苍的老人。他们仍然

6、是辜鸿铭眼里不需警察与律师而能与社会和谐自处的中国人，仍然是黄仁宇笔下对己谦而对人让的中国文化的继承者。作者们的焦虑在于，市场化可能是泯灭他们的催化剂，传统文化生活先从城市淡去，然后再从农村淡去，这“不仅关乎文化”，也关乎“一代人，几代人，甚至整个民族的心性”，更重要的是，这种趋势也许无法阻挡。　　有关转型社会的秩序再造与当下国人价值观重建问题，汤一介先生的《瞩望新轴心时代：在新世纪的哲学思考》（中央编译出版社）和孙立平教授的《遏制溃败》（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两书，似可在精神信仰层面和制度建设层面提供一些解答。《物语三千：复活平民的历史》（沈继光、高萍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7、）是另一本把视角放在普通人、老物件上的小书，温厚、亲切。　　《他们以为他们是自由的：1933―1945年间的德国人》（商务印书馆）是一份研究第三帝国时期德国生活的微观社会人类学报告，书中讲述了纳粹统治下普通德国人的生活故事，探讨了“正派的人”如何且为何成为纳粹即纳粹体制如何在普通德国人的层面以及德国社会内部发生作用的问题。作者米尔顿?迈耶身份复杂，他是德裔美国人，同时又信奉犹太教，这让他既对德国的民族社会主义感到厌恶，感受到伤害，也感到深深的羞耻。身为记者的职业偏好驱使他尝试去接近纳粹分子，1935年，他跑去柏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