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学研究中问题意识的问题化思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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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法学研究中问题意识的问题化思考【摘要】法学研究中的问题意识，主要体现为法学理论对于法治实践的敏感度及涵摄力；问题意识是法学研究或法学理论与法治实践之间的主要媒介。当下法学研究屮问题意识的缺失，与我国法学研究及法治进路的双重转型相关，也与法学学科的特性、研究者的知识结构及对待法治现实的态度密切相关。提升问题意识需要推动法学理论研究者法治共识的形成，强化对法治运作实然状态的了解，善于把法治实践的“问题”转化为法学理论研究主题，同时要保持对问题意识的培养和合理导向。法学研究屮问题意识的缺失或缺乏，近些年逐步引起法学理论界的关注。然而，某些围绕

2、问题意识的讨论和研究，却自觉不自觉地疏失于对论题实质的偏离,特别是重叠繁复的西方知识范式或理据的阐释与论证，把本来法学人诉诸于经验感受，甚至诉诸直觉就可以理解和知会的道理变得难以理喻，从而降低了其分析过程及结论的可接受度；体现于其中的认识和思维，恰恰正是法学研究中问题意识成为“问题”的原因z—。因此，有必要以问题化的方式或角度，对法学研究中的问题意识进行一些探讨。法学研究中的问题意识究竟是一个什么样的问题一般说来，任何研究者以及任何硏究成果中，都不可避免地具有或蕴含有问题意识。研究者的思考、研究成果中的论证，通常都是在特定的问题引导下或

3、围绕相关问题而展开的。在此意义上说，问题意识或许不应该成为人们关注的焦点。问题意识之所以成为理论研究过程中的突出问题，实际上与作为研究对象的问题的“质量”，以及与之相联系的研究价值与意义直接和关，而衡量这种“质量”的依据则在于由不同学科特点所形成的具有普遍共识度的研究功利及目的。与哲学、历史以及文学等学科有所不同，法学理论从根本来说是一•种实践性很强的理论。法学理论不仅直接反映或描述实践，同时也直接用于指导实践。即便是一般性、抽象化的法学原理，也往往具有可感知、能够与其对应的实践形态。因此，法学理论的研究功利及目的，很大程度在于其对实践

4、的解析力与引导力。相应地，法学研究的问题意识，主要体现为法学理论对于法治实践的敏感度以及涵摄力。在特定国家法治建构和创立的初期，亦即在法治实践对理论资源需求十分迫切的时期，尤为如此。一定意义上说，问题意识是法学理论（或法学研究）与法治实践之间的主要媒介。问题意识当下受到关注，与法学人对近些年法学研究及其理论成果的反省与审视密切相关。上世纪70年代末，伴随着中国法治建设的恢复，法学也被提升到前所未有的地位而成为一门显学。尽管事实上中国法学界在法治理论（包括各部门法理论）方而的启蒙与全社会几乎处于同一时期，但基于社会分工的职业化要求或条件，

5、法学人义无反顾地充当着全社会法治知识普及的启蒙者的角色。编写法学各学科教材以及与之类似的介绍法学各学科知识的书籍，撰写阐述法学基木原理、诠释法律条文基木涵义的论文，成为较长时期中法学理论研究的主要任务和基本内容。而能够支撑法学人从事这种“研究”的知识资源，实际上都是来自于包括前苏联以及我国台湾地区在内的域外的传统理论，中国法学人原创性的知识含量很低，以至于不同版本的教材往往只是同一内容的不同剪裁，以及不同体例、章节顺序的变化而己。但不幸的是，这样一个过程却塑造了部分法学人作为“法治真理的据有者”“法治知识的布道者”以及“法治实践的指导者

6、”的虚幻优越感。然而，随着法治知识普及任务的基本完成，法学理论研究却在不同程度上陷入迷惘与困惑之中。一方面，社会各方面在法治实践过程中逐步形成了自主化的经验性认识与判断，从而使法学人的知识推荐或理论强调不再具有优越性预设，不仅如此，由于法学人推荐或强调的某些知识或理论脱离中国社会的实际，因而常常受到来自于社会不同方面的轻薄甚而嘲讽；另一方面，部分法学人对法学理论研究如何具体地契入到法治建设的现实中，既缺少相应的知识积累，又缺少应有的经验和智慧。前述状况反映在法学研究的成果上，则体现出法学理论研究对于法治现实的“失焦”“失距”现象。具体说

7、：一是法学理论研究中的问题，往往不是法治实践中的问题，其至可能是法学人想象或虚构的“伪问题”，与法治实践不具有对应性或回应性；二是法学理论研究中的问题，甚至一些法学人兴趣盎然的热点问题，恰恰是法治现实中的边缘化问题；三是一些法学人热衷于关注域外的理论问题，以参与世界法文化讨论的热忱对域外理论界隔空进行单向度的表达，而由于各国法治实践及理论研究处于不同的阶段，这些理论努力对中国法治以及法治意识形态建设并无实际作用；四是法学理论虽然参与到法治重大现实问题的讨论，但往往依据域外某种法治模式或法治观念看待和评价屮国的法治现实，从而扭曲了问题的实

8、质，并且使对问题的认识与结论失之肤浅，难以得到社会的普遍认同;五是某些研究侧重于提岀和分析问题，并且所提出的问题不可谓不具有洞见，分析问题也不可谓不深刻，但缺少解决问题的有效思路或方案，问题意识没有最终落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