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影响焦虑下的王安忆现象——王安忆与海派传人研究》由会员上传分享，免费在线阅读，更多相关内容在学术论文-天天文库。
四川师范大学学位论文独创性声明本人声明：所呈交学位论文夏响焦虑下的“王安忆理象”——王安忆与“海派传人”研究，是本人在导师邓利指导下，独立进行研究工作所取得的成果。除文中已经注明引用的内容外，本论文不含任何其他个人或集体已经发表或撰写过的作品或成果。对本文的研究做出重要贡献的个人和集体，均已在文中以明确方式标明。本声明的法律结果由本人承担。本人承诺：已提交的学位论文电子版与论文纸本的内容一致。如因不符而引起的学术声誉上的损失由本人自负。学位论文作者：新小参2-签字日期：20／年厂月／日四川师范大学学位论文版权使用授权书本人同意所撰写学位论文的使用授权遵照学校的管理规定：学校作为申请学位的条件之一，学位论文著作权拥有者须授权所在大学拥有学位论文的部分使用权，即：1)已获学位的研究生必须按学校规定提交印刷版和电子版学位论文，可以将学位论文的全部或部分内容编入有关数据库供检索；2)为教学、科研和学术交流目的，学校可以将公开的学位论文或解密后的学位论文作为资料在图书馆、资料室等场所或在有关网络上供阅读、浏览。本人授权万方数据电子出版社将本学位论文收录到《中国学位论文全文数据库》，并通过网络向社会公众提供信息服务。同意按相关规定享受相关权益。(保密的学位论文在解密后适用本授权书)学位论文作者签名：卸小{2，导师签名：文P事1签字日期：刀f弓年6月j日签字日期：加一年广月1日 摘要影响焦虑下的“王安忆现象"——王安忆与“海派传人’’研究中国现当代文学专业研究生：郭小红指导教师：邓利摘要：王安忆及其创作作为中国当代文学的重要构成，在新时期以来的诸如伤痕文学、反思文学、寻根文学等各种文学思潮中扮演着重要的角色。然而，无论王安忆承认与否，她的创作之路始终受到来自张爱玲、国内外研究界及图书市场等力量的左右，随着她创作的不断深入，这些力量相互转化甚或裂变，并以不同的方式显现在王安忆创作的不同阶段，从而形成了具有“影响焦虑症”式的“王安忆现象”。“王安忆现象"一方面是王安忆在面对前辈作家张爱玲时的“影响焦虑症”，即其对“张派传人”或“非张派传人”的矛盾心态及实践反应。另一方面也是王安忆在创作流变过程中受制于现代传媒及其国内外评论界合力作用下对名利希冀的“市场焦虑症”。它们二者共同构成了“王安忆现象”的两极，且相辅相成。“王安忆现象”不仅适合王安忆，而是指一大批中国当代作家在面对市场和商品经济，现代传媒及海外汉学等内外部因素合力作用下的作家创作嬗变现象。因此，“王安忆现象’’具有一定程度的普适性，该现象也曲折的反映出了中国当代文学发展的进程、中国当代文学批评的乱象以及当代中国人审美和文学观念在市场经济左右下的嬗变。故此，本论文立足于“王安忆现象”，在大量资料引证的基础上呈现具有时代特色的“王安忆现象”，并力求对造成“王安忆现象”的成因做出合理的探求。试图在一定程度上昭示出中国当代文学的变革和当代读者审美观念的转变。本论文分为导论、正文和结语三个部分：导论部分通过对大量史料和现有研究成果的梳理得出“王安忆现象”。正文分三章。第一章为“影响焦虑中的王安忆创作嬗变”，本章从作家本体来探求形成“王安忆现象”的内部原因。第二章“海外汉学研究的东方口味与本土延宕”及第三章“国内批评‘羊群效应’下的价值立场寻找”，从国内外研究界与媒体批评入手来探讨造成“王安忆现象”的外部原因。 pq川师范人学倾士学位论文结语部分得出“王安忆现象”是王安忆本人、国内外研究界及其现代传媒合力作用的结果。II关键词：王安忆现象影响焦虑海派传人海外汉学经典化 摘要ThePhenomenononWangAnyi’STheStudyBetweenWangAnyidescendantofHaipai”AnxietyAnd‘‘TheMajor：ChinesecontemporaryliteratureCandidate：GuoXiaohongSupervisor：ProfessorDengLiAbstract：WangAnyiandhisworksasanimportantpartofChinesecontemporary1iteratureinthenewperiod，suchasscarliterature，reflection1iterature．root—seeking1iteratureandotherimportantliterarytrendsplayanimportantroleinthe．However，whetherWangAnyiadmititornot，hercreativepathofbeginningfromEileenChang，thedomesticndfore‘,earchfieldLndthebookmarketforces，withhcreationandtbreignresearchtleldandtheDooKmarkettorcesWlUlnercreation，unceasinglythorough，thepowerconversionorfission，andappearindifferentwaysatdifferentstagesofWangAnyi，thusformedtheWangAnyiphenomenonhas”effectanxiety”type¨．”WangAnyiphenomenon¨isaseniorwriterEileenChangWangAnyiinthefaceofthe¨anxiety¨，namelyinthedifferenttimeinthe”descendantsofZhang”or¨nonZhang¨descendantsofthecontradictoryattitudeandpracticeofreaction．Ontheotherhand，WangAnviiSinthecreationprocessiSsubjecttotheforceofmodemmediaanditsdomesticandforeigncriticsoffame¨marketanxiety”．Thetwoofthemtogetherconstitutethe¨WangAnyiphenomenon¨poles，andcomplementeachother．”WangAnyiphenomenon"isthenewperiod，Chinesecontemporarywritersinthefaceofintemalandextemalfactorsmarketandcommodityeconomy，themodemmediaandOverseasSinologyforceundertheactionofthewritersevolutionphenomenon．Thisphenomenontosomeextentalsotortuousreflectsthedi伍cultprocessofChinesecontemporaryliterature．Therefore，thispaperisbasedonthe’’WangAnyiphenomenon’’，III pU川师范人学硕士学位论文throughalargenumberofdatabasedontheevidencepresentedthecharacteristicsoftheeraof¨WangAnyiphenomenon¨，andstrivetomakeareasonablesearchforthecausesof”WangAnyiphenomenon”．Andtoacertainextent，showsachangeofChinesecontemporary1iteraturerevolutionandcontemporaryreadersaestheticideas．Thispaperisdividedintothreeparts"introduction，bodyandconclusion：Theintroductionpartbasedonalargeamountofhistoricaldataandtheexistingresearchresultsofthesortthat"WangAnyiphenomenon”．ThemaintextiSdividedthreechapters．Thefirstchapter：theinfluenceofanxietyinWangAnyithechangeofcreation，thischaptertoexplorethewriterfromthebodytoformthe”WangAnyiphenomenon¨internalcause．Thesecondchapter¨Orientalflavorand10calOverseasSinologydelay”andthethreechapter¨valuepositionofdomesticcriticism’Herding’searchforthe"．researchersfromhomeandabroadanddiscussestheexternalcausesof’’WangAnyiphenomenon¨．Theconclusionthat”WangAnyiphenomenon¨iStheresultantforceofWangAnyihimself,domesticandforeignresearchresultsandmodernmedia．Keywords：ThePhenomenononWangAnyiTheInfluenceofAnxietyHaipaidescendantsOverseasSinologyClassicalIV 日次目次摘要⋯⋯⋯⋯⋯⋯⋯⋯⋯⋯⋯⋯⋯⋯⋯⋯⋯⋯⋯⋯⋯⋯⋯⋯⋯⋯⋯⋯⋯⋯．IAbstract⋯⋯⋯⋯⋯⋯⋯⋯⋯⋯⋯⋯⋯⋯⋯⋯⋯⋯⋯⋯⋯⋯⋯⋯⋯⋯⋯⋯⋯⋯⋯⋯⋯⋯⋯⋯⋯．III目次⋯⋯⋯⋯⋯⋯⋯⋯⋯⋯⋯⋯⋯⋯⋯⋯⋯⋯⋯⋯⋯⋯⋯⋯⋯⋯⋯⋯⋯V绪论⋯⋯⋯⋯⋯⋯⋯⋯⋯⋯⋯⋯⋯⋯⋯⋯⋯⋯⋯⋯⋯⋯⋯⋯⋯⋯⋯⋯⋯⋯⋯⋯⋯⋯⋯⋯⋯⋯．．1第一节国内外研究现状⋯⋯⋯⋯⋯⋯⋯⋯⋯⋯⋯⋯⋯⋯⋯⋯⋯⋯⋯一1第二节中国当代文学中的“王安忆现象”⋯⋯⋯⋯⋯⋯⋯⋯⋯⋯⋯⋯3第一章影响焦虑中的王安创作嬗变⋯⋯⋯⋯⋯⋯⋯⋯⋯⋯⋯⋯⋯⋯⋯⋯．．9第一节王安忆的成长历程及“创作嬗变”⋯⋯⋯⋯⋯⋯⋯⋯⋯⋯⋯⋯9第二节王安忆的“影响焦虑症”⋯⋯⋯⋯⋯⋯⋯⋯⋯⋯⋯⋯⋯⋯⋯．20第三节名利市场焦虑与自我价值确证⋯⋯⋯⋯⋯⋯⋯⋯⋯⋯⋯⋯⋯．25第二章海外汉学研究的东方口味与本土延宕⋯⋯⋯⋯⋯⋯⋯⋯⋯⋯⋯⋯．．30第一节寻求“东方奇观”心理下的作品选择⋯⋯⋯⋯⋯⋯⋯⋯⋯⋯．．31第二节后殖民主义文化语境下的文学批评与研究⋯⋯⋯⋯⋯⋯⋯⋯．．35第三节海外汉学研究与作家价值追寻的错位一～以王德威为例⋯⋯⋯40第三章国内批评“羊群效应”下的价值立场寻找⋯⋯⋯⋯⋯⋯⋯⋯⋯⋯．．45第一节中国当代文学批评的分化及乱象⋯⋯⋯⋯⋯⋯⋯⋯⋯⋯⋯⋯．．45第二节现代传媒、作家、文学批评者间的“良性”互动⋯⋯⋯⋯⋯⋯50第三节中国当代文学批评的团体保护主义倾向⋯⋯⋯⋯⋯⋯⋯⋯⋯．．52结语⋯⋯⋯⋯⋯⋯⋯⋯⋯⋯⋯⋯⋯⋯⋯⋯⋯⋯⋯⋯⋯⋯⋯⋯⋯⋯⋯⋯⋯58参考文献⋯⋯⋯⋯⋯⋯⋯⋯⋯⋯⋯⋯⋯⋯⋯⋯⋯⋯⋯⋯⋯⋯⋯⋯⋯⋯⋯⋯60致谢⋯⋯⋯⋯⋯⋯⋯⋯⋯⋯⋯⋯⋯⋯⋯⋯⋯⋯⋯⋯⋯⋯⋯⋯⋯⋯⋯⋯⋯71V 绪论绪论第一节国内外研究现状从20世纪70年代末王安忆踏上文坛至今，学界对王安忆及其作品从不同角度展开的研究从未中断。随着王安忆在当代文坛影响力的不断加大，研究者对其进行的研究也由最初的单一研究转向综合性研究。然而她在文学创作上的多产、善变也给研究者力图全面系统的对其研究形成了巨大的挑战。纵观对王安忆的研究成果，论者要么针对王安忆的某一篇或某几篇作品、要么针对王安忆在某个阶段的创作，能够在整体上把握王安忆创作特征的研究屈指可数。笔者将对新时期以来，学界对王安忆在不同阶段的研究成果、研究重点予以梳理，并在此基础上呈现王安忆研究的重心与疏漏。以1983年王安忆的美国之行为为界，④此前对王安忆创作的研究者主要集中在短篇小说“雯雯系列”、《本次列车终点》、中篇《流逝》上。这时期的研究主要围绕作品的题材、语言、思想、人物形象展开。如曾镇南发表于1981年《读书》第4期的《秀出于林一一谈王安忆的短篇小说》、章仲锷发表于《文汇报》1982年第4期的《于真挚处见深意一一读王安忆的<本次列车的终点>》、周调公发表于《钟山》1983年第1期的《心灵的探索，哲理的涵茹一一从王安忆的<墙基>和<流逝>所想起的》。研究者主要认为：王安忆的小说创作主要体现了她在知青时期的见闻和感受，语言细腻流畅、感情真挚动人、充满对未来和理想的憧憬，读来自有一种清新之感。不足之处表现在：人物形象单一、故事情节简单、“题材还有待于开拓、思想还有待于深化”②、语言有细碎冗长之嫌。该时期的研究方法较为单一，研究者的研究主要建立在文本细读和对作品感悟的基础上，具有明显的意识形态的色彩。1983年至1989年期间，研究者对王安忆的创作的研究主要集中在《小鲍庄》、“三恋”、《岗上的世纪》上。关于《小鲍庄》，在叙述结构方面：评论界主要探讨了它几个故事齐头并进的“共时态”叙述模式、建立在原始初民姻亲血缘基础上的“神化模式”、及马尔克斯《百年孤独》在结构上对它的影响。在语言方面：研究者就《小鲍庄》中所使用的“语言游戏”、语言规律展开研究，探讨王安忆的小说创作语言出现变化的原因，及语言变化所带来的不同阅读审美感受。如黄子平发表于《北京文学》1989年第7期的《语言洪水中的坝与碑一①在很多研究者和作家本人看来，1983年王安忆的美国之行不仅给自她来一副全新的视野，也使她的创作发生很大转变。②曾镇南：《秀出于林一一谈王安忆的短篇小说》，《读书》，1981年第4期。 硼川师范人学硕{j学位论文一重读<小鲍庄>》、李劫发表于《当代作家评论》1986年第1期的《是临摹，也是开拓一一<你别无选择>和<小鲍庄>之我见》。更多研究者站在“寻根”的立场探讨《小鲍庄》的意义。关于“三恋”及《岗上的世纪》，研究者主要从性文化、女权主义、女性主义、人性的挖掘上对这些作品予以研究。如寄南发表于《当代文坛》1987年第5期的《不要用“性”将人肢体解成碎片一一“三恋”断想》、杨斌华发表于《小说评论》1987年第1期的《生命的苦闷与饥渴一一读王安忆的中篇<小城之恋>》。这时期的研究方法包括结构主义、女性主义、女权主义、解构主义、精神分析法等等，在用这些方法对王安忆的这些作品进行分析的诸多研究中，不乏一些具有独特见解的研究评论。但部分研究只是为了套用新的理论方法，并没有从学理上给予研究更为深切的表述。1989年到1992年，王安忆的小说作品《叔叔的故事》、《神圣祭坛》、《乌托邦诗篇》、《伤心太平洋》等作品的发表意味着她创作风格的又一转变。对这些作品，研究者主要研究了它们的叙事方法，作品的精神意义。如韩毓海发表于《当代作家评论》1992年第2期的《“悲剧的诞生”与“谎言的衰朽”一～王安忆<叔叔的故事>及中国当代文学的艺术问题》、李念发表于《文艺争鸣》1992年第5期的《西叙弗斯的咏叹一一评王安忆近作<神圣的祭坛><叔叔的故事><妙妙>》。通过不同的分析，论者既看到它们与先锋文学作品在叙事手法上的区别，也看到后设叙事、解构主义等来自西方文学的叙事手法在结构文本中的作用，同时，这些研究也程度不同的认为，王安忆的这一系列作品体现了对人生的终极价值的追寻。1992年到1998年，这一阶段研究者主要就王安忆的《纪实与虚构》、《香港的情与爱》、《长恨歌》等作品展开研究。在许多研究者看来，王安忆这个阶段的作品代表了王安忆小说创作从书写知青、乡村、小城镇转变为书写大城市，代表了王安忆独特的城市观的形成与完善。所以这一阶段的研究主要针对这些作品题材、语言、女性意识、悲剧意识展开。在题材方面，研究者们主要认为王安忆的这些小说是她对城市题材、女性题材、世俗生活题材的进一步拓展。在语言方面，研究者们认为王安忆的小说具有雅俗相兼的特点。在女性意识的表现方面，研究者们主要认为王安忆是以女性特有的眼光反观城市，着力表现了城市女性的不同命运。在作品所蕴含的悲剧意识方面，研究者们通过这些作品中表现出的虚无、孤独、无奈认为，王安忆的作品既表现了对人生的执着，又表现出对人生无常的无奈，具有明显的悲剧意识。主要的研究文章如南帆发表于《小说评论》1998年第1期的《城市的肖像一一读王安忆的<长恨歌>》、王琳发表于《当代文坛》1996年第3期的《女性经验与女性叙事一一解读<长恨歌><游行><守望空心岁月>》、李弘发表于《上海师范大学学报》2001年第62 绪论期的《构筑城市生活的日常审美形式一一论王安忆的城市小说》等，这一期，把王安忆与海派、与张爱玲的作品进行比较是一个热点研究。如王德威发表于《读书》1996年第6期的《海派作家又见传人》、陈怀琦发表于《江西社会科学》2001年第4期的《影响的焦虑一一<长恨歌>与<传奇>比较研究》等。1998年末期到21世纪以来，王安忆先后著《天仙配》、《喜宴》、《民工刘建华》、《富萍》、《月色撩人》等作。在这些作品中，王安忆的书写从大城市转向郊区、农村，人物从社会上流转向社会底层，对民工、保姆、等普通民众的生活的书写代替了上期对城市布尔乔亚生活的展示。这一阶段关于王安忆小说作品的研究较以前更为丰富。研究者们分别从文学史、作品的心灵世界、语言、女性形象、题材、艺术审美、精神分析等角度展开对作品的研究。如荒林发表于《文艺研究》2006年第6期的《重构自我与历史：1995年以后中国女性主义写作的诗学贡献一一论<无字><长恨歌><妇女闲聊录>》、王澜发表于《当代文坛772006年第4期的《城市边缘人的生命体验——王安忆新作<遍地枭雄>解读》、季红真发表于《文艺争鸣》2008年第6期的《流逝与追忆一一试论王安忆小说的时间形式》等等。王安忆不断变化的创作风格伎研究者很难把她归为某一个文学流派或潮流。研究者通过研究刚得出某一结论，随后王安忆创作的转变似乎又推翻了这一结论，30多年来，随着王安忆创作数量的不断增加，对作家本人和作品进行研究的论者也越来越多。研究的方法、视角、范围也不断处于变化。这些研究中不乏有真知灼见的篇章，但是，也有许多研究者只是人云亦云的复制别人的观点。值得注意的是在不计其数的研究文章中，对王安忆作品中出现的问题虽然也时有提及，但更多的是称赞、叫好之声，而单就作品的局限性进行的研究则屈指可数。很多研究者一味的追随作家，惊叹作家在创作上的多变，却很难沉潜下来对作家、作品进行持久深入的研究。第二节中国当代文学中的“王安忆现象”所谓“王安忆现象”即：对于国内外众多研究者认为王安忆的城市题材小说深受张爱玲的影响，甚至是传承了张爱玲的小说创作的观点，王安忆先是认同此类观点，继而，又强烈反对此类观点，并在多种场合声名自己的创作并没受张爱玲的影响，更不是张爱玲的传人的一种极其矛盾的个人表现。白海外汉学家夏志清先生在《中国现代小说史》一书中对张爱玲“发掘’’以来，关于张爱玲及其“张派”传人的研究便成为文学史家研究的课题之一。20世纪90年代以来，在“海派”文学背景下，将王安忆和张爱玲的作品进行比较，同时，试图探究王安忆与张爱玲在文学创作上是否具有传承关系也成为来学界关于“3 四川师范人学硕lj学位论文海派文学”研究的重点和热点问题之一。在众多认为王安忆和张爱玲在创作上具有承传关系的评论文章中，最具有影响力的则是海外汉学家王德威先生发表于《读书》杂志1996年第6期题为《海派作家又见传人》的文章。此文后来被编入论文集《落地的麦子不死——张爱玲与“张派”传人》，由山东画报出版社于2004年5月出版。在书中，王德威先生认为：“评剧圈里有‘张腔’，40年代风靡一时，至今仍是四大名旦以外，传唱不辍的腔派。小说界也有‘张腔’，肇始者不是别人，正是张爱玲”。W进而，王德威先生分析了张爱玲的小说创作特征并确立了张爱玲“海派”或”张派"“祖师奶奶”㈢的地位，同时，王德威先生对张爱玲之后“私塾张腔”@的作家和作品一一进行排列分析。在对王安忆长篇小说《长恨歌》进行解读的基础上，王德威先生认为“王安忆俨然把张爱玲《连环套》似的故事，从民国的舞台搬到了人民共和国的舞台⋯⋯张爱玲不曾也不能写出的，由王安忆做了一种了结。这一意义上《长恨歌》填补了《传奇》、《半生缘》以后数十年海派小说的空白。”④这种有意味的补白，无疑确定王安忆为张爱玲之后“张派”文学的集大成者。随之而来，将张爱玲与王安忆置于“海派”的框架内，从文学和文化等不同角度对其人其作进行比较的论文不胜枚举。如：倪文尖发表于《文学评论》2002年第2期题为《上海／香港：女作家眼中的双城记一一从王安忆到张爱玲》认为：“在王安忆形成‘城市认同’的过程中，张爱玲的启示性是相当关键的环节”⑨、李新发表于《东岳论丛》2003年第6期题为《相同的上海世俗不同的精神向度一一张爱玲、王安忆上海小说主题比较》认为：“从城市文学的纯粹意义上说，张爱玲是中国现代城市文学的高标，王安忆是以当代城市方式继承张爱玲城市文学传统的集大成者。《香港的情与爱》很容易让我们想起《倾城之恋》，一部《长恨歌》拉近了王安忆和张爱玲”@、邓寒梅发表于《衡阳师范学院学报(社会科学)2003年第5期的《新传奇与好神话一一张爱玲王安忆上海叙事小说的文体特征》认为：“在20世纪中国文学史上，张爱玲和王安忆构成一道独特的景观，他们经常同时出现在评论家的文章里和读者的心目中，尤其是在王①王德威：《落地的麦子不死一一张爱玲与“张派”传人》序言(《阅读张爱玲书系之三》)，山东画报出版社，2004年5月版。②王德威：《落地的麦子不死一一张爱玲与“张派”传人》序言(《阅读张爱玲书系之三》)，山东画报出版社，2004年5月版。③王德威：《落地的麦子不死一一张爱玲与“张派”传人》序言(《阅读张爱玲书系之三》)，山东画报出版社，2004年5月版。④王德威：《落地的麦子不死一一张爱玲与“张派”传人》序言(《阅读张爱玲书系之三》)，山东画报出版社，2004年5月版。⑤倪文尖：《上海／香港：女作家眼中的双城记一～从王安忆到张爱玲》，《文学评论》，2002年第2期。⑥李新：《相同的上海世俗不同的精神向度～一张爱玲、王安忆t-海小说主题比较》，《东岳论丛》，2003年第6期。4 绪论安忆的长篇小说《长恨歌》面世以后”④、谢怡、吴隐林发表于《广西社会科学》2007年第3期题为《张爱玲与王安忆上海书写比较研究》认为：“20世纪40年代的张爱玲和80年代的王安忆的上海书写都着眼于世俗人生，两者之间有着明显的传承关系。张爱玲像一个市井生活的写真者，她书写的笔尖落在封闭的空间，但却表现了上海市井生活的芯子；王安忆则像一个都市的寻梦者，她书写了一个理想化的市井，一个提升了的日常生活世界’’④，等等。有意思的是，在学界就张爱玲在文学创作上对王安忆的影响，或王安忆对张爱玲的传承问题展开讨论研究时，王安忆对此事会做出怎样的反应?王安忆在《长恨歌》创作完成后，将手稿寄给台湾的麦田出版公司，麦田又寄给时任美国哥伦比亚大学东亚系主任的王德威先生，王德威先生读过此书后，亲自给王安忆写了封信。下面是王安忆对信中内容的感想：“他看了《长恨歌》之后，给我写了封信，热情的肯定，他的称赞让我受宠若惊，因为我知道他是一个态度严肃的教授，他的文学批评很有说服力⋯⋯他说了很多夸我的好话，真是令人兴奋。”@随后这篇评论文章便在在中国时报连载并作为《长恨歌》台湾版的序。“这篇文章的题目为《张爱玲后又一人》，据说原来的题目是《张爱玲后第一人》，但觉得第一人后的说法太重，独占鳌头似的，台湾的许多‘张迷’也许会生气，所以又改成‘又一人’。不论是‘第一人’还是‘又一人’，总之是将我和张爱玲联系了起来，之前我从没想到我和张爱玲有什么关系，这是王德威给我的一个褒奖。”④从王安忆的话语中显然可以看出：王安忆是认同王德威先生把她定位为“张派”传人这一说法的。对王德威的文章《张爱玲后又一人》而非《张爱玲后第一人》而感到少许的惋惜，且对能得到王德威这样“态度严肃的教授”所给予的“很有说服力”的文学批评的褒奖而感激。但是，不久之后，王安忆就在多种场合极力反对视她为“张派”或“海派”传人的说法。王安忆在《世俗的张爱玲》中认为张爱玲“对日常生活，并且是现时日常生活的细节，怀着一股热切的喜好”，而这“爱好是出于对人生的恐惧，她对世界的看法是虚无的”，她“只看着鼻子底下的一点享受，做人才有了信心”，“她的眼界就只能这样的窄逼”。“张爱玲的人生观是走在了两个极端之上，一头是现时现刻中的具体可感，另一头则是人生无可奈何的虚无”。此外当她“略一眺望到人生的虚无，便回缩到俗世之中，而终于放过了人生的更宽阔和深厚的蕴含。从俗世的细致描绘，直接跳入一个苍茫的结论，到底是简单了。于是，①邓寒梅：《新传奇与好神话一一障碍论王安忆上海叙事小说的文体特征》，《衡阳师范学院学报》(社会科学)，2003年第5期。②谢怡，吴隐林：《张爱玲与王安忆的上海书写比较研究》，《广西社会科学》，2007年第3期。③乇安忆：《张爱玲之与我》，《书城》，2010年第2期。④王安忆：《张爱玲之与我》，《书城》，2010年第2期。5 四』1f师范大学坝1j学位论文很容易地，又回落到了低俗无聊之中”W。由于张爱玲“生活在一个末世，生活人生总是在走下坡路”所以“觉得她很灰暗”㈢，此外王安忆认为：“张爱玲小说写得很好，但也不是全好。”“张爱玲对人生的解释太简单，在她眼里，人生总是走下坡路的⋯⋯张爱玲用日常化解了焦虑，但一个知识分子应该是有锐度的，不要求妥协”。@针对学界将其定为“张派”传人的论断，王安忆措辞更为严厉“首先我不认为张爱玲是这个阶段最杰出的作家，我对她的评价没高到这样的程度⋯⋯我和她有许多不一样，事实上我和她世界观不一样。张爱玲是个非常虚无的人⋯⋯她知道只有抓住这些才不会使自己坠入虚无，才不会孤独。⋯⋯我不一样，我还是往前走，即使前面是虚无，我也要走过去看一看。鲁迅的《野草》中有一篇《过客》一一孩子说前面是鲜花，老人说前面是坟墓，而过客还是要走过去看一看。张爱玲看到坟墓就折回头去，我也想走过坟墓去看。我出生的时代上海已经是无产阶级的天下，张爱玲的上海是小资产阶级情感为主的上海⋯⋯我认为我的情感范围要比张爱玲大一些，我不能在她的作品中得到满足。我与她的经历、感受没有共通之处。”④其次表现在具体行动上。王安忆应上海市工人文化宫之邀发表演讲，兴致勃勃地谈了《长恨歌》的创作过程，并在答读者提问时，坦言《我不是“张派”传人》，该文被《东方新闻》@《天涯论坛》的《闲闲书话》板块⑨和《人民书城》、《吉林大学牡丹园》等多家网站转载。王安忆说：“有很多评论都把我和张爱玲放一起，就好像我是她的‘传人’似的，但我就是我。我和张爱玲是有一些相似地方，其中最明显的就是我们都是上海作家，都写上海的城市生活，但我们的写作方法绝对不一样。其实张爱玲对我们这一代的影响并不大，我们受苏俄小说的影响更多一些。”④王安忆的这种对抗式的否定直到2010年还一直持续着。在2010年发表于《书城》杂志第2期的专文《张爱玲之与我》中，王安忆全面阐述了与张爱玲的关系。王安忆在文章里文先从自己与张爱玲的作品不期而遇的四段缘分说起，再就自己与张爱玲的世界观、时代、创作、生活背景等方面的不同一一进行区别。然后总结读者和论者经常将她当作张爱玲传人的原因，“我们都是写上海的⋯⋯我和张爱玲都是写实主义⋯⋯我和张爱玲喜欢同一个人的小说，就是阿加莎·①该文为王安忆于2000年香港岭南大学主办的“张爱玲L．j中国现代文学”国际研讨会上的发言。后发表于2000年11月7日《文汇报》。并被多家杂志和网站转载，如：《世纪中国》、《幸福》等。②王安忆：《我和张爱玲有着本质的不同》，《北京晚报》，2010年9月10日。③王安忆：《张爱玲对人生的解释太简单》，《广州日报》，2009年12月9日。④王安忆：《在“张”与“非张”之间》，《泉州网》，2003年6月。⑨网址为：http：／／news．eastday．com／epublish／gb／paperl0／20001127／class001000015／hwz252306．htm。⑨网址为：http：／／www．tianya．cn／publicforum／content／books／1／3311．shtml。⑦此为《长恨歌》在2000在荣获“茅盾文学奖”后，王安忆应上海市工人文化宫之邀所做的演讲及答记者问。后被多家媒体以《我不是“张派”传人》转载。6 绪论克里斯蒂”。w最后王安忆在文章里论及张爱玲作品的印象，王安忆说：“对张爱玲的作品没做特别深刻的研究⋯⋯大约也说不上张爱玲的粉丝”⋯⋯“张爱玲的小说⋯⋯她的产量少了点，作为一个如此盛名的作家我总希望她有更多的作品⋯⋯在不太多的作品里我特别喜欢的有几部”，“比如说《色戒》。这部小说我看来看去看不明白，我觉得他实在太隐晦了”㈢⋯⋯并认为张爱玲最好的小说是《金锁记》，此外还有《倾城之恋》、《留情》、《鸿鸾喜》、《花雕》等。同时，附加说明把张爱玲小说《金锁记》改编为话剧的前因后果。㈤从王安忆前期文学创作中对张爱玲有意识的比附，对文学评论界将其与张爱玲所进行的比较研究的默认到后期与张爱玲撇清关系，对文学评论界反复再三的解释其文学创作与张爱玲的无关，并对王德威这样的文学评论家将其定为“张派”传人的再三反驳，可见王安忆是多么的矛盾。2001年11月，“张派”文学传人的始作俑者王德威先生做客《新京报》，后发文《幸有张爱玲，世界才丰富》，当该报记者问及王安忆的“海派”和“张派”传人的身份时，他认为“海派这个字是个大字⋯⋯我讲的时候是有褒义的，我要捧王安忆，但却让王安忆老大的不高兴。作家大都不喜欢被归为某个派，所以海派文学只能作为文学研究者一厢情愿去使用⋯⋯我觉得只能从最宽泛去定义，写作上海风情，保留了只有上海作家才有的句法特征。在那个意义上，我仍然认为王安忆是海派传人，上海仍然是她最重要的书写对象⋯⋯她不是海派作家是什么呢?她不是张派作家倒是真的。”时隔5年，王德威先生由将王安忆定为“张派”文学的第二代传人转归为“海派"文学的传人。综上，表面上看，“王安忆现象”是作家王安忆个人的矛盾行为一一即王安忆对海外汉学家王德威认定她为“海派”或“张派”传人前后不一的矛盾态度。实际上代表了新时期以来，部分作家随潮流而动、趋新逐时的群体性表征。究其实质而言，是作家与国内外部分研究者在追逐名利过程中的一种合谋现象。所以“王安忆现象”即有独特性，也有普遍性。通过对“王安忆现象”的研究，可以了解新时期以来，部分中国当代作家在市场和商品经济条件下，在互联网和电视为主导的现代传媒对作家人文价值的入侵过程中作家创作的嬗变。海外汉学对当下中国大陆文学研究格局的影响以及海外汉学研究自身的问题。为何会在当下中国形成作家与文学批评团体的地方保护主义。故此，本论文分为导论、正文和结语三部分。导论部分从王安忆创作流变过程中梳理出何为“王安忆现象”；正文用三章论述形成“王安忆现象”的原因及其启示：第一章：影响①王安忆：《张爱玲之与我》，《书城》，2010年第2期。②王安忆：《张爱玲之与我》，《书城》，2010年第2期。③王安忆：《张爱玲之与我》，《书城》，2010年第2期。7 pq川I师范大学硕』j学位论文焦虑中的王安忆创作及其嬗变，本章从作家本体来探求形成“王安忆现象”的内部原因；第二章：海外汉学研究的东方口味与本土延宕；第三章：国内批评“羊群效应”下的价值立场寻找。从国内外研究界与媒体批评入手来探讨造成“王安忆现象”的外部原因。结语得出王安忆现象及其该现象对中国当代文学及其研究的启示。8 第一章影响焦虑中的F安创作嬗变第一章影响焦虑中的王安创作嬗变新时期以来的各个文学潮流中，王安忆都能以不凡之作备受关注。这也从一方面表明王安忆创作风格的善变。统观王安忆的成长及创作历程，不难发现作为独立个体的作家王安忆强烈的叛逆性。这种叛逆性表现在“王安忆现象中”，一方面即为急于摆脱对于张爱玲“影响的焦虑”，另一方面表现在对无处不在的名利市场影响下的焦虑反映。王安忆这代作家在经历了以1978年的改革开放和1999．年的市场经济为主的政治经济体制的改革后，在商品经济的大潮中，作家创作的知识分子性在以电子技术为先导的第三次科技革命的冲击下而开始出现细微的嬗变。上海这样一个国际化大都市所在的十里洋场社会以其层出不穷的变化和洋泾浜式的文化无形中影响了处于上海这一国际大都市的像王安忆这样的一批海派作家。“经世致用”式的中国传统哲学在“海上”更显出其特有的重要性和实在意义。故此，王安忆由当初的那个对张爱玲崇拜和比附的心理随着其个人声誉的加重，自我意识的加强。这些使得王安忆在现代社会借传媒来强化自己的声音成为可能。第一节王安忆的成长历程及“创作嬗变”新时期的王安忆创作受到众多评论家的肯定，他们认为“王安忆在诸多的女性作家中无疑出类拔萃，她在各式各样的潮流中都能游刃有余，”④她“是一位既才华横溢又创作严谨，既勤奋高产又勇于探索，不断寻求突破与超越的作家，她的每一次创作转型都自觉不自觉地顺应与体现新时期不同阶段出现的文学思潮，而且在每一潮流中均占有重要位置。”㈤“她总是在不断超越，不断地否定，而且这超越与否定又不是在同一个纵向轴上的，因此，不同时期的王安忆总是不能‘一以贯之’，总是不能相互说明。”㈢“她富于变化的多产，”㈣“王安忆在女作家群中，是被认为视野颇为开阔，能够驾驭多种生活经验和文学题材的作家。她的创作表现出多变的风格，并始终保持很强的创作活力。”⑨这些关于王安忆的评论既是对王安忆非凡的创作成就的肯定，也表明，作为作家，王安忆富于洞察力，敏于时代、文学潮流的变化，且能够沉着应对诸多变化。20世纪70年代末80年代初期，中国文学经历了伤痕文学、改革文学和知①陈晓明：《中国当代文学主潮》，第404页，北京大学出版社，2009年4月版。②丁帆，朱晓进：《中国现当代文学》，第400页，南京大学出版社，2007年8月版。③汪政，晓华：《论王安忆》，《钟山》，2000年第4期。④程培德：《面对“自己”的角逐》，《当代作家评论》，1987年第2期。⑤洪子诚：《中国当代文学史》，北京大学出版社，1999年8月版9 IJtl川师范大学硕．{：学位论文青文学。文学在批判反思“文革”的同时，在现实主义的基础上展示了人的解放，人性的复苏。这期间，王安忆创作了大量的小说作品，主要以短篇和中篇为主。如“雯雯系列”和后来的“三恋”，这些作品主要展现王安忆在1969至1972年在安徽淮北插队的见闻和感受，具有很强的自传色彩。虽然，王安忆在这个阶段的作品和同时期的类似题材作品一样，具有“稚拙而简明扼要，主题鲜明却技巧单一，意识形态色彩浓厚”的缺陷。但是，“雯雯系列”因文字的清新委婉，感情的纯真受到读者和文学研究者的好评。“三恋"更因对“对当时朦胧觉醒的女性意识以及方兴未艾的。|生文学’的应答”①而在社会上引起阅读和研究的潮流。在20世纪80年代中期，在西方现代主义和改革开放暴露出的尖锐的现实矛盾的冲击下，中国文学进入“寻根"阶段。郑义的《远村》、韩少功的《爸爸爸》，阿城的《棋王》、张炜的《古船》等文学作品都被纳入“寻根”系列。王安忆的《小鲍庄》因对传统儒家“仁义”之根的寻找也被冠以寻根之名。在20世纪80年代后期出现的文学转型主要表现在：“宏大的历史叙事不再起绝对的主导作用”，②“向内转”@的文学变化要求“回到文学本身寻求创作的资源"，㈣即要求“文学更加关注人的情感、心理，更注重文学的表现形式和语言风格，更注重作家的个人经验和记忆”⑨。这些变化在王安忆创作于20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的作品系列中都可以看到。《米妮》(完成于1989年)、《纪实与虚构》(1992完成于年)、《香港的情与爱》(完成于1993年)、《长恨歌》(完成于1994年)等作品都开始专注于表现平凡人的世俗日常生活。1949年10月1日，新中国的成立使人们从物质到精神状态，都感觉到了这个时代的不同寻常之处。在文化领域，为了达到全民对社会主义的热爱和拥护并巩固新生的国家政权，国家发动了一系列的政治运动来改造当时人们的世界观和人生观。据不完全统计，这些政治运动从1950年1月的“土地改革运动”始到1975年11月3日的“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终，共有52次之多@。而①陈晓明：《中国当代文学主潮》，第404页，北京大学出版社，2009年4月版。②陈晓明：《中国当代文学主潮》，第404页，北京大学出版社，2009年4月版。③陈晓明：《中国当代文学主潮》，第404页，北京大学出版社，2009年4月版。④陈晓明：《中国当代文学主潮》，第404页，北京大学出版社，2009年4月版。⑤陈晓明：《中国当代文学主潮》，第404页，北京大学出版社，2009年4月版。⑥至今仍未有关于建国后政治运动全面权威的系统性研究专著出版，仅在一新浪博客(该博客已关闭网址为：http：／／blog．sina．tom．cn／s／blog1．)中看到对其的统计，笔者所看到的是_507bcf750OOdmk9html被百度用户转载的(网址为：http：／／hi．baidu．com／pzll982215／item／17746009lf33fdeb349902a5)。这些政治运动总计52次，分别为：(1)土地改革运动；(2)镇压反革命运动：(3)抗美援朝运动；(4)建国后第一次整风运动；(5)连队民主运动；(6)-Z．查运动；(7)忠诚老实政治自觉运动；(8)清理“中层”运动(9)民主改革运动；(10)电影《武训传》和宣传武训的批判运动：(11)三自革新学习与教会民主改革运动；(12)农业生产互助合作运动；(13)文化教育战线和各种知识分子自我教育和自我改造运动；(14)反贪污、反浪费、反官僚主义的三反运动；(15)文学艺术界整风学习运动；(16)爱国增产节约运动；(17)教育、文艺、科学等方面在三反运动中仍进行思想改造学习运动；(18)中央希望华东、中南、西北三大区在】0 第一章影响焦虑中的E安创作嬗变政治运动的根本目的是要让全国人民从根本上消除封建剥削的私有思想而建立一个集体性质的“毫不利己专门利人”的新道德标准，并以此作为个人的人生观、世界观和价值观，最终成为行动指南。以孔子为代表的儒家文化是中国传统文化的核心，这“也几乎为大多数孔子研究者所承认，④“构成这个思想模式和仁学结构的四个因素之一是血缘基础⋯⋯其整体特征则是实践理性。”㈤正是由于儒家文化这种建立于血缘关系基础上的实践理性特征才得以使中国传统文化在经历了两干多年的发展后仍然具有勃勃生机。然而，新中国成立后推行的一系列价值观使得君君臣臣，父父子子的血缘关系和伦理价值观彻底遭到了摧毁性的打击，“狠批私字一闪念”式的批判方略带给国人的是一种无父无子，无亲无旧式的价值观。在这个“洗脑”过程中，人们不仅没有从根本上摧毁封建思想，恰恰滋生了“明哲保身”的私有观念。人们披上了对党和领袖的忠诚外衣，通过检举和揭发(包括自己的父母)，最大限度的发挥了人性之“恶”。在文化大革命中更是达到了登峰造极的程度。并炮制出了“血统论”、“出身论”等。为了获得这种价值观念，个体生命可以为了集体的利益而让渡出自己宝贵的生命，可以为了一个莫须有的空想价值观念去随意用集体的价值观念驱走个体的生命价值观念。这种旨在破坏建立于血缘关系基础上的价值观念在一系列相伴随的政治运动后并没有达到预期的效果。中国当代文学的变革始终与政治经济的变革保持密切的关系，我们可以从现行的《中国当代文学史》无论是专著还是教材中都可以看到政治经济变革对文学史分期的影响。@并且这些分期多是㈨把1949年7月在北平召开的第一次大规模的学校教师思想改造会议上，推动学校教师及教育行政人员的思想改造工作：(19)反对行贿、反对偷税漏税、反对盗窃国家财产、反对偷工减料和反对盗窃国家经济情报的五反运动；(20)反对违法乱纪运动(又称新三反)；(21)整党建党运动；(22)学习运动；(23)从批判胡风文艺思想到肃清胡风反革命集团运动；(24)肃清暗藏的反革命分子运动；(25)胡适思想批判运动：(26)整风运动(27)反右派运动；(28)工商界整风运动；(29)以除四害为中心的爱国卫生运动(30)大跃进运动；(31)人民公社化运动；(32)农村工具改良运动；(33)农村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教育运动；(34)反对右倾思想运动；(35)增产节约运动；(36)养猪运动；(37)整风运动；(38)整风整社运动(又名农村三反运动)：(39)技术革新和技术革命运动；(40)爱国卫生运动；(41)工业企业学解放军运动；(42)学习雷锋运动；(43)干部参加劳动运动；(44)农村社会主义教育运动(又名四清运动，在城市叫五反运动)；(45)群众性设计革命运动：(46)增产节约运动；(47)文化大革命运动；(48)清查“五—一六”运动；(49)批陈整风运动；(50)批林批孔运动；(51)开展对《水浒》评论的运动：(52)“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运动。①当然也不尽然。国内外均有论者持相反意见。其中，HerbertFingarette强调外在礼仪是中心，不是内在的个体心理(仁)，与本文强调礼的特征有相近处；但他忽视了孔子将“礼”(外在)化为“仁”(内在)的重要性。见所著Conficious一一TheSecularasSacred，NewYork，1972年。②李泽厚：《中国古代思想史论》，第15页，天津社会科学院出版社，2004年10月版。③如高等院校通行的洪子诚著的《中国当代文学史》(北京大学出版社，1999年8月版)一书的分期是：50．70年的文学作为上编，80年代以来的文学作为下编；陈思和主编的《中国当代文学史教程》(复旦大学出版社，2006年4月第二版)将中国当代文学分为三个阶段：第一阶段1949一1978年，第二阶段1978．1989年，第三阶段90年代以来；有张炯主编的《共和国文学60年》(广东教育出版社，2009年12月版)完全按照国家政治与经济体制的变革来确定文学的分期，该书共分四卷，第一卷张柠著《1949．1966再造文学巴别塔》，第二卷张闳著《1966．1976乌托邦文学狂欢》，第三卷贺仲明，张炯著《1976．1992理想与激情之梦》，第四卷洪治纲著《1992．2009多元文学的律动》。④并不是所有的文学史家将中国当代文学的起点定为第一次文代会的召开，如陈晓明著的《中国当代11 四川师范大学硕．i：学位论文文代会作为中国当代文学的起点，并将1978年12月18同至22日在北京召开的中国共产党第十一届中央委员会第三次全体会议作为当代文学的第一个分期；将1978至1992年10月中共十四大确立的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为第二个分期；1992-2000年为第三个分期；从2001年至今的新世纪文学为第四个分期。王安忆正是在新中国红旗下成长起来的一代作家，她赶上了新中国几乎所有的政治运动，是新中国成长的见证性作家。她的成长历程和创作经历，一定会烙上各种关于新中国成长的集体性叙事的痕迹。因此，从政治性话语来对王安忆的文学创作进行时段划分的话，那一定是以80年代初为界，之前为集体性叙事时期，后才为个体性或私人性叙事时期。如果要更加细密的区分的话，后一时期可分为两个时段，即以其荣获茅盾文学的长篇小说《长恨歌》为界，改革开放后至1995年为王安忆创作的农村叙事时期，而此后为“海派文学”创作时期。在这四个分期中，笔者认为第一个分期，为王安忆在红旗下成长的时期，这个时期，王安忆的人生观、世界观主要为社会主义，价值观主要为集体主义。后三个时期是王安忆的集体主义价值观逐渐退却，个人主义价值观逐渐觉醒并至完成的阶段。是王安忆的个体意识和个人自觉逐渐与个体生命价值结合的阶段。一长在“红旗”下王安忆1954年3月6日出生于江苏南京，母亲是作家茹志鹃，父亲是剧作家王啸平，第二年随母亲转业迁居于上海，父亲仍在南京军区，1957年父亲被打为“右派”，至1961年父亲才回到上海与家庭团圆。由于王安忆“在幼儿园不合群⋯⋯老是和人处不好，不能到太多的地方去。”Ⅲ从小由一位扬州的保姆带大，所以她“从小学会的不是普通话，是扬州话。父母⋯⋯给我们的生活全都是没有本土特色的⋯⋯家里面是说普通话的⋯⋯不会上海话会受到歧视⋯⋯我的保姆，给我另外一种风气，比我父母给我的有色彩多了。”②可见，王安忆的童年过的是比较孤独和寂寞的。在王安忆看来“我母亲是个非常负责任的人”，@父亲从小家庭生活所带给他的任性，使“父亲就是一个好像游离在家庭生活以外的人⋯⋯就好像我母亲另一个孩子，而且永远不会长大，不会改变。”㈨所以，母亲茹志鹃对她的影响要远远的大于父亲对他的影响。虽然母亲不喜欢王安忆学艺术，但母亲“希望我们能够受到一种像上海中产阶级的生活文学主潮》(北京大学出版社2009年4月版)中将当代文学的起点定为1942年《毛泽东在延安文学座谈会上的讲话》。①王安忆，张新颖：《谈话录》，第4．7页，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8年6月版。②王安忆，张新颖：《谈话录》，第4-6页，广两师范大学出版社，2008年6月版。③王安忆：《谈话录(一)成长》，《西部》，2007年第2期。④王安忆：《谈话录(一)成长》，《西部》，2007年第2期。】2 第一章影响焦虑中的乇安创作嬗变的熏陶”Ⅲ的企图使得她“没有什么识字的过程”就能“很自然地看”④书了。王安忆“从小作文就蛮好的⋯⋯经常把我的作文贴出去叫我朗读，就是纵容我那方面的发挥⋯⋯我向来喜欢文学，从小就喜欢看书，家里边书也很多，所以很小时候我就在一些所谓小孩子不宜看的书⋯⋯”@“但是我自己也没有想过要从事写作。”④虽然王安忆从小在上海长大，加之母亲对其从小进行的特殊的家庭教育却并未能从根本上使其更多的受到海派文化的影响。王安忆“七岁进上海淮海中路小学求学。小学时代，常参加区、市儿童写作赛诗会。看来，这对她的文学兴趣，乃至成为作家，不无影响。”@关于其在红旗下成长的经历，我们可以从她的自传性小说《69届初中生》⑨可见一斑。在“雯雯系列”小说中，她的成长是以无产阶级对资产的阶级无私的斗争为前提条件的。当陈建江说：“我就不唱，为什么一定要当农民，我就不当!”时她惊叹到：“他不配戴红领巾，有这种思想，太落后了。”狠批阿宝阿姨的“缘分说”，对扫弄堂的山东爷爷出言不逊：“去去。"在她看来这个山东爷爷“也是个老落后”，把老人对于“大跃进”时自己的“铺子，硬是给大跃进‘跃’掉了。”的切身观点瞪起眼睛斥为：“你，你反动!”④雯雯从一名普通小学生，到少先队员、少先队副、争当积极分子的成长过程中，逐渐迈向了作为共产主义接班人的人生目标，在“学雷锋”运动的感召下，通过对借出的一条橡皮筋讨要未果的事件学会了“谦虚的原则”；通过对“出身不好”的好友娜娜的“启蒙”并强迫她交出“变天账”事件而获得了检举与揭发的兴奋；通过对既往国史的埋怨发现了世界的“不公”，并从中学会了怨恨体验和原罪意识。通过党的教育和帮助，通过自己坚持不懈的努力学习以及在灵魂深处革命的爆发，她不但提高了思想觉悟，而且从思想到灵魂上都做好了作为“共产主义接班人”的准备。她内心经常会有一些大大小小的思想斗争，每次一想到“刘胡兰、黄继光、邱少云”等革命烈士，一想到“雷锋叔叔”，她就深觉自己的渺小，并深深的热爱并崇敬着他们，一想到“日本鬼子、蒋介石”等反动派就恨得咬牙切齿。@这种强烈的爱憎分明，使她不但在思想上，而且在行动上越来越像一个毛主席的①王安忆：《谈话录(一)成长》，《西部》，2007年第2期。②王安忆：《谈话录(一)成长》，《西部》，2007年第2期。③王安忆：《谈话录(一)成长》，《西部》，2007年第2期。④王安忆：《谈话录(一)成长》，《西部》，2007年第2期。⑤何火任主编：《中国当代作家小传》，第496页，文化艺术出版社，1990年版。⑥在王安忆与张新颖的《谈话录》(《西部》，2007年第2期)中，王安忆认为“‘雯雯’这个人物是与我个人的经验有关”。即从《雨，沙沙沙》开始的“雯雯”这个人物形象是由王安忆个人经验所成就的系列小说中具有自传式的人物形象。同时，这一人物形象也为我么研究王安忆在校读书期间的成长经历提供一些重要的线索。⑦李锐主编，王安忆著：《69届初中生》，第65—66页，北岳文艺出版社，2001年4月版。③李锐主编，王安忆著：《69届初中生》，第59页，北岳文艺出版社，2001年4月版。13 叫川师范人学硕J：学位论文“红小兵”。Ⅲ她“有一个理想，一个美好的理想，等我长大了，要把农民当，要把农民当。”在校歌咏比赛就上这样唱着自己的心声，她“大声唱着，很骄傲，很幸福。”②这是一个在特殊的年代里有理想有追求的孩子的普遍的人生价值观，但是这种价值观更多的是建立于破iEt立新的价值观念上，这是一场“你死我活"的斗争，它像潘多拉的盒子一样，刺痛了建立于“血缘关系"上的儒家文化，并空前绝后的放大了人们的动物意识、检举意识和罪恶意识。当这些意识披上神圣的外衣，并被全国人民视为最高理想时，一场史无前例的“文化大革命”的到来成了水到渠成的事。1966年夏停课，正赶上“文化大革命”，“红卫兵运动”在全国开始如火如荼的展开了，“文革发生时，她还只是个12岁的小学生，不能参加红卫兵的活动。于是跟朋友们一起效仿红卫兵搞了一些幼稚的活动。”④人类生活的一切均是来源于效仿，尤其对于一个未成年的孩子而言。虽然这些效仿极为不成熟的，但这却是事物通向成熟阶段的必经之途。至少，对于身处其境的王安忆而言，说明她是有“红卫兵”㈨经历的。在和张新颖的谈话中她认为自己早期创作的“雯雯系列”小说中的主人公“雯雯”就是自己的个人经验所得。1966年年底，王安忆被分配于上海向明中学读书，三年在校并没上课。这三年正好是红卫兵运动由兴起到退潮的时期。作为中学生的王安忆，现在可以正大光明的进行自己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事业了。她“穿藏青色的衣服，就戴小小的红色的毛主席头像；穿白衬衫，她则戴灰色有机玻璃的像章。她有着种种的讲究。她不喜欢大声大气的说话，撒手撒脚的跑来跑去，开大会，她不喜欢高高举起手臂响亮的呼口号，能不呼就不呼。”⑨她由当初那个迷恋共产主义的红小兵在经过家庭变故后不但自己变的更加成熟，同时也降低了对政治①1967年2月4日中共中央《关于小学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通知(草案)》追认了这一既成事实，“小学可以组织红小兵”。在小学校中取代少先队的少年儿童组织。1967年12月22日中共中央、中央文革批转北京市小学取消少先队建立红小兵的材料。这份材料认定“少先队基本上是一个少年儿童的全民性组织，它抹煞了阶级和阶级斗争，根本不突出毛泽东思想，实际上已经失去了先锋战斗作用”，“红小兵团是少年儿童的一种很好的组织形式。它富于革命性、战斗性，有利于推动少年儿童的思想革命化”。作为法定的在小学范围内取代少先队的制度化的群众团体，历时11年。②李锐主编，王安忆著：《69届初中生》，第64页，北岳文艺出版社，2001年4月版。③(韩)金珍姬：《E安忆小传》，《中国小说论议》，2008年第27辑。④红卫兵最早于1966年6月出现于北京。8月1日，毛泽东写信给清华大学附中红卫兵，认为他们的行动说明“对反动派造反有理”，向他们表示“热烈的支持”，同时要求他们“注意争取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人们”。从此，红卫兵运动遍及全国。后为了控制形势，毛主席说：“农村是一个广阔的天地，到那里是可以大有作为的”，1968年12月，毛泽东下达了“知识青年到农村去，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很有必要”的指示，上山下乡运动大规模展开，而红卫兵运动也逐渐退出历史舞台。红卫兵是中国文化大革命时期的特殊人群，大部分由年轻的学生组成。红卫兵并不是真正的国家军队，而是～种特殊的群团组织，是文化大革命中冲击原政权、巩固社会主义成果的重要力量，对文化大革命在全国范围内的发展起到了推波助澜的负面作用，但在民主平等、资本腐败等方面起到了一定的影响。可参见迟砾1998年发表于《文史精华》第7期的《红卫兵运动的始末》。另网上有《文化大革命词典》，但该书为电子版，并未出版。⑤李锐主编，王安忆著：《69届初中生》，第126页，北岳文艺出版社，2001年4月版。14 第一章影响焦虑中的F安创作嬗变的迷恋和狂热，更为重要的是，她已经初步具有了女性意识，懂得了衣服颜色与毛主席像章颜色搭配的美丑关系等等。对于政治狂热的降温，这在当时可能更多的是一种小资情调，但的对于王安忆来说更多的是一种天然的佑护，使的她多了一份清醒、自尊、成熟、稳重和理性，少了一份狂热、盲目、躁动和感性。正是在这样的基础上，王安忆才真正开始了自己的文学创作阶段的准备和积累，这为她以后的文学创作带了更多的可能性。这个阶段，王安忆完成了在红旗下成长的阶段，此后，她便在潜藏的私念中开始了自己对于现实生活完整性的想象和寻找。二活在现实中“1969年，王安忆初中毕业⋯⋯执意要去农村插队。”叫1970年4月，她怀着“广阔天地，大有作为”的幻想，“更强烈的则是渴望独立的心情，”②离开母亲，赴安徽淮北五河县头铺公社大刘大队七小队插队。对于中学期间和插队期间的成长经历，在王安忆身上体现为两个主要的部分，一是对“广阔天地，大有作为”的幻想与农村实际生活遭遇形成的巨大反差，导致她对政治运动本身的质疑和对她身处其境的农村现实生活本身合理性的质疑，二是正是基于这种质疑，王安忆开始了自己对人生价值的直接寻找，通过各种方式来获得社会和自己内心的认可，以求得内心的安稳。故此，王安忆的行为表现为“伪政治”行为和“谋出路”行为。这是一种在特定的政治年代下，一个逐渐迈向成熟之路的青年女性对于人生前途在质疑中苦苦追寻的过程。王安忆的“伪政治’’行为，是其得以获得政治庇护的资本，为此，她可以通过政治这个面孔来掩盖自己内心的追寻，避免来自于检举和揭发的危险。她通过自己的种种努力和政治表现，下乡当年被评为县学习毛泽东思想积极分子先进代表，又选为地区代表，最后至省代表，秋天赴省会合肥开会。1971年恢复团组织后，王安忆多次争取入团，直至1972年才被批准。“谋出路”行为是在下乡时对现有生活状态的反叛和对未来生活的积极思考。王安忆在政治上的积极进取就是为以后的生活寻找良性的出路，并获取一种通向心灵之门的技艺。所以，“伪政治”与“谋出路”在王安忆身上和谐的统一起来了。在王安忆看来母亲的清高和高傲是一种“暗暗的努力”@和刚强，她对王安忆严加管教。这些培养了她的韧性，使她能够在艰难的环境中得以积极的进取和①华霄颖：《市民文化与都市想象一一王安忆上海书写研究》，第52页，上海文艺出版社，2009年1月版。②王安忆：《茜纱窗下》，第12页，上海文艺出版社，2002年10月版。⑨可参见王安忆，张新颖《谈话录(一)：成长》，《西部》，2007年第2期；王安忆，张新颖《谈话录》，第10．I1页。】5 四川帅范人学硕一lj学位论文安稳的生活。并在这个二维逻辑和思索下坚定的践行着自己的人生之路。但这些却掩盖不了她对农村生活的失望与厌恶。“两年的知青生活并没有满足王安忆想象中的期待，那个淮河边上的村庄说不上贫瘾，也并非想象中的那样充满生机，农民也是实实在在地，纯朴中带着点自私。”④“我插队的江淮流域，那里的农民已经受到较重的商品经济的污染，所以我在农村的两年中，很少有农民对我真心好过，有时表现的对你好，也是从私利出发的，不能说他们很坏，但也绝没有那种无私、博大的气质，他们太穷，贫穷实在是件很坏的事，多数人是人穷志短。”②这与王安忆在小学时那个美好的理想“等我长大了，要把农民当，要把农民当”形成了强烈的反讽。后来，她在回忆知青生涯时写道：“我无法像很多人那样，怀着亲切的眷恋去写插队生活，把农村写成伊甸园。”⑨可见，此时的她已表现出对政治和农村的厌恶。难道仅仅是由于被政治欺骗和被农村生活以及农村人影响的结果吗?优裕的家庭生活和母亲有意识的从小对其中产阶级情调的培养使王安忆很惬意于城市生活的安逸。“其实我父母收入挺高，他们非常慷慨地给我买玩具、连环画、童话书、图画书⋯⋯我的母亲⋯⋯希望我们能够受到一种上海的中产阶级生活的熏陶⋯⋯我们小时候的生活很优裕，都超过了一般的小康之家。”㈨而城市生活单调的机械式的重复却无法满足她内心追求世界变化的欲求。很显然王安忆下乡的主要目的既不为当农民，也不为寻理想，而是“觉得上海的生活太无聊了，无聊到病态，就想改变一下环境。’’@她的下乡是发自内心的，却是带有小资产阶级浪漫幻想。正是这种心态，使她无法真正融入到农村生活，“下乡以后，我后悔极了。”㈣为此她写信抱怨母亲“你当时阻拦我去，只要花一笔钱，让我先到我姐姐下乡的地方去住几天，我马上就会改变主意的。”故此，她要想办法离开这个让她无法实现人生理想的农村，“以后就整天想上调，找出路。”④下乡生活的不如意，迫使她更多的时候居住在上海并竭力谋求新的发展。1972年11月，在历经多次转战后，王安忆终于有幸考入江苏省徐州地区文工团。“就是后来进了文工团，我还是感到寂寞无聊，早上起床后不知干什么，这是很不好受的。在阳光明媚的下午，我感到更加惆怅，总感到这么好的天，我得干什么才能对得起它呢?”@正是对这种无聊状态的深切体认和痛彻心扉的智者思索，王安忆在以后的作品中“每写①华霄颖：《市民文化与都市想象一一王安忆上海书写研究》，第53页，上海文艺出版社，2009年1月版。②陈思和，王安忆：《两个69届初中生的即兴对话》，《上海文学》，1988年第3期。③王安忆：《独语》，第203页，湖南文艺出版社，1998年4月版。④王安忆，张新颖：《谈话录》，第9．25页，广西师范人学出版社，2008年6月版。⑤陈思和，王安忆：《两个69届初中生的即兴对话》，《上海文学》，1988年第3期。⑥陈思和，王安忆：《两个69届初中生的即兴对话》，《上海文学》，1988年第3期。⑦陈思和，王安忆：《两个69届初中生的即兴对话》，《上海文学》，1988年第3期。⑧陈思和，王安忆：《两个69届初中生的即兴对话》，《上海文学》，1988年第3期。】6 第一章影响焦虑中的王安创作嬗变到人物的百无聊赖的情感时，特别传神。”Ⅲ为了走出这种生活状态，驱散对她来说无聊的阴霾，她随文工团排练上演过样板戏《沂蒙颂》等，四人帮倒台后，又演出大型歌剧《江姐》、《洪湖赤卫队》等，巡回演出于皖、豫、鲁等省，并在此时过着颠沛流离的生活，饱尝了生活的艰辛。这些都为她以后的写作道路作了良好的准备。一直以来王安忆内心中都有一种创作的欲望和叛逆的表述，对于不合群所造成的孤独而言，王安忆已经把写作当作一种作为宣泄个人情感，获得心理安慰的一种方式，或是一种人生态度。此外，这种人生情感还包含这个年龄阶段的孩子所特有的叛逆。王安忆从小就承继父母的遗传和家庭的熏陶以及母亲对其中产阶级方式的教育。致使她幼年早慧，并在写作上表现出特别的天分。父母买给其的“连环画、童话书、图画书，没有学识字的这个过程，好像一看字就会了⋯⋯我从小作文就蛮好的⋯⋯我们那个老师⋯⋯经常把我的作文贴出去叫我朗读，就是挺纵容我那方面的发挥的⋯⋯我向来喜欢文学，从小就喜欢看书，家里边书也很多，所以很小时我就在看一些所谓小孩子不宜看的书”。她的小学和初中赶上的是一个乱世，而也就在这个乱世的时候，间接的为她奠定了以后文学创作的坚实基础，一切都来源于这个时期对文学作品的阅读。对于该时期的成长，她在《隐居的时代》里有极为详尽的描述。她的幸运在于虽然“没有教育，没有老师，没有文化设施，却什么书都有，都能到手，因为没有管辖。图书馆都已经漫无秩序，谁都可以拿两本书出来，书就在社会上乱七八糟的通行着。我觉得那时候的人比现在的人生活的文学，比现在的人生活的有文学性。”②她的“整个古典文学的阅读都是在那个时候完成的”㈢，插队期间她阅读了当时最为流行的“旧俄时期的小说：屠格涅夫的《罗亭》、《父与子》；托尔斯泰的《安娜卡列宁娜》，《复活》；高尔基的人生三部曲；陀思妥耶夫斯基的《罪与罚》，《被侮辱与被损害的》；涅克拉索夫的《俄罗斯女人》；普希金的《假如生活欺骗了你》，等等。”㈤这些小说中悲哀的情调抚慰了这批知青。“四周围都是昂扬奋发的歌声，告诉我们幸运的处在一个伟大的时代，而心情却是暗淡的，低沉的⋯⋯明显与现实脱了节，于是，我们只能到虚构的生活，这些旧俄文学里，寻找安身立命之所⋯⋯一个写作的时代就此开始了。”@插队后不久，她参加了县委举办的学哲学学习班，并与他人一起讨论毛泽东的《实践论》和《矛盾论》，此后又学习了黑格尔和费尔巴哈的哲学体系。其间，开始写些散文。第一篇作①陈思和，王安忆：《两个69届初中生的即兴对话》，《上海文学》，1988年第3期。②王安忆，张新颖：《谈话录》，第26页，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8年6月版。③王安忆，张新颖：《谈话录》，第26页，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8年6月版。④王安忆：《王安忆精选集》，第251页，北京燕山出版社，2009年8月版。⑤王安忆：《王安忆精选集》，第25l页，北京燕山出版社，2009年8月版。17 pq川师范大学硕f：学位论文品是散文《大理石》，写于一九七五年，收入上海文艺出版社编辑的知青散文集《飞吧，时代的鲲鹏》，第二篇散文《向前进》，发于《江苏文艺》一九七六年十一期，这是王安忆第一篇印成铅字的文章。继而有《十一月的旅途》发于《江苏日报》；《老师》发于《光明日报》。一九七八年四月，王安忆随返城潮流调回上海后在刚刚复刊的《儿童时代》出版社任小说编辑。开始深入学校，写作儿童小说。随着国家政治、经济和文艺政策的平稳性过度，比起之前的多变、世事的难料以及人生的无常，这时候，王安忆的生活和工作才算安稳下来，她有了更多的时间和精力去面对自己的理想和未来。也基本能够静下心来写些涂鸦之作。一九七九年，发表于《少年文艺》的小说《谁是未来的中队长》获刊物本年度“好作品奖”，又获八。年全国第二次儿童文艺创作二等奖。④在王安忆自己看来，她的写作历程主要分为以下十个阶段：一、准备期：“雯雯系列”；二、《小鲍庄》；三、“三恋”和性的话题；四、《流水三十章》和《米尼》；五、《叔叔的故事》；六、《妙妙》、《香港的情与爱》等几个中篇；七、《纪实与虚构》；八、《长恨歌》；九、《长恨歌》之后；十、还在过程之中。叭‘我自己记得很清楚。我的创作如果说是从《雨，沙沙沙》㈢正式开始的话，前面杂七杂八的几年写作，我觉的应该算是做某种准备⋯⋯就是把写的东西变成印刷体。”㈤对王安忆来说这是一个承上启下的历史时期，承上是她在前面几年“杂七杂八”的写作上并未找到文学创作的突破口，但却为她后期的文学创作做了身心两方面的准备，这是一个作家不可缺少的创作准备阶段，虽然此前也发表了好几个短篇小说和报告文学。@启下的作用在王安忆看来更为明显，“《雨，沙沙沙》是我第一篇写成人的小说，它意味着我正式涉入小说写作⋯⋯还因为自写了这一篇以后，就打开了一个渠道，源源不断的写下去了。”@此后，王安忆沿着这条道路创作了“雯雯”系列小说以及《69届初中生》。对于一个曾经经历过诸如“文化大革命”等政治运动并执着于文学写作的当代作家而言，或许再也没有比“十一届三中全会”确定的文艺政策更为让人兴奋的了。“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这个在政治和经济领域被热议的话题也为文学的发展打开了一片奇异的天空。之后，伤痕为学、反思文学、改革文学、①以上《王安忆小传》可参见：《米尼》，第256—259页，江苏文艺出版社，1990年版。②张新颖，金理主编：《王安忆研究资料》，第1．38页，天津人民出版社，2009年7月版。另见王安忆，张新颖《谈话录》，第261．306页，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8年6月版。此文最早发表于《西部》，2008年第l期。③该短篇小说在1980年发表于《北京文艺》第6期。④王安忆，张新颖：《写作历程》，《西部》，2008年第1期。⑤如：发表于《儿童时代》1978年第7期的报告文学《我的脸火辣辣的》；《河北文艺》1978年10月第10期的短篇小说《平原上》(短篇小说)；《青年一代》1979年第2期《一个少女的烦恼》(短篇小说)；《儿童时代》1979年第3期《一支舰队的故事》：《少年文艺》1979年第4期《谁是未来的中队长》；《少年文艺》1980年第2期《“司令”退职记》；《收获》1980年第4期《广阔天地的～角》。⑥王安忆，张新颖：《写作历程》，《西部》，2008年第1期。18 第一章影响焦虑中的王安创作嬗变寻根文学、现代派小说、先锋文学、新写实小说、新市民小说、新历史小说等被冠以不同名号的文学形式更是五花八门，层出不穷。迎着这个文学创作的春天，王安忆创作了一大批文学作品。“迄今为止，她已结集出书70多部，其中短篇小说70余篇，中篇小说40余篇，长篇小说哦10多部，还有若干散文和文论，合计500多万字。她的作品曾多次获奖：儿童文学作品《谁是未来的中队长》曾获1980年全国第二界少年儿童文艺创作二等奖，《本次列次终点》曾获1982年全国优秀短篇小说奖，《流逝》曾获1981～1982年全国优秀中篇小说奖，《小鲍庄》曾获1985～1986年全国优秀中篇小说奖，《叔叔的故事》曾获上海中长篇小说二等奖，《文革轶事》和《我爱比尔》都曾获上海中长篇小说三等奖，《长恨歌》曾获上海文学艺术奖及国内长篇小说的最高奖一～第五届‘茅盾文学奖’。另外，2000年，在100位评论家评出的‘九十年代最有影响的作家作品’中，王安忆及其小说《长恨歌》名列第一；2001年，王安忆当选为《花踪》评选出的‘全球最杰出的华文作家’；2002年，王安忆入选第四届‘中国十大女杰’。另外，她的作品《富萍》曾获台湾2001年度《中国时报》‘开卷’好书奖，《上种红菱下种藕》曾获台湾2002年度《中国时报》‘开卷’好书奖，英文版《小鲍庄》曾获美国洛杉矶时代书刊提名奖。王安忆在近三十年的文学创作生涯中取得了如此辉煌的成就，在中国作家中实属罕见。曾有论者称她为‘新时期中国文学中的一个奇迹’，实不为过。”④一路走来，驿路梨花。王安忆以自己的才情、创作的多产和风格的多变而成为当代重量级的作家之一。这一路是王安忆摒弃共产主义的伟大理想，从人性角度回归自我，忠实自我，遵从内心，从自我的感受和人生经验出发，以一种女性作家特有的敏感、气质和善变思考着人生，她在建构自己的同时也建构了我们这个时代的历史。从寻根文学到“性”主题，从农村叙事到城市叙事，从怀旧到念新，她一步步建构者自己的人性主题，一步步深入和探讨着人生与命运的关系。她的多变，使文学史家难以将其定位和归类，“对于王安忆这样的作家，要对其二十多年的创作进行总体性的评论是相当不容易的事情，因为她的变化实在太大，⋯⋯她总是在不断地超越，不断地否定，而且这超越与否定又不是在同一个纵向轴上的，因此，不同时期的王安忆总是不能‘一以贯之’，总是不能互相说明，不仅王安忆自己不能说明自己，而且时尚与思潮也不能说明她。新时期文学发展到现在，有伤痕、改革、反思、寻根以及先锋(实验)、新写实、新状态、后现代、新历史、新市民、现实主义冲击波，五花八门，有哪一个思潮能够解释王安忆?”②她的创作，“因其创作风格的多样，叙述方式①李淑霞；《王安忆小说创作论》，第1页，中国海洋大学出版社，2008年5月版。②汪政，晓华：《论王安忆》，《中国现代、当代文学研究》，2002年第5期。19 四JlI师范人学硕士学位论义的多变，涉猎题材的多角，价值体系的多元，使评论者很难对她的作品进行归类与总结。”①王安忆“不被某一种风格、模式、题材所局限已经是一个不争的事实，而不仅仅是她的一种愿望和目标，并且已经给批评界对她的整体研究构成了某种挑战。”㈢她的才情，使得同辈和当下作家汗颜，她的多产，让同行只能望其项背；同时，她行文的哕嗦，话语的堆积，意义的重复，意象的反复，语法的错误，行文的缓慢，语气助词的滥用，也多为同行和学界所诟病。但，这才是一个真正的王安忆，也是一个矛盾的王安忆。很多时候，她都认为自的创作无门无派，她很少承认父母对其文学创作的影响，多次否定文学史对其的定位，直至在多次公开的场合来否定张爱玲的文学成就，并直言不讳的说自己并非“张派”文学的传人。正是在这种对王安忆的争论和思考中，她一次次吸引着人们的眼球，一次次成为学界研究的焦点，一次次创造着自己的文学的“巴别塔”，同时也一次次的获得声誉和物质双方面的利益。作为中国作协副主席，上海市作协主席，她以上海为圆心，团结了一批城市文学的叙述者，构建了自己“上海”和“海上”文学的神话，她众多的作品一次次的出版，不菲的稿酬让她成为了一个真正的过着优裕生活的中产阶级。在冥冥之中，她实现了母亲茹志鹃对女儿的期望。这一切让王安忆学会在现实中成长的同时，也使她更多的攫取了现实利益。第二节王安忆的“影响焦虑症”每个有强烈自我意识的作家，都希望自己是作为一个独立的、自由的、具有创造性的个体而被认可，而不是活在前人的影子里。前人的影响会使个体感到自主权受到威胁的恐惧。王安忆也不例外，尤其是在《长恨歌》获得茅盾文学奖之后，王安忆屡次在文章中、座谈会上及网络上强烈反对自己是“张派”或“海派”传人的举措，无不说明王安忆深陷前驱海派作家张爱玲影响焦虑中且力图挣脱的努力和尝试。而要缓解这种焦虑，作家就必须通过文学作品和媒介来表达自己的声音。在文学创作上，作家要不断的引进新的故事内容、新的文学表达的技巧、新的文艺创作的思路等来不断超越前人，突破自己。而借助媒介，作家要不断的在各种适宜的场合如文学研讨会、记者采访等各种大型的文学活动来强化自己的声音，表达自己的立场和与众不同的姿态。而王安忆试图摆脱这种影响的焦虑主要表现在两方面：一方面是通过作品、一方面是通过言行。就作品而言，从20世纪70年代末至今，王安忆的小说创作的思想深度、①李泓：《构筑城市日常生活的审美形式》，《中国现代、当代文学研究》，2002年第5期。②王雪瑛：《生长的状态》，《当代作家评论》，2001年第2期。20 第一章影响焦虑中的王安创作嬗变语言风格随着年龄和阅历的增长不断地趋于成熟，取得的成就是显著的。“王安忆在诸多的女性作家中无疑出类拔萃，她在各式各样的潮流中都能游刃有余，”W“王安忆是一位既才华横溢又创作严谨，既勤奋高产又勇于探索，不断寻求突破与超越的作家，她的每一次创作转型都自觉不自觉地顺应与体现新时期不同阶段出现的文学思潮，而且在每一潮流中均占有重要位置。”㈤“她总是在不断超越，不断地否定，而且这超越与否定又不是在同一个纵向轴上的，因此，不同时期的王安忆总是不能‘一以贯之’，总是不能相互说明。"@“她富于变化的多产，”㈤“王安忆在女作家群中，是被认为视野颇为开阔，能够驾驭多种生活经验和文学题材的作家。她的创作表现出多变的风格，并始终保持很强的创作活力。”@这些关于王安忆的评论既是对王安忆非凡创作的成就的肯定，也表明，作为作家，王安忆富于洞察力，敏于时代、文学潮流的变化，能够沉着应对诸多变化，善于利用每次潮流提供的契机进行写作。“寻根”潮流中的《小鲍庄》、知青文学中的“三恋”、新历史时期的《长恨歌》、《纪实与虚构》等都是有力的证明。20世纪80年代后期至90年代，中国的文化趋于多元化，文学亦失去焦点和轰动效应，进入众声喧哗的时代。随着几位学者的重写文学史，社会上形成的“张爱玲热”愈演愈烈，张爱玲“以此进入各种文学史、小说史以及各种选本”@。作家阿城、叶兆言都写过初读张爱玲作品带来的震惊，“连大陆颇具名气的苏童也曾叹道，他。怕’张爱玲～一怕到不敢多读她的东西(1994年苏童在哥伦比亚大学的谈话)”④。文学的兴趣中心只有与社会心理保持同步关系，才可能造成广泛的影响，向来机敏的王安忆不可能放过对这一文学现象的关注。从《世俗的张爱玲》一文王安忆对张爱玲的主要作品进行地颇有见地的分析，可见王安忆对张爱玲的小说和散文的熟悉程度不同一般，在文中王安忆认为：“张爱玲小说里的人物，真是很俗气，傅雷曾批评其‘恶俗’并不言过”“她对现实生活的喜好是出于对人生的恐惧⋯⋯张爱玲的虚无与务实，互为关照，契合，援手，造成了她的最好小说”@。诚如哈罗德．布鲁姆所言：“人们总是谈论独创性，但独创性到底是什么东西呢?从我们呱呱坠地时起，世界就开始对①陈晓明：《中国当代文学主潮》，第404页，北京大学出版社，2009年4月版。②丁帆，朱晓进：《中国现当代文学》，第400页，南京大学出版社，2007年8月版。③汪政，晓华：《论王安忆》，《钟山》，2000年第4期。④程培德：《面对“自己”的角逐》，《当代作家评论》，1987年第2期。⑤洪子诚：《中国当代文学史》，北京大学出版社，1999年8月版⑥余斌：《张爱玲传》，第44l页，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1年1月版。⑦王德威：《落地的麦子不死一一张爱玲与“张派”传人》，第40页，山东画报出版社，2004年5月版。⑧王安忆：《世俗的张爱玲》，《我读我看》，第187一一194页》，上海人民出版社，2001年8月版。21 叫川师范大学颂』：学位论文我们施加影响，这影响一直持续到我们生命终止。”Ⅲ王安忆既不愿意错过阅读张爱玲作品所获得的“启示”，更不愿意让张爱玲的影子遮蔽了自己的创作成就，这种矛盾心理使王安忆处于极度的焦虑之中。从20世纪70年代末至今，王安忆的小说创作可谓硕果累累，而《长恨歌》无疑代表了她创作的最高成就。这部小说讲述了一个女人在时代变动下的荣辱沉浮的历史，没有惊心动魄的大喜大悲，更多叙述了上海小弄堂的世俗生活，女主角在这种生活中完成了她的宿命般的人生。海外汉学家王德威先生谈到《长恨歌》时说：“由于历史变动使然，王安忆有关上海的小说，初读并不‘像’当年的海派作品。半个世纪已过，不论是张爱玲加苏青式的世故讥诮、鸳鸯蝴蝶派式的罗愁绮恨，或新感觉派式的艳异摩登，早已烟消瓦灭，落入寻常百姓家了。然而正是由这寻常百姓家中，王安忆重启了我们对海派的记忆。在如此新旧夹杂、混乱破仄的世界里，上海的小市民以他们自己的风格恋爱吵架、起居行走。他们所思所做的一切，看起来平庸琐屑不过，但合拢一块，就显示与其他城市有所不同。这里或许有‘奇异的智慧’?套旬张爱玲的名言：‘到底是上海人”’㈢学者陈思就《长恨歌》接受采访时说：“《长恨歌》写了家庭和社会的脱离。事实上，除了官方的、显在的一个价值系统，民间还有一个相对独立的价值系统。几十年来，上海市民的生活实质没有多少改变，它有自己文化的独特性，《长恨歌》写出了这种独特的生活规律，达到了张爱玲想达到而没有达到的境界。”@这两位学者的言论首先肯定了《长恨歌》独特的艺术价值的，其次也潜在的表明《长恨歌》是联系张爱玲和王安忆的主要纽带。之后，有更多的研究者通过作家的阅历、作品等不同角度的比较，肯定张爱玲对王安忆部分作品创作的影响或启示作用。李新在《相同的上海世俗不同的精神向度一一张爱玲、王安忆上海小说主题比较》认为：“从城市文学的纯粹意义上说，张爱玲是中国现代城市文学的高标，王安忆是以当代城市方式继承张爱玲城市文学传统的集大成者。《香港的情与爱》很容易让我们想起《倾城之恋》，一部《长恨歌》拉近了王安忆和张爱玲”㈨、邓寒梅在《新传奇与好神话一一张爱玲王安忆上海叙事小说的文体特征》认为：“在20世纪中国文学史上，张爱玲和王安忆构成一道独特的景观，他们经常同时出现在评论家的文章里和读者的心目中，尤其是在王安忆的长篇小说《长恨歌》面世以后”@、学者程①哈罗德·布鲁姆：《影响的焦虑》，第4页，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89年6月版。②王德威：《落地的麦子不死一一张爱玲与“张派”传人》，第196页，山东画报出版社2004年5月版。③祝晓风：《王安忆打捞大上海<长恨歌>直逼张爱玲》，《中华读书报》，1995年11月29日。④李新：《相同的上海世俗不同的精神向度一一张爱玲、王安忆上海小说主题比较》，《东岳论丛》，2003年第6期。⑤邓寒梅：《新传奇与好神话一一障碍论王安忆，1二海叙事小说的文体特征》，《衡阳师范学院学报》(社22 第一章影响焦虑中的I二安创作嬗变光炜认为：“王安忆的小说创作某种程度上建立在对张爱玲小说经典质疑、研究、摒弃和改造上的。”叫学者丁帆认为：“《纪实与虚构》、《长恨歌》是王安忆在90年代创作和出版的两部有着较大影响的长篇小说，是作家在明确的新海派意识下进行坚持不懈的艺术探索取得的重要成就。”㈢对海派文学深有研究的学者许道明认为：“据传，王安忆对人们将他和张爱玲相提并论颇不以为然，这只是作家本人的某种态度”@。大量诸如此类的研究与言论对王安忆造成很大压力。来自评论界的压力对王安忆来说是外在的，从王安忆在自己的文章、网络、座谈会等多种场合反对把她和张爱玲相提并论的激烈言辞中，可以了解到王安忆渴望摆脱张爱玲“影响的焦虑”的强烈程度。在《我不是“张派”传人》一文王安忆说：“也许我的写作技巧还达不到张爱玲的水平，但我小说中的世界要比她大得多。”㈤在《我和张爱玲其实根本不像》中，王安忆说：“我和张爱玲不一样。了解我的作品的人也应该知道，我们其实根本不像。”“别人似乎只注意到我写上海的作品，事实上，我也写过很多农村题材的作品。”⑨在《张爱玲之与我》@一文中，王安忆则用较长的篇幅从世界观、人生观、对社会民族的责任感等方面悉数自己与张爱玲的区别。除此以外还有相关的反对言论在导言中以列出，在此不再赘述。正如弗洛伊德所言：“当分析者分析出隐藏在“显梦”背后的真实情况后，梦者出于社会道德伦理和自己所受教育的限制，则会竭力否认分析者揭示的事实。”④王安忆试图摆脱张爱玲“影响的焦虑”更多内在的体现在作品中。熟悉张爱玲作品的读者在《长恨歌》中或多或少都能看到张爱玲的影子。正如王德威先生所言：“王安忆俨然把张爱玲《连环套》似的故事，从民国的舞台搬到人民共和国的舞台，而其中的畸情与凶险，犹有过之。”@但是，这部作品与张爱玲的作品之间也有明显的区别，比起张爱玲小说所蕴含的感性、“苍凉”以及独特的贵族气息，王安忆的小说则多了一份温情、理性及世俗的琐碎；张爱玲的小说语言泼辣精致，《长恨歌》的语言夸张枝蔓；张爱玲以短篇小说见长，《长恨歌》则具有“庞大的空间架构，丰富的人物活动诉求及历史流程。”⑨这一系列会科学)，2003年第5期。①程光炜：《王安忆与文学史》，《当代作家评论》，2007年第3期。②丁帆，朱晓进：《中国现当代文学》，第402页，南京大学出版社，2007年8月版。③许道明：《海派文学论》，第403页，复旦大学出版社，1999年3月版。④香港举行的“张爱玲与现代中国”国际研讨会上王安忆作为海派作家代表应邀前往，并被海外一些评论家封为张爱玲在当代中国的“传人”是王安忆的回答。网址http：／／news．eastday．com／epublish／gb／paperl0／20001127／class001000015／hwz252306．htm⑤王安忆答记者问。http：／／book．sina．com．ca2010年03月05日09：40辽宁曰报⑥王安忆：《张爱玲之与我》，《书城》，2010年第2期。⑦佛洛伊德：《精神分析引论》，第10l页一一1ll页，商务印书馆，1985年10月版。⑧王德威：《落地的麦子不死一一张爱玲与“张派”传人》，第194页，山东画报出版社，2004年5月版。⑨王德威：《落地的麦子不死一一张爱玲与“张派”传人》，第194页，山东画报出版社，2004年523 Pq川I师范大学硕上学位论文的不同显示了《长恨歌》独特的艺术价值。“后起作家受前代作家影响越大，摆脱这种影响的欲望、创新的欲望就愈强”W王安忆的《长恨歌》有别于张爱玲作品的方面，也是王安忆试图摆脱张爱玲“影响焦虑”的表现。哈罗德．布鲁姆在《影响的焦虑》把这种表现命名为“克里纳门(Clinamen)”，即在后起诗人看来，“前驱的诗方向端正不偏不倚地到达了某一点，但到了这一点之后本应‘偏移’，且沿着新诗作运动的方向偏移。"却没有偏移，那么，后起诗人就在“误读或有意误读”这些作品的基础上对其进行“矫正”，这种“矫正运动”过程就是新诗的诞生过程。在王安忆看来张爱玲的小说表现的是一种虚无的、不彻底的人生观，“张爱玲的人生观是走在两个极端之上，一头是现时现刻的具体可感，另一头则是人生奈何的虚无。在此之间，其实还有漫长的过程，就是现实的理想与争取⋯⋯走向不知名的前去。”②因为这些认识，王安忆通过她的理性与温情使《长恨歌》里王琦瑶完整的走过她的一生。就像王德威先生所言：“张爱玲不曾也不能写出的，由王安忆做了一种了结。在这意义上，《长恨歌填补了《传奇》、《半生缘》以后数十年海派小说的空白。”@所不同的是哈罗德．布鲁姆研究的是诗人的行为，而本文探讨的是小说创作者的活动。文坛上的很多作家“都在自己的秘密经验中珍藏着若干个心仪‘经典作家’和‘经典文本”’④，格非、马原对安德烈．纪德的《窄门》的喜爱、⑨港台诸多作家所受张爱玲的影响、马尔克斯对莫言的影响@。只是很少有作家像王安忆变现的如此焦虑，正如学者程光炜所言：“既不要把作家站在文学史之外看作是他们清高，也不要以为所有的作家都有明确的文学史眼光和意识”④。王安忆的焦虑与反抗既是其与生俱来的叛逆性的体现，也是一个作家确立自己的社会、文坛地位过程中的“另立门道”“改弦更张”和“故作姿态”的体现。这里需要注意的是，虽然王安忆的部分小说创作在某方面受到张爱玲的影响，但仅就一部或几部作品就判定王安忆为“张派”、“海派”传人，显然有失客观与公正，我们既要正确的认识到张爱玲对王安忆在文学创作上的影响因素，也要对王安忆在有别于张爱玲的地方的文学创造力予以肯定。必定，时过半个多世纪，上海也经历了翻天覆地的变化，能够从一定方面反应出这些变化的作月版。①哈罗德·布鲁姆：《影响的焦虑》，第18页，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89年6月版。②王安忆：《窗里窗外》，第98一一99页，中国文联出版社，2008年8月版。③王德威：《落地的麦子不死一一张爱玲与“张派”传人》，第194页，山东画报出版社，2004年5月版。④程光炜：《王安忆与文学史》，《当代作家评论》，2007年第3期。⑤参见格非、李建立：《文学史研究视野的先锋小说》，《南方文坛》，2007年第l期。⑥参见莫言，杨庆祥：《先锋．民间．底层》，《南方文坛》，2007年第2期。⑦程光炜：《王安忆与文学史》，《当代作家评论》，2007年第3期。24 第一章影响焦虑中的li安创作嬗变家王安忆也显示了自己在文学创作上独特性。第三节名利市场焦虑与自我价值确证80年代中中后期后，随着市场经济的深入发展，置身于商品经济大潮中的人们在现实的冲击下，不得不调整观念，认识到只有适应市场经济的发展规律才能长久立于不败之地。为追求利益最大化，各种营销策略层出不穷。在文化界，更有许多作家在“文化搭台，经济唱戏”、“以文促商”中，为作品的畅销自觉不自觉与商业传媒联手：配合商家的营销策划，进行作家作品包装；通过影视传媒扩大影响；发表别样言论引起公众地争议。陈染、林白、卫慧、绵绵等“美女作家”的迅速崛起，王朔、刘震云、金庸、余秋雨等人的作品成为畅销书与此不无关系。大众传媒以不可抗拒的力量侵袭了生活的角角落落，身处其中的王安忆也不能幸免，“王安忆现象”也体现了王安忆对市场卖点寻找与切合，是一种对名利市场焦虑下的自我炒作。进入新时期后的上海，在很长时间内，并未出现一种郁郁勃勃的商业文化气息，“在新旧体制转换和当代社会变革的背景下，上海并未生长发育出如北京、广州等地的文化机制和文化空间”Ⅲ，面对全国范围内的竞争洪流，它展示出“多半被‘拖’着走的景观”④，这让曾经是“东方巴黎”上海人感到一种难言的尴尬。于是，“怀旧”之风便在上海盛行起来，它多少有一种鲁迅笔下阿Q的那种“老子曾经也阔过”式的负气与无奈。时至90年代浦东特区全面开放，为了让市民摆脱在计划体制“樊篱”下的僵化涣散，鼓动他们积极进取、勇于开拓的精神，意识形态迫切需要文学作品去展示旧日资本主义“大上海”独享的繁华、奢侈、万种风情。无论是为了摆脱尴尬还是为了激发民情，展现现代以来殖民地上海的世态民情的作品在上海就显得炙手可热。1985年香港电视连续剧《上海滩》播放时的“万人空巷”盛况、《上海的早晨》、《上海一家人》、《蝴蝶兰》、《风雨梅家楼》、《梦幻天使》、《摇啊摇，摇到外婆桥》、《上海往事》、《风月》等由小说改编的电视剧的大受欢迎也足以说明“上海主题”作品在全国其他地区的待遇。加之“张爱玲热”的不断高涨，及20世纪90年代文坛的整体特征主要体现为祛魅时期的祛魅式写作，“在文学方面，最鲜明的就是宏大的历史叙事不在起绝对的主导作用，文学更倾向于表现个人的琐碎故事，或者没有深度的现象表象，甚至个人的欲望想象”@，“文化和文学被看成一片散乱的现象，或者茫然的自发的个人化的偶然活动”④，王①许道明：《海派文学论》，第403页，复旦大学出版社，1999年3月版。②许道明：《海派文学论》，第403页，复旦大学出版社，1999年3月版。③陈晓明：《中国当代文学主潮》，第368页，北京大学出版社，2009年4月版。④陈晓明：《中国当代文学主潮》，第368页，北京大学出版社，2009年4月版。25 pUJ11师范人学硕1：学位论文安忆能够迅速感受到社会及文坛的变化动向，并将之述诸于笔这一点在第一节以充分说明。因此，在“新历史小说”大批涌现，以“大上海”主题加上以往海派的唯美颓废风格迅速聚焦王安忆笔下，一部汇聚历史与现代质素的《长恨歌》写的洋洋洒洒、百折干回，不仅为作家赢得了可观的经济收入，也作为作家摘取第五届“茅盾文学奖”的桂冠。《长恨歌》的艺术价值是不可否认的。但是，站在市场的角度反观这一作品，它也是王安忆迎合意识形态和市场需求的表现。在《从“淮海路”到“梅家桥”一一从王安忆小说创作的转变谈起》一文，学者王晓明结合上海在新时期后的转变对《长恨歌》进行了细致的分析后说：“在这个国家和资本力量犬牙交错，共同布下细密大网的时代，真正能够撕开一个口子、持久的游离其外的作家，又能有多少呢?就是王安忆罢，她用力甚苦的长篇小说《长恨歌》里，不也有一些部分没能避免那怀旧风的泅染，依然可以在一定程度上被人看成是那些老上海故事的巨型分册吗?”∞学者刘永丽也就上海的历史变化对《长恨歌》进行分析研究后认为：“王安忆的小说《长恨歌》所展示的上海仍然是一个‘大历史’观念中人云亦云的上海，是王安忆对三十年代海派的复制品，是90年代商业文化的产物。”④王艳芳也在分析了《长恨歌》后认为：这是一篇“被复制的文化消费品”，④王安忆在90年代“被强劲的时风扰乱脚步’’㈤的行为，既体现了商业文化的巨大冲击力，也体现了作家对知识分子应秉持的独立人文立场的失守。作为作家，自然希望自己的作品被重视。受欢迎，被重视和受欢迎的程度也从某方面体现了对作家创作成果的肯定程度。一个权威的有影响力研究者对一部作品的好评尤为重要，这一评价就像推动作品进入市场的助跑器，也像引导读者、评论者对作品进行定位的指挥棒。因此，很多作家都希望能够借助有名望、有影响的学者的提携，更希望得到他们的影响力对自己作品进行推广。张爱玲移居美国后，为了顺利打开美国市场，曾把自己酝酿很久的作品《秧歌》交给胡适，她的好友炎婴则认为交给胡适则不如给林语堂，其中自有希望被扶植推荐之心；“张天翼、欧阳山、艾芜、端木蕻良、艾青、田间等，他们之崭露头角，或者名噪一时，以及后来成为新文学主将，都与胡风有着直接的关系”⑨。①王晓明：《从“淮海路”到“梅家桥”一一从f安忆小说创作的转变谈起》，《文学评论》，2002年第3期。②刘永丽：《<长恨歌>：商业文化语境下的复制品》，《社会科学家》，2004年第3期。③王艳芳：《被复制的文化消费品一一论<长恨歌>的文学史意义》，《当代作家评论》，2002年第5期。④王晓明：《从“淮海路”到“梅家桥”一一从王安忆小说创作的转变谈起》，《文学评论》，2002年第3期。⑤陈晓明：《中国当代文学主潮》，第81页，北京大学出版社，2009年4月版。26 第一章影响焦虑中的F安创作嬗变早在1985年上海文艺出版社准备给王安忆出一本中短篇小说集时，王安忆写信给著名作家冰心，在信中，王安忆殷切表达了她希望冰心能为她的这个小说集写个序的希望，∞王安忆的这一举措潜在的表明，王安忆希望借助冰心的影响力扩大自己及其作品在文坛、读者群中的影响力。“张爱玲在港台的文坛上，的确已经成了‘祖师奶奶’，其他任何一位现代作家都未像她这样，拥有众多的追随者”④，“张爱玲在台湾享有‘独尊’的局面”⑨，张爱玲去世时“《中国时报》、《联合报》、《中央日报》等均径直称张为‘新文学大师’、‘文坛巨人’‘现代文学巨擎’，大有尊张为现代文学第一人之意”@。由此可见张爱玲在港台受欢迎、被推崇的程度。海外汉学家王德威先生在海内外学界的影响力也是不言而喻的。能够和张爱玲相提并论、能够被王德威先生称赞，对提高作家的知名度，对作品在市场上的流通都可起到事半功倍的效果。因此对王德威先生把她同张爱玲联系在一起，称她为她为“张爱玲后第一人”、“张爱玲后又一人”时，王安忆表现出由衷的喜悦。正如她自己说的那样：对能得到王德威这样“态度严肃的教授”所给予的“很有说服力”的文学批评的褒奖而感激。可看出王安忆希望凭借与张爱玲的联系为自己的作品在港台争得一片天地。王安忆的这一举措潜在表现了她在名利影响下的内在焦虑。20世纪30年代以穆时英、施蛰存、刘呐鸥为代表处于发展期的海派作家们、40年代以张爱玲、苏青、予且为代表趋于成熟阶段的海派作家们，因书写在资本主义科技文明侵袭下的上海的声光电气、繁华奢靡、肉欲横流；“表现现代消费文化环境下‘都市’的激情，生命紧张之后的迟缓、失落、倦怠。它在深入认同都市的时候，停留在瞬间印象上(虽然这印象如此绚烂，虽然印象中饱含本质，是知性的现实)，而它毕竟只写出一部分市民的都会"⑨。因而被斥之为“‘名士才情’与‘商业竟买’相结合”，“买办流氓与妓女的文化”@，虽遭到如此的指责，依然能够继续大张旗鼓表现他们追求时髦、追求名利。张爱玲则赤裸裸的说：“出名要趁早呀，来得太晚的话，快乐也不那么痛快”④。苏青因《结婚十年》里因为过度的性描写而被冠以“‘大胆女作家’这顶不三不四的桂冕”⑧，并在社会上引发风波，随之她又写了《继结婚十年》并在各种座①冰心：《我注意寻看安忆的作品》，《文艺报》，1985年10月5Fj。②余斌：《张爱玲传》，第438页，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1年1月版。③余斌：《张爱玲传》，第438页，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1年1月版。④余斌：《张爱玲传》，第438页，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1年1月版。⑤吴福辉：《都市漩流中的海派小说》，第115页，复旦大学出版社，2009年1月版。⑥吴福辉：《都市漩流中的海派小说》，第215页，复旦大学出版社，2009年1月版。⑦张爱玲：《流言》，第156页，北京{一月文艺出版社，2009年6月版。⑧许道明：《海派文学论》，第380页，复旦大学出版社，1999年3月版。27 叫川I师范人学硕士学位论文谈会上继续有关名利之得失、爱情之变迁、事业之成败的谈论。相比这些前辈作家对名利的坦荡情怀，王安忆则显得过于矛盾纠结。一方面是名利的诱惑；一方面是知识分子的人文立场、理想追求，两方对作家来说都是尤为重要，从而很难从中进行取舍。但是，我们从之后王安忆的表现可看出她在这一时期的立场趋向。当众多研究者、媒体、读者就“海派”或“张派”对王安忆的影响进行研究讨论时，王安忆却坚决否认自己的创作曾受到“海派”或“张派”的任何影响。她的这种言行同时起到两方面的效果：第一、是引起研究界和读者更大的关注，王安忆一边自称不是海派传人或“张派”传人，一边作为海派代表出席各种座谈会，这种公开的撇清更像是一种公开的广告宣传。诚如鲁迅所说的那样“被称赞固然可以带广告，被骂也可以代广告，张扬了荣是广告，张扬了辱又何尝不是广告。”④第二、在一定程度上张扬了自我的荣耀，既然获得真正的荣誉，则希望独自分享，而不愿与别的作家或流派扯上关系，正如蒙田所说的那样：“我们个人愿望的产生和滋养在很大程度上是以他人为代价的”㈢所以，“王安忆现象”是作家王安忆在名利影响下自我炒作的结果。回顾新时期中国文学的转变历程，经过“伤痕”、“反思”“改革”“寻根”之后，文学与主流意识形态的关系有所疏离，强调思想反思已不再是时代的主导性主题，在人道主义、人性论的讨论中，开始要求文学彰显人性。张贤亮的《绿化树》(1984年)、《男人的一半是女人》(1985年)、莫言的《红高粱》(1986)等作品在人性的挖掘中程度不等的裹挟着肉体和欲望的芳香浮出地平线。这期间，王安忆也以“三恋”，《岗上的世纪》引起极大的轰动。《荒山之恋》、《小城之恋》、《锦绣谷之恋》三部作品，在对女性心理、女性意识等方面的审视不乏文学价值。此外，也因“心理刻画细腻，叙述语言绵密冷静、沉着超然有着独特的艺术风格”㈢。我们在肯定这些作品所特有的艺术价值的同时也要看到，它们能够在诸多作品中脱颖而出，在读者、文学研究中引起轰动，显然与在特定历史时期小说中大胆露骨的性爱描写不无关系。正如有论者所言：“王安忆是当代文坛的一个奇迹。在各领风骚数十天或至多十数个月的新时期文坛上，只有极少数幸运的作家能长期占领擂台，而在这些人中又只有更少的人能真正地创出新的招数而不重复自己”㈤。很多研究者在肯定“三恋”的艺术价值的同时对其中的性描写也做出了评论：“王安忆的小说‘三恋’，在20世纪80年代被认为是冲破‘性爱禁区’的重要作品”@；“王安忆以其‘三恋’等大胆描写性①鲁迅：《鲁迅全集》第六卷，第313页，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年11月版。②哈罗德．布鲁姆：《影响的焦虑》，第56页，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89年6月版。③丁帆，朱晓进：《中国现当代文学》，第400页，南京大学出版社，2007年8月版。④陈墨，朱霞：《爱的悲剧与人的命运——评王安忆小说“三恋”》，《当代文坛》，1987年第6期。⑤程光炜：《狂欢年代的“荒山之恋”一一王安忆小说“三恋”的叙述经验》，《吉林大学社会科学学报》，2007年1月第l期。28 第一章影响焦虑中的王安创作嬗变爱的作品震撼文坛”Ⅲ；“1986年夏末，创作势头正旺且路向多变的王安忆，突然又将探询的笔触伸向讳莫如深的性爱领域，接连抛出的‘三恋’一一《小城之恋》、《荒山之恋》、《锦秀谷之恋》、如同集束炸弹，裹挟着南方的热风在文坛震响”④；“王安忆在20世纪80年代中后期创作的‘三恋’系列小说在当时的文学语境中，是不可能不“晾世骇俗’并引起强烈争议的@；“三恋”“是对知青题材的重温和对女性心理的特别审视以及对方兴未艾的‘性文学’的应答。”④王安忆在“三恋”、《岗上的世纪》等作品中写罢“性”与“爱情”之后，为了避免被划进“泛性”、“滥性”作家行列，随后声名说：“我其实不善于搞激烈的东西”⑨，“性这个题目里面没有太多资源。我觉得从米兰昆德拉开始，给予性赋予了太多意识形态的含义。其实性没有那么多的资源。并且爱情这个题材也是很难挖掘的，你必须从它开始或者从它出发去谈别的事”㈣。王安忆的这一矛盾言行在此显示了作家面对名利“影响的焦虑”。长久以来，王安忆在文坛的地位和文学创作成就的影响下，更多的评论者、研究者将注意力投向王安忆的作品研究，鲜有研究者从市场影响角度探讨王安忆创作方向的转变的原因。①陈娇华，樊臻纯：《欲望的升腾与困囿一一论王安忆的“三恋”及<岗上的世纪>中女性意识及“双声”同构现象》，《铁道师院学报》1998年6月第3期。②张瑗：《性·母性：女性身份的文化反省一一论王安忆的“三恋”、铁凝的“三垛”》，河北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3年7月第4期。③王昌忠：《浅析王安忆“三恋”、<岗上的世纪>中的性叙事特征》，《广西社会科学》，2006年第7期。④陈晓明：《中国当代文学主潮》，第81页，北京大学出版社，2009年4月版。⑤张新颖，金理：《王安忆研究资料》(上)，第6页，天津人民出版社，2009年7月版。⑥张新颖。金理：《乇安忆研究资料》(．h)，第12页，天津人民出版社，2009年7月版。29 pq』1l师范人学顺j：学位论文第二章海外汉学研究的东方口味与本土延宕海外汉学源自16世纪末至17世纪初外国传教士对中国文化的初步研究。它是指“国外研究中国的政治、经济、社会、历史、哲学、宗教、语言、文字、文学、艺术、天文、地理、工艺、科技等各种学问的综合性学科”叫。海外汉学的产生和发展，同资本主义国家的殖民侵略扩张有密切联系，也与国际政治，经济、文化等方面的普遍发展紧密相连，它主要分为三大板块：周边国家的汉学(主要包括日本、韩国、越南、朝鲜等国)、俄罗斯汉学和西方汉学。本章主要通过西方汉学中的一支，即“就当前的中国现代文学而言，直接产生更大的挑战性影响的美国汉学”②，“更准确地说，也不是整个的美国汉学界，其中主要的挑战之声还来自’二战’后由华人地区(包括新时期以后的大陆)迁移到美国的华人学者，∽’尤其是与“王安忆现象”相关联，“以夏志清、李欧梵与王德威组成的’台湾组合’’’㈨的相关研究。近些年来，随着中国以经济为主导的综合国力的提高，中国现当代作家的作品在海外传播成为国内外文学研究者力图开拓的市场之一。通过翻译和媒体推介部分国内作家的作品的发行量大大增加。就国内而言，这一方面与中国当代作家作品中的人文性、思想性含量的增加有关，另一方面也表现了中国文学界和批评界以西方文学及其批评标准为旨归的文学焦虑症，他们迫切希望得到国际认可的心理与文学革命以来中国知识分子梦想一脉相承。同时，部分作家对西方汉学的迎合也隐含着对世界性文学大奖“诺贝尔文学奖"的觊觎情结。这些因素共同且促成了国内知识分子和出版机构对中国当代文学海外传播的推动。虽然“海外汉学"家对中国当代文学的研究旨归无疑是将好的作品推荐给更多的外国读者。但问题在于第一，百年来以中国和印度和阿拉伯世界为代表的东方文化在西方人看来更多是是一种带有浓厚封建色彩的神秘异域文化，对这种文化和文学的窥伺和解密，猎奇和猎艳成为他们研究的热点。第二，在文化传播与接受上，中国文学所彰显的“仁义礼智信”在他们看来是一种具有“东亚病夫”色彩的弱势文化，他们往往以一种居高临下的不平等态度来看待中国①李怡：《何处的汉学?怎样的慌张一一讨论两方汉学的基本角度与立场》，《江西社会科学》，2008年5月25日。②李怡：《何处的汉学?怎样的慌张一一讨论西方汉学的基本角度与立场》，《江西社会科学》，2008年5月25臼。③李怡：《何处的汉学?怎样的慌张一一讨论西方汉学的基本角度与立场》，《江西社会科学》，2008年5月25日。④李怡：《何处的汉学?怎样的慌张一一讨论西方汉学的基本角度与立场》，《江西社会科学》，2008年5月25日。30 第一二章海外汉学研究的东方口味与本士延宕文化及文学。这种文化传播及接受上的差异性导致了中西文化和文学在传播和交流中的不平等性。第三，由于中西方历史文化与政治等意识形态方面的差异，使西方知识界在评价中国作家及其作品时，往往渗入政治、经济、国民生态等因素作为批评和审美尺度，而非纯粹“文学性”W的标准，他们表面似乎想通过这些作品了解中国、达到他们想象中国的目的，而更深层次是想通过文学和文化的介入方式达到对中国文化的殖民性入侵，由此所形成的文学研究与批评难免会有偏颇。本章主要以海外汉学为主要分析对象，从中探求造成“王安忆现象”外部原因。第一节寻求“东方奇观”心理下的作品选择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随着各个殖民地国家的相互独立，宗主国与殖民地这样显在的统治与被统治的关系也随之消亡。但是，从本质上看，这种消亡是表面的。以美国为首的资本主义国家丝毫没有放松对包括中国在内的第三世界国家的监控，窥视、和压迫，它们需要通过各个渠道掌握第三世界国家的发展动向，而文学成为他们选择的途径之一。他们在选择第三世界的文学作品进入本国读者、研究者的视野的过程中，主要考虑的选择标准不是作为第三世界国家、另一民族异己的审美经验，文学特征，而首要从利己的政治、满足自我窥视欲望上。本节主要从中国作家作品在海外的出版发行角度对此进行论述。新中国成立后，由于国际社会的动荡不安，国内政治斗争的此消彼长，加之周边发达国家的敌视与压迫，中国不得不再次“闭关锁国”。这更加重了西方国家对中国这个神秘国度的癔度和猜想。20世纪50年代后，张爱玲、林语堂、胡适等人及其作品在美国的境遇至少可以从政治标准上得到解释。这个政治标准包括两个方面，一是作家的政治身份、一是作品所含的政治意识形态。20世纪50年代，在社会主义意识形态与资本主义意识形态之间进行激烈的对抗期间，张爱玲等人能够顺利成为美籍公民，首先面对的就自我政治身份上的选择，其次才是作家的才能。他们与社会主义主流意识形态之间的不和谐因素才是西方国家最需要的。“是否是本国文化的批判者和政治上的异见人士，是他们取舍的首要依据。将诺贝尔文学奖评给法籍华裔的高行健便是一个证明”④。以张爱玲创作于1953年到1954年期间的两部小说《秧歌》和《赤地之恋》为例，《秧歌》主要揭示了土改时期的农村，当农民分到土地后依然吃不饱穿不暖，甚至为了粮食发生械斗的情况。进而表明：“共产党虽然是唯物主义者，但①关于“文学性”问题，可参见《中外文化与文论》第10辑，四川教育出版社，2003年版，本期为“文学性问题讨论专辑”②张清华：《中国作家的身份困境与中国文学的价值迷局一一在日内瓦大学的演讲》，《中国当代作家海外演讲》，第335页，北京大学出版社，2012年10月版。31 四川师范大学硕：{：学位论文是一讲到职工的待遇，马上变成百分之百的唯心主义者，相信精神可以战胜物质”哪。《赤地之恋》主要表现了一个有抱负的主人公刘荃，在大学毕业后先后经历了“土改”中的“左祸"、“三反”中的“黑幕”与腐败的痛苦之后，以至于想在“抗美援朝”中通过出生入死来“麻醉自己的痛苦’’④，这一系列的“遭际使他对革命完全失去了信念，对人生亦不再抱幻想”㈢。这两篇小说与当时国内颂扬大时代的作品格格不入，曾经被称为“反共文学”，它们的艺术价值与张爱玲于1943年到1945年期间创作的一些高水准的作品相比相去甚远，但它们在当时美国的学界却受到极大的重视，其中的“反共性”起了决定性的作用。而之后张爱玲花更多时间和心血写成，但政治色彩淡薄的《粉泪》(后定名为《北地胭脂》)却在美国处处碰壁，使她不得不调整写作方向，“向美国读者的口味靠拢”㈨。张爱玲的作品在美国的遭际足以说明：政治标准是他们选择作品的一个极为重要的标尺。窥视、解密中国文化的心理需求是西方国家选择中国作品的又一主要目的。马可波罗第一次较为全面将中国描述为一个遍地财富、商业城市发达、文化繁荣、建筑俊奇的国度并将其介绍给西方后，中国便深深的吸引了西方社会。当西方列强以坚船利炮打开中国的大门后，文化碰撞式的跨文化交流便带有了一种侵略和强权的色彩。而“文化之间的不平等关系，仍然是西方知识界评价中国作家与中国文学的依据。是否是本国文化的批判者和政治上的异见人士，是他们取舍的首要依据。这一方面有文化差异导致理解力的匮乏，另一方面更多则是价值偏见。”@长期以来，在西方人眼中的东方文化或文明(以中华文明、印度文明、阿拉伯文明为主)是一种带有浓郁宗教伦理色彩的神秘主义文化。探求构成东方文化的一个关键部分，中国文化的神秘性、不可思议性在西方学界已有很长的历史渊源。但是，这种探求很大程度上是建立在先入为主的想象的基础上，这种想象具有两个方面特征：一是“欧洲总是比亚洲——大海彼岸那片不友好的异土一一略胜一筹。亚洲被赋予了空虚、失落和灾难的色彩”@。二是“由东方神秘性而招致的怪诞和残忍暴行有关”④，“东方暗含着危险。理性被东方的暴行毁灭，那些神秘诱人的东西恰恰是正常价值观念的对立面”⑨。具体到中国，则表现为儒家伦理为主的文化统治下的群体生态、异己的习俗、①余斌：《张爱玲传》，第304页，广西师范火学出版社，2001年1月版。②余斌：《张爱玲传》，第314页，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1年1月版。⑨余斌：《张爱玲传》，第314页，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1年1月版。④余斌：《张爱玲传》，第333页，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1年1月版。⑤张清华：《中国当代作家海外演讲》，第335页，北京大学出版社2012年10月版。⑥张婧媛主编：《后殖民理论与文化批评》，第29页，北京大学出版社，1999年1月版。⑦张婧媛主编：《后殖民理论与文化批评》，第30页，北京大学出版社，1999年1月版。⑧张婧媛主编：《后殖民理论与文化批评》，第30页，北京大学出版社，1999年1月版。32 第二章海外汉学研究的东方口味与本土延宕服饰、器物等。张艺谋导演的电影《红高粱》荣获1988年柏林国际电影节金熊奖便是一个明证。新时期以来，西方国家对中国文化的想象很大程度上便是以《红高粱》为原型，如人物身上所具有的原始性：粗犷、野性、自由、浪荡、欲望、喜悦、劫道、野合；展示神秘的地域特征和习俗如：充满魅惑气息的高粱地、敬酒神、观日全食；饱含欲望的东方色彩一一红色，红色的风暴侵染一切：红衣裳、红盖头、红轿子、红高粱、红高粱酒、红色的鲜血以及红色的太阳，这一切组成的“东方奇观”在吸引西方人的眼球同时，满足了他们的欲望想象和窥探心理，并随之固化为一个标志性的模式和参照标本嵌入他们头脑。“对西方的观众来说，神秘的东方终于得以再现，他们想象的落后、愚顽、强健和古老的东方终于有了对应的形象。∽“‘无可怀疑，在第一世界文化霸权的支配下，第三世界要走进国际文化市场确实步履维艰，要被发达国家的消费者接受，就必须创造出第一世界的‘他者’形象，这一形象是发达国家的镜中之象，并不一定在第三世界的本土有现实的对应，它是为了满足西方消费者的想象而‘创作’出的‘第三世界形象’。∽’以中国当代作家海外出版物为例，“2008年以来，在美国出版的英译汉语文学作品一共有29种，其中当代中国内地作家的长短篇小说仅19种，且无一进入大众视野。最近三年在美国出书最多的中国作家是莫言和毕飞宇，各出英译小说两种。亚马逊北美店销售榜2011年1月11日的排名显示，销售排名最靠前的是姜戎的《狼图腾》(硬皮精装本)，排到了第84187位，毕飞宇的《青衣》排在第288502位，《玉米》”排在第325242位，而莫言的《生死疲劳》和《变》，排名均在60万名之外”㈢。而其中排名最靠前的《狼图腾》，编者荐言为：“蒙古狼带他穿过了历史的千年迷雾，径直来到谜团的中心。是狼的狡黠和智慧、狼的军事天才和顽强不屈的性格、草原人对狼的爱和恨、狼的神奇魔力、使姜戎和狼结下了不解之缘。狼是草原民族的兽祖、宗师、战神与楷模；狼的团队精神和家族责任感；狼的智慧、顽强和尊严；狼对蒙古铁骑的训导和草原神态的保护，游牧民族千年来对于狼的至尊崇拜”㈤。这个概括显示了这篇小说的内容主旨，一种对狼和“狼性”的由衷颂扬，一种对自然的原始讴歌，一种突出“原始文明的兽性和‘武功’的一面，凸显它的进攻性”⑨，它们无疑是以《红高粱》为模型的“东方奇观”的延续和拓展，也符合美国近些年倡导①孟繁华：《众神狂欢一一世纪之交的中国文化现象》，第43页，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9年11月版。②孟繁华：《众神狂欢一一世纪之交的中国文化现象》，第43页，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9年1】月版。③《中国当代文学在美国：一少二低三无名》，《中华读书报》，2011年1月12日。④姜戎：《狼图腾》，长江文艺出版社，2004年4月版。⑤丁帆：《狼为图腾，人何以堪一一<狼图腾>的价值观退化》，《当代作家评论》，2011年第3期。33 四川师范人学硕士学位论文的“生态文学"标准，那种对武力的崇尚是不是也契合了它们潜在的侵略性。至于它的“扬狼抑人的反文明和反人类价值观”、“历史倒错的逻辑混乱”④等问题则可以被忽略不提。“‘跨’文化等于进入宗主国的精英文化，他们为了迎合第一世界观众和读者的需要而随意把本土文化削足适履，把第三世界文化变成了商品。”④上面的这组数据和《狼图腾》所展示内容不仅说明了中国当代文学在西方的卑微地位，也表明西方对中国文学在选择性标准之外的拒斥心理。西方以自己物质和精神上的富有来看待中国文化和中华文明的，这种居高临下且富有同情意味的姿态就带有一种不平等色彩，在对中国作家的作品进行选择的过程中，无论是政治标准、探秘或窥视标准、或其他的什么标准，究其本质而言，均非纯粹的文学标准，且都是对中国文化的某种侵略和压迫。是为了推行自己的文化观念和文化理想而进行的一种文化侵略。而中国的一部分作家为了使自己的作品进入“宗主国的精英文化，他们为了迎合第一世界观众和读者的需要而随意把本土文化削足适履，把第三世界文化变成了商品”@，这些“商品式”的作品难免具有一定的片面性、甚至不真实性。王德威、夏志清等海外汉学家的研究，往往是以这些作品为对象，他们站在西方殖民者的价值立场上，以殖民者的标准与理论对事物进行评定。王安忆的部分作品能够引起王德威的极大兴趣，不仅在于它们在某种程度上与以往海派的相似性及其独特艺术价值，更重要的在于这些小说符合西方评论界的“东方奇观”选择标准。如有的研究者所言：王安忆“近年小说的主人公，其个人主体性被极大弱化，其灵魂世界不被呈现，其行为严格遵循日常生活的机械生存准则，在《长恨歌》、《富萍》、《上种红菱下种藕》、《新加坡人》等小说中，‘日常生活的机械生存准则’被提升到存在本体论的地位，并以一种‘东方奇观’的形态出现在读者的视野之中”，“可以说是对‘绝圣弃智’的道家自然传统和‘长幼有别，尊卑有序’的儒家等级传统的回归”，“‘东方平民的生存价值观’——笔者暂且这样概括一一与其说现实的存在并为王安忆所‘反映’的，不如说是王安忆自身对这种‘东方平民’想象的产物”④。王安忆的小说创作，写了城市、写乡村、写了中产阶级、写平民，再加上前期《雯雯系列》集中的儿童世界，的确构成了一个较为完整的“东方生民”世界。长久以来，王安忆将创作的重心放在对日常生活的细节、历史的表面模拟上，她以炉火纯青的语言、卓越的文学才华向读者展示了一幅幅“美妙绝伦的‘生活秀”’⑨“很多时①丁帆：《狼为图腾，人何以堪一一<狼图腾>的价值观退化》，《当代作家评论》，2011年第3期。②张婧媛主编：《后殖民理论与文化批评》，第8页，北京大学出版社，1999年1月版。③张婧媛主编：《后殖民理论与文化批评》，第8页，北京大学出版社，1999年1月版。④李静：《不冒险的旅程一一论王安忆的写作困境》，《当代作家评论》，2003年第1期。⑤贾梦玮主编：《当代文学六国论》，第192页，江苏文艺出版社，2009年4月版。34 第二章海外汉学研究的东方U味jj本十延宕候，对于王安忆小说的阅读成了一种细节和语言的玩味”㈨，大量风格迥异、精美细致的日常景观在使国内读者、研究者沉迷其中的同时，也同样对海外的一些读者和研究者产生很大的吸引力。格奥尔格．伊格尔顿认为：“孤立于更广阔的语境之外而把注意力只集中在历史的‘琐碎’方面，就会有一种危险，即日常生活可能退化成为奇闻轶事和发思古之幽情”。②书斋式的写作使王安忆对社会和人生的写作更多建立在想象的基础之上，无论是《长恨歌》式的怀旧作品和还是表现当下现实的作品都程度不同的存在伊格尔顿所说的“危险”。当下世俗生活的“缺乏真实感，乃是我们时代的许多小说文本最严重的残缺和病象。虽然从形式上看，那些令人失望的作品也许不乏一种外在的巧妙与机智，但是，它们在内容上显示出来的，却是无可救药的虚假与空洞。这和小说家缺乏心灵的广度与深度有关。”@虽然王安忆多次强调：“小说是个人的心灵世界⋯⋯小说的价值是开拓一个人类的神界。∽’但是，因为王安忆在表现世俗生活的过程中形成一种封闭自足的状态，这就使她的创作难以“突破生活的表象进入更加广阔的现实和历史”从而使它们“更有力量、更有价值”。@对于这一点，生活在体制、文明、历史等方面完全迥异的国家的海外汉学家们对此也很有难清楚的认识到。第二节后殖民主义文化语境下的文学批评与研究海外汉学研究者以迥异的文化身份对中国文化、文学进行研究，方法灵活、求新求变，不拘一家之言，是国内研究的有益补充，并作为国内研究的相对面与国内研究形成对话场域，开阔国内研究的思路与视野，刺激国内研究的进一步发展。从这个角度讲，海外汉学对中国文学的推进具有不可忽视的作用。夏志清先生的《中国现代小说史》就是一个有力的证明，张爱玲、沈从文、钱钟书、师陀、废名等作家及作品能够在新时期以后迅速浮出水面，得到国内外读者及研究者的关注，夏志清先生的发现与极力推举功不可没。虽然夏志清先生的《中国现代小说史》受到研究者这样那样的批评，但是他的很多观点至今仍被很多研究者作为参照和引用的对象，20世纪80年代后部分学者重写文学史，也与《中国现代小说史》的启发与影响不无关系。夏志清先生作为曾经“欧美中国现代文学掌门人”吲，与王德威这位在国内外具有一定影响力的海外汉学家以及其他同类汉学家对中国文化文学的发展做出了一定的贡献，正如温儒敏①贾梦玮主编：《当代文学六国论》，第192页，江苏文艺出版社，2009年4月版。②格奥尔格·伊格尔顿：《二十世纪的历史学》，第108页，山东大学出版社，2006年1月版。③李建军：《时代及其文学的敌人》，第32l页，中国工人出版社，2004年8月版。④张新颖、金理：《王安忆研究资料》(上)，第77页，天津人民出版社，2009年7月版。⑤贾梦玮主编：《当代文学六国论》，第194页，江苏文艺出版社，2009年4月版。⑥夏志清：《中国现代小说史》，第xxix页，中文大学出版社，2001年9月版。35 pq川I帅范人学硕十学位论文先生所言：“海外汉学始终是我们重要的学术资源”∞。但是，由于他们远离中国大陆，所以他们缺少对中国当下文化和文学的现场感和亲身体验，他们对中国当下文化及文学的研究更多的带有想象的色彩。他们对当下中国文化和文学的原始材料的占有相对本国研究者来说要更加的薄弱，这导致他们对中国当下的文化和文学的评价部分缺乏客观性和历史性。他们独特的文化身份、文化地位和职业特征也决定了他们是站在西方资本主义文明的基础上对当下中国的文化或文学进行评价，即以资本主义文明的价值观来衡量和评价中国当下的文化和文学。这种居高临下的身份色彩使他们更多以后殖民主义的眼光来打量中国当下文化和文学，因此，他们所扮演的角色便具有西方强势文化对中国文化的侵略性色彩。就本质而言，海外汉学研究者是以自己独特的角色来扮演者中西文化沟通和传播的媒介和对中国文化侵略的马前卒。以上特征在夏志清的《中国现代小说史》中得到充分的表现。书中判断的主观性比比皆是，从而失去了文学史应有的客观公正性如：“张爱玲该是今日中国最优秀最重要的作家”②、“她是上海最走红的作家"@、“《金锁记》长达五十页；据我看来，这是中国从古以来最伟大的中篇小说”删、“我们可以肯定地说，对未来世界的中国读者，这将是民国时代的小说中最受他们喜爱的作品(指《围城》本文临时加的注解)”、“《围城》是中国近代文学中最有趣和最用心经营的小说，可能亦是最伟大的一部”⑨、“她(指孙柔嘉，本文临时加的注解)无疑是现代中国小说中最细致的一个女性形象”。诸多的使用“最”如果是来自一个普通的读者的评价，是情有可原的。但是，对于一个从事专业研究的学者而言，确实失之于应有谨严与客观。缺乏历史性则表现为对作家及作品进行对比评价时，不是将其放在中国文学史中进行纵横比较研究，而是更多的与欧美的作家及作品进行比较。如认为张爱玲的“成就堪与英美现代女文豪如曼殊菲尔、泡特、韦尔蒂、麦克勒斯之流相比，恐怕还要高明一筹"@、“她能和珍奥斯汀一样的涉笔成趣”⑦、“这种写作兴趣的早熟，可以和白朗蒂姐妹相比”㈢、“她的视觉的想象，有时候可以达到济慈那样华丽的程度”⑨、“这种写实的幽默的描写，骨子里却带着一股契科夫的苦味”㈣、“张爱玲朴素的写实的笔法，①温儒敏：《文学研究中的“汉学心态”》，《文艺争鸣．史论》，2007年第7期。②夏志清：《中国现代小说史》，第335页，中文大学出版社，2001年9月版。③夏志清：《中国现代小说史》，第338页，中文大学出版社，2001年9月版。④夏志清：《中国现代小说史》，第343页，中文大学出版社，2001年9月版。⑤夏志清：《中国现代小说史》，第380页，中文大学出版社，2001年9月版。⑥夏志清：《中国现代小说史》，第335页，中文大学出版社，2001年9月版。⑦夏志清：《中国现代小说史》，第338页，中文大学出版社，2001年9月版。⑧夏志清：《中国现代小说史》，第338页，中文大学出版社，2001年9月版。⑨夏志清：《中国现代小说史》，第34l页，中文大学出版社，2001年9月版。⑩夏志清：《中国现代小说史》，第356页，中文大学出版社，2001年9月版。36 第二章海外汉学研究的东方口味与本士延宕足和乔治．艾略特《河上磨房》相比”㈨，这种横向比较虽然彰显了著史者宏阔的学术视野以及力图将中国文学世界化的努力，但客观性和谨严性何在?张爱玲确实是中国现代文学史上的一位了不起的作家，然而，如此过度的拔高一位作家，并把她及她的作品放到英美作家群及其文学史中进行参照研究，完全脱离开中国的文学史，研究者在展示自己渊博的学识时，是不是也可以理解为他或他们对中国文学及其发展史缺乏足够的了解和把握。夏志清先生的《中国现代小说史》曾经因明显的反共立场而受到中国大陆的排斥。“对新文学之父鲁迅语不带尊敬，却不无保留的论证，已可见端倪，夏对那些立场鲜明的拥共作家如郭沫若、蒋光慈、丁玲等殊乏好感，更不提延安时期及以后的毛派追随者如赵树理、周立波、杨朔等人”②。同时，却对张爱玲具有明显意识形态倾向的小说《秧歌》、《赤地之恋》不惜予以长篇分析且称赞有加。在书中夏志清称《秧歌》：“在中国小说史上已经是本不朽之作"⑨，“《秧歌》作为全书的标题，就是要表示：中国文化和中国人的生活，是如何受到共产党的歪曲和贬抑”，“共产党毕竟是件不真实的东西，是一种邪魔鬼怪”㈨。在对《赤地之恋》进行分析后则认为其主题为：“出卖。而这一连串事件是共产党出卖农民、出卖给共产党卖过力气的学生和知识分子、出卖党内占着大多数的忠贞低级干部的最佳写照”@。从这一系列的言论中可以看到研究者的文化身份对研究的对象的评价起了至关重要的决定作用，这种缺乏客观性的研究难免具有一定的偏颇。不可否认张爱玲的这两部小说在一定程度上反映出中国社会动荡时期的真实情况，但是，作为专业的研究者其主要任务是要挖掘作品的艺术价值，而不是借作品抒发自家的政治言论，这必然降低了其研究的学术性价值，更何况写政治小说并不是张爱玲所长，书写这两篇小说是作家为了稻粱谋不得以而为之的“命题之作”，“里边概念化的粗糙的东西实在太多”@，所以，其自身的艺术价值并没有像夏志清先生所分析的那么卓越。夏志清先生一边“反感所谓的‘流行的意识形态’，认为束缚了现代文学的创造力”④，一边又对《秧歌》和《赤地之恋》做出高度的评价，他前后矛盾的表现难道不是意识形态从中作梗?夏志清的《中国现代小说史》代表了一种显在的意识形态作用下的结果。相比较之下，王德威的研究则代表了一种潜在的意识形态作用的结果，即这种①夏志清：《中国现代小说史》，第360页，中文大学出版社，2001年9月版。②夏志清：《中国现代小说史》，第xxv一一xxvi页，中文大学出版社，2001年9月版。③夏志清：《中国现代小说史》，第xxv一一xxvi页，中文大学出版社，2001年9月版。④夏志清：《中国现代小说史》，第364页，中文大学出版社，2001年9月版。⑤夏志清：《中国现代小说史》，第368页，中文大学出版社，2001年9月版。⑥温儒敏：《文学研究中的“汉学心态”》，《文艺争鸣·史论》，2007年第7期。⑦温儒敏：《文学研究中的“汉学心态”》，《文艺争鸣·史论》，2007年第7期。37 vq川师范大学硕1：学位论文研究在表面更多凸显出学术性，新颖权威的研究方法，繁复且充满自信的论说过程，而研究者的文化立场则深深潜藏在其研究评论中不易被觉察。类似这样的海外汉学家的研究占绝大多数。如：“王德威从受人诟病的狭邪、公案、谴责、科幻中读出了文化的现代性，刘禾从翻译的方式看文化的交流与传递，陈建华从词语梳理看历史文化的演变，孟悦通过新中国文学性别叙事读解国家话语对意识形态及无意识领域严丝合缝的统驭”。Ⅲ长久以来，作为第三世界的中国大陆总是处于向西方学习的地位，这其中包括引进和学习西方先进的批评方法及批评理论。海外汉学家的研究成果对中国大陆的文学研究者具有极大的吸引力，很多研究者和学者以模仿海外汉学的研究模式为能事，进而产生大量对海外汉学研究“跟风”的研究现象，这一方面显示了部分国内研究者缺乏专业学者所应具备的判断力和理性批判立场，是对自我缺乏信心的表现。同时，也体现了海外汉学对中国大陆文学研究的一种侵略，那些国内的文学研究者对海外汉学一味的模仿中，有意无意接受了海外汉学研究的批评立场，批评方法及所作出的定论。如王德威在《被压抑的现代性一一晚清小说新论》一书中，王德威以二元对立的思维模式，从现代性的角度把晚晴出现的“狎邪小说"、“侠义公案小说”、“丑怪谴责小说”、“科幻小说”等小说作品与创作于五四期间的左翼小说、启蒙小说展开比较，王德威认为：“比起‘五四’之后日趋窄化的‘感时忧国’，正统，晚晴毋宁揭示了更复杂的可能。②’’在经过一系列的文本分析和原始资料的调查论证之后，进而，王德威提出：中国现代文学史的起源应追溯至晚晴。王德威的这一观点一方面是对学界对五四传统神圣化的解构，另一方面，从文学史发展的角度看，“也丰富了对文学史的理解’’③但是，“借此模糊从晚晴到五四的历史界限，不免也有‘过度阐释’之嫌，”④从这一观点在中国文学研究界引起巨大的反响，及众多国内文学研究者的一哄而上的“跟进”情况，足以说明海外汉学研究在中国所具有的优越性、权威性。同样，“王安忆现象”很大程度上也是海外汉学研究在国内特有的影响力下形成的。在以张爱玲为首的海派背景下，王德威对《长恨歌》进行了细致的解读，在肯定这篇小说特有的艺术价值的同时，王德威认为：“《长恨歌》填补了《传奇、《半生缘》以后数十年海派小说的空白。"⑨王德威的这①李恰：《何处的汉学?怎样的慌张一一讨论西方汉学的基本角度与立场》，《江西社会科学》，2008年5月25日。②参见王德威：《被压抑的现代性一一晚清小说新论》的导论《没有晚晴，何来“五四”?》，北京大学出版社，2005年5月版。③温儒敏：《文学研究中的“汉学心态”》，《文艺争鸣·史论》，2007年第7期。④温儒敏：《文学研究中的“汉学心态”》，《文艺争鸣·史论》，2007年第7期。⑤王德威：《落地的麦子不死一一张爱玲与“张派”传人》，第194页，山东画报出版社，2004年5月版。38 第二章海外汉学研究的东方口味与本七延宕一判断并不是全无道理，从文章的论述中可以看出，王德威对曾经的海派、对张爱玲及其作品、对《长恨歌》颇有研究。但是，仅就一部作品就把王安忆纳入“海派"或“张派’’传人，显然有失客观，再者，王德威显然并没有看到这篇作品产生社会现实背景。但是，王德威的这一观点在中国文学研究界仍然产生了很大的影响，认同并在此基础上予以演绎的研究者不乏其人。这些海外汉学研究者，无论是华裔学者，还是外国学者，他们都无一例外的在欧美学术背景下做研究。即“东方学者只是某一门具体知识的专家，而对这门知识做出裁决的则是整个欧洲"㈨。包括华裔学者在内的海外汉学家的研究“主要是面向西方读者的，这是他们共同的特点”④。所以，“从某种程度上说，当代博学的东方学者，他们研究的东方并不是真正的东方本身，而是欧洲人心目中的东方"㈢。包括海外汉学家在内的东方学者其研究的目的在于“总是趋于对另一种文化加以改头换面，而不是实事求是地接受该种文化，是为了接受者的利益而接受其改动后的内容”㈤。这就意味着：“有关东方的经验主义的资料或有关东方某一部分的资料都无关重要。在这里，至关重要的和起决定作用的是我前面提到过的东方主义学者的幻觉”⑨，究其本质而言，正如赛义德所说的那样：“一切都是政治性的”@。由此，进入海外汉学家研究视野的中国大陆文学作品本身的文学性、文学价值在海外汉学家的研究中被加以利己性的转换。综上，无论是显在的还是潜在的以意识形态为主要参照标准的海外汉学家对于中国文学的研究，显然有别于建立在纯文学基础上的文学研究。然而“文学之所以是文学而不是历史、哲学、就在于它的文学性”，“文学研究最终还要归结到文学性的研究，任何脱离文学性的文学研究从根本上都属于非本体的文学研究，都是舍重取轻、主次颠倒、本末倒置”④。同时，不要忘了，中国现当代文学的发生是始终伴随着中华民族的现代化过程而进行的，它是中华民族在“别求新声于异邦”的过程中逐渐将中国纳入到世界文化体系和潮流中，并求得中华民族精神现代化的过程。而文学作为该过程中的一个部分，不但应该成为这架战车一部分，而且必须成为其中的一部分。因此，我们在看到海外汉学研究的优点的同时，也应始终保持清醒，结合中国文学发展的实际情况，用客观的、公正的、批判性的眼光来看待海外汉学的研究。①②③④⑤⑥⑦张婧媛主编：《后殖民理论与文化批评》，第37页，北京大学出版社，i999年1月版。温儒敏：《文学研究中的“汉学心态”》，《文艺争鸣·史论》，2007年第7期。张婧媛主编：《后殖民理论与文化批评》，第34页，北京大学出版社，1999年1月版。张婧媛主编：《后殖民理论与文化批评》，第41页，北京大学出版社，1999年1月版。张婧嫒主编：《后殖民理论与文化批评》，第43页，北京大学出版社，1999年1月版。罗钢，刘象愚主编：《后殖民主义文化理论》，第9页，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9年4月版。高玉：《论学院派批评的问题表现及其原因》，《学术界》，2006年第l期。39 ¨q』Il师范人学硕士学位论文第三节海外汉学研究与作家价值追寻的错位一一以王德威为例诸如夏志清、王德威这样的海外汉学家的研究，因为其第一世界文化背景的支撑，致使国内的很多作家和评论家把他们的研究评论视为权威，能够得到这些海外汉学家的赞赏更是求之不得的荣幸。同时，王德威作为西方文学研究者，对市场经济的运作规律的把握比一般研究者要更胜一筹，他之所以把王安忆的作品作为批评对象，显然也是在追逐一种市场的“马太效应”。然而，王德威显然没有料想到在他高度赞扬与推荐中声名大振的作家王安忆会对他之前的评价做出反驳，致使王德威对自己之前的评论不得不进行修正。正是搬起石头砸自己的脚，这次的赞扬与推举俨然成了一次尴尬的捧场。在使作家与研究者地位与关系的变化、转换的多重因素中如：王安忆实力和声望的提高、国内部分研究者对王安忆的力挺、海外汉学研究自身的缺陷等是王德威面对王安忆的反驳做出退让的非常重要的因素。本节主要从海外汉学家王德威作为研究者与时下部分研究者所具有的共性，及王德威对王安忆“海派传人”及有关“海派”论述的具体偏颇性研究入手，进一步探讨导致“王安忆现象”的原因。王德威在《落地的麦子不死一一张爱玲与“张派”传人》一书中，从女性主义、现代性的角度对张爱玲的作品予以分析。书中没有夏志清《中国现代小说史》那样立场鲜明的激烈言辞，并且对张爱玲及其作品的分析显示出一派深刻老道的风格。但是，细细读来，可以看出王德威的分析评论仍然是站在“五四”“革命与启蒙文学”、“左翼文学”的对立面展开，以张爱玲小说的深刻、丰富、多样对比“启蒙文学”、“革命文学”、“左翼文学”的虚假、肤浅、单调，在对比下张爱玲以不世之才从整个中国现代文学中凸显出来，“成为清末以来海派小说之大成者”①。以张爱玲为“张派”祖师奶奶，王德威把受张爱玲影响的港台及大陆作家排辈列分，王安忆作为大陆作家位于其列，而且被认为是“能突破限制”②，“另谱张派新腔”固的“首选”④。至此，很多研究者在对王安忆的作品进行研究时，都会有意无意的把王安忆同“海派"或“张派”联系起来，这显然是受制于王德威所做的定论，海外汉学研究对中国大陆研究评论界的影响由此可见一斑。以“祖师奶奶”张爱玲的作品为标准，她的晚辈作家的作品首先必须体现出对主流意识形态相背离的特征，才能被王德威选入研究对象，至于作品的文学性则位居其次，这是海外汉学家研究中国作家作品的共同立场，王德威也不能例外。王安忆的小说具有同主流宏大政治叙事相对立的一面，犹如陈思和学者所言“《长恨歌》写了家庭和社会的脱离。事实上，除了官方的、①王德威：《落地的麦子不死——张爱玲与“张派”传人》，第38页，山东画报出版社2004年5月版。②王德威：《落地的麦子不死一一张爱玲与“张派”传人》，第47页，山东匮报出版社2004年5月版。③王德威：《落地的麦子不死一一张爱玲与“张派”传人》，第47页，山东画报出版社2004年5月版。④王德威：《落地的麦子不死一一张爱玲与“张派”传人》，第47页，山东画报出版社2004年5月版。40 第二章海外汉学研究的东方口味与本土延宕显在的一个价值系统，民间还有一个相对独立的价值系统”④。在王德威看来“王安忆是80年代以来，大陆最重要的小说家之一，⋯⋯这些作品白描文革以后大陆生活的面貌，⋯⋯但比起许多一名惊人的作者，王安忆的成绩并不能使人眼界一开；尤其对照彼时台港作家的水准，她的作品至多列入中上格⋯⋯而随后的《纪实与虚构》、《长恨歌》等，更证明她驾驭长篇说部、想象家国历史的能力。”②表面上看来王德威在书中对王安忆的大部分作品有所提及，但是，由他重点剖析推举《长恨歌》与《纪实与虚构》的过程中可看出，王德威关注的兴奋点主要集中在这两部小说所呈现的“文革”后中国当代大陆的生活面貌这一问题上。说到底，王德威的研究仍属于“在美国，与其全球性的政治军事战略相适应，传统汉学的文献研究开始弱化，对当代中国社会文化与政治形态的分析研究成为主流”㈢系列。王德威评价王安忆的主要标准是建立在对台港文学作品的对比中的。众所周知，1949年后，整个中国被分割成几个不同的行政区域，而每个区域的政治意识形态的差异致使其文学和文化也具有程度不同的政治意识形态色彩，以意识形态或道德为参照标准来判断某篇文学作品的优劣好坏，显然有失批评的学理性，它在捧起一部分作家及作品的同时，会造成对另一部分作家及作品的压抑。离开具体的语言环境和生成该种文学时代背景来仅仅就文学作品本身进行评判，这个无益会形成“一叶障目不见泰山”的效果，论证再怎么缜密也给人一种隔岸观火、隔靴搔痒之感，究其原因，是属于缺乏“对当代中国生存复杂形态的基本感受”㈤下，对“现实中国”@所做的“仅仅是一个模糊混沌的想象”@。基于此所做的研究难免会具有一定的主观性。由于以上种种原因，使王德威在面对王安忆的反驳与质疑时，不得不对自己先前的观点做出修改，即“王安忆其实风格独具，与张爱玲原谈不上深厚渊源”④，与之前把王安忆定位为“张派”或“海派”传人相比，其间的矛盾性显而易见，由此也显示了作为一位研究者的不够严谨。关于作家之间的承袭本来就是一个敏感话题，如果被纳入海派系列的其他作家也反对王德威对他们所做的定位，王德威所面临的处境将更为尴尬。①祝晓风：《王安忆打捞大上海<长恨歌>直逼张爱玲》，《中华读书报》，1995年11月30日。②王德威：《海派作家，又见传人一一王安忆论》，《读书》，1996年第6期。③李怡：《何处的汉学?怎样的慌张一一讨论西方汉学的基本角度与立场》，《江西社会科学》，2008年5月。④李怡：《何处的汉学?怎样的慌张一一讨论西方汉学的基本角度与立场》，《江西社会科学》，2008年5月。⑤李怡：《何处的汉学?怎样的慌张一一讨论西方汉学的基本角度与立场》，《江西社会科学》，2008年5月。⑥李怡：《何处的汉学?怎样的慌张一一讨论西方汉学的基本角度与立场》，《江西社会科学》，2008年5月。⑦王德威：《落地的麦子不死一一张爱玲与“张派”传人》，第30页，山东画报出版社2004年5月版。41 叫川师范人学硕i：学位论文随着全球化的开展，中西交流的加强，“在现代性的激进追求中，一种不做宣告的‘西方中心论’在学界大行其道”w。海外汉学研究随之也在中国也越来越有市场。不少国内研究者对海外汉学一味崇拜，“甚至要将其当作本土上的学术标准或者摹本”㈤。这就是不少具有反省和理性判断的研究者所意识的本土部分研究者的“汉学心态”(“‘所谓汉学心态’，不一定说它就是崇洋媚外，但起码没有过滤与选择，是一种盲目的逐新”)。@而部分汉学家在清楚地了解中国文学研究界出现的这种心态之后，并及时对这种心态加以利用。他们利用“西方学者”的身份优势，及部分研究者和作家的崇拜心理对中国的文学研究界及创作界进行颐指气使地指点评价，俨然一派指点江山、激扬文字的势态。比如德国汉学家顾彬认为：“‘中国当代文学不是好的文学’，而相较之下‘诗歌要好于小说’’’㈨，因为“他想象中国的诗人们可能与中国的‘现实’，之间可能有更多的不和谐，比如对北岛诗歌的推崇(事实上北岛诗歌为当代中国诗歌所提供的思想与美学财富非常有限，论诗艺也并非最突出者)”⑨。部分海外汉学家利用独特的身份与影响力和中国的一些研究者联合起来追寻市场利益。如，合伙出书、为一些作家的作品写序、对作家进行盲目吹捧，尤其是对那些在文学潮流凸现出来、受媒体和市场关注的作家及作品的随意吹捧，加上他们的崇拜者的追随与附和，从而引起文学市场的轰动和混乱。因此，从这个方面看，这些海外汉学家实际上就是中国文学市场“马太效应”的制造者与参与者，而“王安忆现象”则是众多“马太效应”的具体表现之一。据维基百科，王德威从1998年9月的《想象中国的方法：历史·小说·叙事》至2011年8月《现代抒情传统四论》期间前后13年的时间共出版专著16部译著1部。笔者从当今最大的网购书店卓越网检索到，王德威从2010年1月至2013年1月，出书10部之多，其中2013年1月2部，2012年1部，2011年4部，2010年3部，其中有7部为其与陈思和、陈平原、许子东、李欧梵、季进、王尧、钟怡雯、黄万华等人的合著@。一个作家一年以3部专著速度来出书，这的确从某个方面说明了王德威其人的旺盛的创造力。然而，从市场利①孟繁华：《众神狂欢一一世纪之交的中国文化现象》，第6页，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9年11月版。②温儒敏：《文学研究中的“汉学心态”》，《文艺争鸣．史论》，2007年第7期。③温儒敏：《谈谈困扰现代文学研究的几个问题》，《文艺争鸣》，2007年第7期④张清华：《中国作家的身份困境与中国文学的价值迷局一一在曰内瓦大学的演讲》，《中国当代作家海外演讲》，第335页，北京大学出版社，2012年10月版。⑤张清华：《中国作家的身份困境与中国文学的价值迷局一一在口内瓦大学的演讲》，《中国当代作家海外演讲》，第335页，北京大学出版社，2012年】0月版。⑥引自：http：／／www．amazon．cn／s／ref=-srPgl?rh=n％3A658390051％2Ck％3Ao，。，o，。。。o％8B％E5％BE％B7％E5％A8％81％2Cn％3A％2l65839105lo，o‘u-o％3A658394051&bbn=658391051&keywords=％E7％8E％8B％E5％BE％B7％E5％A8％8l&ie=UTF8&qid=135977422542 第二章海外汉学研究的东方口味与本土延宕益的角度对此进行反思，也许会找到更满意的答案。在北京时间2012年1O月l1日晚7：00，莫言获得诺贝尔文学奖后，不论是国内还是国外的评论家均对其给予高度评价的时候，许多评论家在悄悄的以自己独有的方式在此过程中试图分得一杯羹。相当一部分事后诸葛亮式的评论家开始频频露面，说莫言的作品有如何的伟大等等，王德威也不能免俗。2013年1月1日，上海书店出版社出版了王德威的专著《说莫言》，这种应急之作是以一个评论家思想沉潜和呕心沥血为前提的吗?我们不禁要问，王德威究竟怎么了呢?这岂非是“借你的高枝来炫耀自己”?一个负责的批评家应该秉持的标准究竟是什么?北京师范大学张清华教授对于莫言在《丰乳肥臀》之后的评论中有一段话或许正符合王德威式的评论家。作为文学批评者，替作家的作品写序，推荐优秀的文学作品，本是无可非议。但是，对作家及作品进行个人主观性的拔高夸大，借此引起读者和批评界的关注，类似这样的举动背后的真正目的便值得怀疑了。如，王德威在为李锐的小说《张马丁的第八天》荐者序中就认为：“李锐是当代中国文学界最受尊重的作家之一”④，“李锐写出了当代小说中最为惊心动魄的一幕”㈤。替王安忆台湾版的《长恨歌》写序，认为王安忆是“《张爱玲后又一人》”@。第一个序对作家作品的定位是很受作家欢迎的，它更利于作品的市场传播，荐举者肯定会因此而获来自作家方面的回报。第二个序显然在为作家和批评家带来利益之后，随着作家实力的强大，并对这样的排辈分进行强烈的抗议中使评论家陷入尴尬处境。此外，诸如前述，《狼图腾》能够在国内外引起轰动，除了“中国和欧洲出版商的策划和鼓噪”④作用外，难道与国内外的部分批评家的刻意吹捧没有关联吗?凡此所为，说到底，都是名利惹的祸。海外汉学不但对中国现当代作家和作品研究有诸多偏颇，同时，他们这种文学研究方式和方法也给中国当代文学批评界造成严重的影响。“现今有些新近的华裔汉学家以及他们的模仿者，在研究1950年代的文学时，用的还是类似夏先生研究的当年的方法，他们总是非常超然的认定当时的文学就是‘政党政治’的宣传，以及‘意识形态’的控制，还有所谓‘体制内’和‘体制外’的解释等等，而对于特定时期普通读者的实际状况和审美追求，他们是视而不见的，⋯⋯这起码是一种历史的隔膜”。⑨由于学术背景的差异，汉学家这样写也许可以理解，“而那些盲目‘跟进’的追随者，彷佛也是在另外一片土地上做超①李锐：《张马丁的第八天》，第2页，江苏文艺}{{版社，2012年1月版。②李锐：《张马丁的第八天》，第2页，江苏文艺出版社，2012年1月版。③王安忆：《张爱玲之与我》，《书城》，2010年第2期。④丁帆：《狼为图腾，人何以堪一一<狼图腾>的价值观退化》，《当代作家评论》，2011年第3期。⑤温儒敏：《谈谈困扰现代文学研究的几个问题》，《文艺争鸣》，2007年第7期。43 删川师范火学硕士学位论文然的汉学文章，只能说是隔岸观火，隔靴搔痒了。”这种研究中国现当代文学的方法不但让新近的海外汉学研究者盲目跟风，同时也从某种程度上促使中国大陆的文学批评呈现一种畸形状态。综上，海外汉学的优点不可否认，大量坚实而富于创新精神的著作也值得我们借鉴和参考。但是，海外汉学也有自身的缺陷，他们的学术背景、治学路数、治学动力都与他们置身其中的西方世界息息相关，“其概念运用、思维模式、问题意识，也大都源于西方特定的学术谱系，”W加之，一部分海外汉学研究者的研究是给予商业利益目的而作，其中的学术含量就更有待重估。因此，对海外汉学研究的借鉴与参考需要建立在甄别的基础之上，一味模仿是不可取的。在治学环境日益恶化的今天，重视本民族前辈学者经过长期实践积累的宝贵治学经验，保持平和的心态，与商业利益保持一定的距离，坚持学术研究所应有的独立性、批判性，注重学术研究的人文关怀、审美价值、精神追求，“抵制不良学风，改善学术生态’’㈢对每位有责任心的学者而言是尤其必要的。①温儒敏：《谈谈困扰现代文学研究的几个问题》，《文学评论》，2007年第2期。②温儒敏：《谈谈困扰现代文学研究的几个问题》，《文学评论》，2007年第2期。44 第三章困内批评“羊群效虑”下的价值立场jjl找第三章国内批评“羊群效应"下的价值立场寻找所谓批评的“羊群效应”：一方面指批评者对文坛“热点事件”、“热点人物”一轰而上进行批评的现象；另一方面指对一些有影响的研究者的研究观点表现出不加判断的认同，并在认同的基础上予以群体繁衍的批评形象。“九十年代以来，在文学边缘化的总体情景中，文学传播形成一种马太效应，一个作家一旦成为文坛新宠，众多的文学期刊和出版社都加入到追捧的行列，通过制造热点来重新积聚文学注意力，抗拒边缘化，而一个作家的创作一旦遭遇瓶颈或转入沉寂，这些传播机构也迅速将其弃若敝屣”Ⅷ。在商品经济大潮的冲击下，文学批评界在分化中呈现一片乱象。文学期刊、出版社、文学网站、电视节目访谈等成了众多作家、文学研究者和批评家角逐的战场。作家和批评家们热衷于热点和卖点的制造以此来获得市场利益。曾经的“海派作家”因拜金、媚俗而受文坛鄙夷。而改革开放以来的众多作家接过这一接力棒，在文坛上大搞拜金主义和媚俗主义。这种情况同样出现在研究者、批评家行列，文学批评离开了书斋，离开了沉思，离开了人文价值而直接面向市场，面向经济利益来制造各种具有虚假和欺骗性质肥皂泡，各种时评、酷评和媚评应运而生。在这个读图时代，为了吸引眼球，批评中“大词”的使用层出不穷，动辄以中国最著名、甚或世界最著名、或中国最有可能获得“诺贝尔文学奖”的作家、旷世之作等作定语。更有批评家和研究者直接参与市场流通与商家沆瀣一气，误导读者，动辄以著名教授、著名评论家和著名媒体人的身份赶场式的出入于各种的活动和场合。为了制造热点、吸引受众的眼球，作家之间、研究者之间、作家与研究者之间搭伙抱团已不再是什么新鲜之事，加之现代传媒的精心策划与着力打造，一个个文坛健将随之脱颖而出，从而形成了文坛彼此起伏、杂乱纷呈的“造星”“聚焦”活动。这种具有炒股意味的文学炒作活动就与部分批评家、研究者及现代传媒的推波助澜密不可分，“王安忆现象”也与媒体、评论的炒作不无关系。本章将从国内文学批评的乱象、现代传媒的着力打造探寻王安忆现象的成因。第一节中国当代文学批评的分化及乱象“文学批评的效用就在于广泛参与文学活动，适时地引导读者阅读，用自①丁帆主编：《多元视野中的中国现当代文学研究》，第203页，南京大学出版社2011年1月版。45 四川I师范大学硕{：学位论文己手中的笔解剖作家与作品的内核，不顾世俗利害、维文本说话”W来为广大读者选出最佳文本。但是，市场经济以来，文学批评在逐渐沦为消费品的过程中，在现实功利的诱惑下与其所应具有的效用愈来愈远，批评的“无语”、“无力”“无神"②现象严重影响了批评的可信性和有效性。新时期以来的王安忆的小说创作在当代文坛的确产生过巨大影响，其价值也是有目共睹的，因此就王安忆文学创作的成就对其进行准确的定位，发掘其作品应有的文学价值就成了批评家和文学研究者的重要任务。但这并不意味着就可以对其人其作进行过度的拔高、“神化”。从王安忆蜚声文坛，部分评论家和研究者就开始对王安忆及其作品进行了跟踪式的研究。这些研究中确实有一部分对王安忆作品的艺术独特性及存在的问题做出了客观的评价。但还有很大一部分出自学者、专家笔下的批评在肯定王安忆作品的过程中，对其做出夸大、不切实际批评。这既是对读者的误导，也是对作品及批评的不负责任。王安忆在当代文坛的影响与这些专家、学者的鼎力相助不无关系。正如陈晓明所言“王安忆在诸多的女作家中无疑出类拔萃，她在各式各样的潮流中都能游刃有余，与其说得之于她的机敏，不如说得力于她的沉着。任何变化她都能洞察其中奥妙而有惊人之举。当然在某种意义上，也要归结于批评家的好事本性”⑨。批评的推波助澜在某种程度上强化了了王安忆在文坛的影响力。“知识分子是中国最后的精神和道德堡垒”@，在当代中国频繁的政治运动中，知识分子虽然身受种种磨难，但是，大众对知识者和启蒙者地位的尊崇，以及启蒙者与时代之间的紧张关系所形成的张力使这个群体始终抱有精神上的优越感，即便饱受磨难，却在内心自有一种英雄主义的悲壮情怀。但是，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入发展，进入90年之后，商品经济大潮以破竹之势覆盖社会的每个角落，“主流话语和文学创作联袂建立的社会中心价值迅速崩解”。⑨大众不再对知识心怀崇敬，他们更多的将目光移向自身，去追寻个人既得利益，需求感官刺激。在金钱制胜的年代里，拥有金钱的多少很大程度上决定了个人价值和社会地位。饱读诗书，却固守贫穷的学者即使一个普通人都可以对其表现出不屑。知识分子在社会上处于史无前例的尴尬地位，心理和生存的压力是他们首先面对的威胁。尤其是从事人文学科的知识分子更是感到无所适从，转行从事他业的不计其数。八十年的批评家朱大可把这种情形形象的比喻为“从绞架到秋千”。知识分子已不再是整个时代信念的传播者和代言人。启蒙者失去了与①杜雪琴：《增强当代文学批评力量》，《文艺报》，2012年2月20日。②杜雪琴：《增强当代文学批评力量》，《文艺报》，2012年2月20日。③陈晓明：《中国当代文学主潮》，第404页，北京大学出版社，2009年4月版。④孟繁华：《众神狂欢世纪之交的中国文化现象》，第149页，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9年11月版。⑤孟繁华：《众神狂欢世纪之交的中国文化现象》，第l50页，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9年11月版。46 第三章困内批评“羊群效应”下的价值吃场寻找时代的紧张关系后变得无所适从，于是他们出现了分化，一部分作家像张承志这样依然坚守自身的信念以流浪的方式追寻自己的文学梦想，一部分像北岛那样流亡海外，而更多的像柏华那样下海，搞起了畅销书，像欧阳江河一样奔波于诸多国家，依靠自己的影响力成为隐性利益的攫取者。顺应这种新的时代变化，文学批评也出现了极大的分化，坚守人文情怀的批评者和研究者一部分躲进书斋，成为两耳不闻窗外事的书斋式批评者，一部分进入大学高校成为90年代以来最富有实绩的学院派研究批评者。还有一部分虽然也跻身于各个文学批评行列，却将批评作为赚取名利的工具，一味的讨好作家，迎合大众和媒体的需要，批评应有的批判精神、人文关怀早被抛到九霄云外。随着民间力量的壮大，网络和媒体的发达，媒体批评或媒介批评开始越来越多的进入到人们的视野并扮演者越来越重要的角色，它们通过互联网和电视等大众媒介左右着公众的视野。成为最富有感染力的批评途径。随着作家学者化的发展，作家通过散文和学术性不强的方式也介入了批评领域即兴式批评或点评随处可见。学者高玉曾经这样界定“学院批评”，即“主要是指大学学者的批评，与‘大众媒体批评’和‘作家批评’相对，其最重要的品格就是人文精神，强调学术化，文学本位性，属于历史批评和审美批评”，“他的读者多是学者，还有作家，以及有很高文学素养和理论素养的文学爱好者”。④然而，自从文学批评发生分化后，与界定的概念一致的真正的文学批评似乎越来越少，而更多是“表扬家”的批评”和“审美批评”。所谓的“表扬家"批评，指“见人就夸，从一线主流作家(显示批评本领)，夸到打工诗人(表示底层关怀)，乃至文学官员(向权力抛媚眼)。他们破坏了文学批评的生态，使得很多作家不习惯听取不同的批评意见甚至对真正的客观批评有排斥心理”④。这类批评以赞美为主，对作品的创新性、艺术性和人文性不做严格的要求。一篇表现平平的作品，在“专家”的巧妙分析下可与经典媲美。而所谓的“审美性批评”，即“用后现代主义、后殖民主义、新左翼等时髦理论的遮羞布，对大量假冒伪略产品进行装修，⋯⋯然后发表在核心期刊”㈢。一篇普通作品经过这样的分析之后，其品位格调就会出现一百八十度的提升。当然，这样的批评之作不是什么人都可随意得到的，伯乐与千里马之间的关系不在是简单的寻找与被寻找的关系，与之相连的是师生之情、朋友之情、金钱名利的转换以及对千里马再造作用。以不同时期一些研究者对王安忆的批评为例，下列是一篇关于王安忆早期作品的批评：“王安忆在小说中提出的最高①高玉：《论学院派批评的问题表现及其原因》，《学术界》，2006年第1期。②张柠：《文学批评应当介入当代现实》，《中国社会科学院院报》2007年10月26日。③张柠：《文学批评应当介入当代现实》，《中国社会科学院院报》2007年10月26日。47 pq川I师范大学硕士学位论文问题一～不仅是生存方面的，同时也是小说写作方面的最高问题一一或者说，王安忆作为小说家‘本性”’，“就是领会着关注着人物对其生存欠缺面的领会和关注”W，以这个“本性”为核心的批评，几乎囊括了之前王安忆的绝大部分作品，如《小鲍庄》、《一个少女的烦恼》、《我的来历》、《雨，沙沙沙》、《庸常之辈》、《海上繁华梦》、《妙妙》、《三恋》、《岗上的世纪》、《米妮》、《流逝》、《窗外搭起脚手架》、《六九届初中生》、《黄河故道人》、《流水三十章》、《归去来兮》、《B角》等、这些作品中部分篇目属于习作，人物形象的模式化，人物心理表现的不够充分、故事情节的简单等问题在文中时有出现。就作家而言，因为是习作，出现这样那样的不足，是可以理解的。但是，在这片八干字左右的评论文章中，对此类问题评者几乎未曾提及。这些作品被一一提及并对故事内容作简要介绍，与其说该文是研究文章不如把它看作王安忆小说作品的推荐广告。且作者在文章结尾还言辞恳切地表述到：“笔者也愿意以此方式统观王安忆晚近创作乃至她的全部作品，并希望有机会专就其近来几部作品作一专门阐述。’’②90年代以来，有论者认为王安忆《叔叔的故事》以“表现的深切与格式的特别，所以就将存在下去，而且终将走进未来的文学史”㈢；“开启一种更贴近理想与心灵的创造性的小说方式，而在90年代初人文精神普遍低迷的境况中，我更愿意把她这种自觉地艺术追求看成是以真正的先锋姿态扯起的一面个人精神向度的旗帜；由于《叔叔的故事》的出现，在逼近世纪末的中国文学中便多了一种直接且罕见的精神力量，它在此后十年的众声喧哗中也是十分难得的精彩乐章”㈤；甚至认为：“王安忆凭借女性的深邃，对这一叙事模式的解构超出了鲁迅”⑨。陈思和对王安忆90年代初的作品进行分析后，认为这些作品显示了作家对“以精神力量去粉碎、改造日渐平庸的客体世界，并将它吸收为精神之塔的原材料”@；汪政、晓华以“寻找”和“发现”为主旨，认为王安忆创作于90年代后期的短篇“更自由、更超脱，它们以出人意料的多样性表达了作者质朴而温婉、平和而深邃的人间情怀”，并在梳理了王安忆从“雯雯系列”到2000年之前的所有作品后认为：王安忆“总是不断超越，不断否定，而且超越与否定又不是在同一个纵向轴上”，“王安忆制造了新时期小说写作的矛盾现象，她确实处于边缘，但她又时时成为焦点”④。进入2l世纪，王晓明针对王安忆①郜元宝：《作为小说家的“本性”一一重读王安忆的小说》，《上海文学》，1991年12期。②郜元宝：《作为小说家的“本性”一一重读王安忆的小说》，《上海文学》，199】年12期。③张新颖，金理：《王安忆研究资料》(下)，第466页，天津人民出版社，2009年7月版。④张新颖，金理：《王安忆研究资料》(下)，第543页，天津人民出版社，2009年7月版。⑤张新颖，金理：《王安忆研究资料》(下)，第460页，天津人民出版社，2009年7月版。⑥张新颖，金理：《王安忆研究资料》(下)，第503页，天津人民出版社，2009年7月版。⑦张新颖，金理：《王安忆研究资料》(下)，第576页，天津人民出版社，2009年7月版。48 第三章国内批评“羊群效臆”下的价值市场寻找分别创作于2000年、2001年的两部小说《富萍》和《上种红菱下种藕》进行分析，认为：“她的创作的这种新的面貌，犹如荒凉土地上一簇醒目的新绿，使人不由得要欣然认定，在近日的中国，不是没有这样的作家，能突破‘现代化’和新意识形态的重重障碍和诱惑，创作出真正多样的情感体验和一处境界；也不是没有这样的作家，能逾越狭隘的意识形态政治，是写作焕发出广泛的社会政治意义，在更深刻的层面上挑战愚昧和黑暗”㈦，“至少在整个当代文学的范围内，王安忆近来的小说创作的转变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事情”②。这些批评显然有别于纯粹“表扬”式的批评。围绕王安忆具体作品及创作流变展开的批评显然程度不同的反应出王安忆作品的艺术特征、具体转变。从中可看出批评者训练有素的专业批评水准。无论是批评使用的方法、或经过分析论证得出的一些观点显然是值得参考和借鉴的。他们对王安忆创作的重视和肯定再次证明了王安忆对当代文学所做的贡献。但是，仔细阅读这些批评便会发现，它们把批评的重心更多放在对王安忆及其作品成就的研究与表现上，而对王安忆创作过程中出现的问题及作品的不足的地方提到的很少，从而，在整体上给读者的印象是，王安忆的作品都是很出色的。所以，从批评达到的效果看，这些批评与“表扬家”的批评殊途同归。这无疑在某种程度上误导读者的同时潜在的扩大了王安忆的影响力。正如孟繁华所说的那样：“文学批评太甜蜜了，似乎没有溢美和阿谀便不是文学批评’’⑧。大量不无赞赏的批评及来自批评者的支持使王安忆在文坛的影响力越来越大，也使王安忆对自己的创作具有绝对信心，以至不愿被纳入任何一个流派。由此观之，她在“王安忆现象”中拒绝被纳入“海派”或“张派”传人也是必然的。五花八门的文学批评使学界呈现一片乱象，这样的现状与经济、政治、时代和教育体制的变化不无关系。但是，从社会发展的角度看，一切成就的取得都不可避免的在各个领域产生各种各样的负面效应，社会不可能因此就停止不前，一味的抱怨显然也无济于事，关键在于如何应对?对学界而言，“现今学界最头疼的是价值标准的崩坏混乱，对人文学科真是伤筋动骨。"④由温儒敏先生的这句话看，要改善这种恶劣的治学环境需要一个长期的过程，每一位身在其中的学问中人都应从自身做起，“珍惜”那‘治学’的过程⋯⋯培养起一种学术的尊严感，一种认真、求实和追求真理的心志与涵养，让生命充实，人生的境界提升”⑤。①张新颖、金理：《王安忆研究资料》(下)，第636页，天津人民出版社，2009年7月版。②张新颖、金理：《王安忆研究资料》(下)，第637页，天津人民出版社，2009年7月版。③孟繁华：《众神狂欢——世纪之交的中国文化现象》，第149页，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9年11月版。④温儒敏：《谈谈困扰现代文学研究的几个问题》，《文学评论》，2007年第2期。⑤温儒敏：《谈谈困扰现代文学研究的几个问题》，《文学评论》，2007年第2期。49 四川师范人学颂士学位论文第二节现代传媒、作家、文学批评者间的“良性’’互动“‘媒体批评’实际上是建立在学院批评的基础上，是对学院批评的‘媒体性’改造和加工，它任何时候都必须依附于学院批评，没有深厚的学院批评，传媒批评都是难以生存的。传媒批评主要是介绍作家、作品和文学现象，而介绍的内容很多都是来自于学院批评的结论，它的主要功能是‘传播’而‘批评’则是及次要的功能”①。“媒体批评”主要通过网络、电视、期刊、杂志、报纸等宣传工具实现它的传播目的。因为大众是“媒体批评”的主要消费者，为了满足大众的娱乐要求，且具有一定的教化功能，所以，“媒体批评”必须生动活波、浅显易懂、具有足够的趣味性和吸引力。最终目的，就是要提升发行量、收视率、点击率。名人效应、明星效应则是媒体批评屡试不爽的伎俩。“王安忆现象”中，王安忆与张爱玲之间承袭或非承袭的矛盾、对王德威及其他相关言论的回应，既满足了王安忆提高声望的需要，也与“媒体批评”为吸引大众而精心策划宣传有关。现代传媒利用学院中的“学理资源”“专家资源”达到“传媒系统与专家系统的‘嫁接”’②，有效的改变自身的庸俗性，增加知识性的同时提高了批评的品位。近年来，学者与媒体合作已是常见现象。“我们常常可以看到一些从事文学研究的教授、学者们的身影活跃于报纸的读书版面、文化新闻、电视相关栏目和网络论坛上；他们的名片被各路大大小小的文学记者、编辑、出版商小心收藏，他们随时会被邀请到作品研讨会上，被约请撰写评论，参与媒介选题策划、书刊宣传，接受记者采访；他们在这些活动中传播批评理念，提供关于当下文学的价值判断，引导读者对文学的消费，从而成为沟通大众传媒与“小众”学术之间的桥梁"㈢。比如：易中天品三国，于丹讲论语，刘心武揭秘红楼梦，阎崇年讲清宫秘史等等。当然，在电视台栏目进行的讲座和在大学学堂进行的正规教学显然是有很大区别。这些栏目更多立足于解密和揭秘的角度，刻意迎合大众对于隐私和隐秘的窥伺和窥探，通过这种方式，他们最大限度的宣传了自己所谓渊博学术知识的同时也提高了自己的地位，成为名符其实的“学术明星”，此后，他们借助这股东风，“捕风捉影”般的大力出书，签名售书来赚取大众眼球的同时也赚取了大众囊中的金钱，只不过，比起普通的商人而言，他们多了一层知识分子的外衣少了一份知识分子的良知，多了一件自己的嫁衣少了一份道德的坚守。究其实质而言，这些被媒体打造的“学术明星”的讲座更多是升级版的肥皂剧罢了。①高玉：《论学院派批评的问题表现及其原因》，《学术界》2006年第1期。②林周：《大众传播与当代文学批评的空间构成》，《南方文坛》，2004年第4期。③林周：《大众传播与当代文学批评的空间构成》，《南方文坛》，2004年第4期。50 第三章国内批评“羊群效应”下的价值立场寻找学者们积极热情的参与传媒活动的过程也是接受媒体对其的包装重塑过程，它显示了大众传媒的巨大功能和它商业化的目标，因为“大众传媒所发挥的不仅仅是载体作用，而且更是由此而产生的空间结构的功能与规则的作用"④。众学者熙来攘往的穿梭于各个媒体之时，王安忆及对她的作品予以密切关注的研究者也在传媒的安排策划下频繁亮相于其中。这主要表现在：王安忆与著名的电影制作者陈凯歌畅谈电影《风月》的创作与感受、与陈丹青就中国的电视连续剧进行对话、接受《女性论坛》的安排，以《我是女性主义者吗?》为主题与刘金东进行对话、与陈思和进行的《两个69届初中生的即兴对话》、与张旭东以《关节口》为题就个人的创作经历展开对话。此外，就不同阶段的创作王安忆还与张新颖、金理、郜元宝等人展开对话，且这些对话经过整理之后，都分别在重要的刊物上予以发表。文学研究者与作家之间进行对话是促进文学发展的有效途径之一，通过近距离的接触，作家可以更直接的了解到来自文学批评界的一些对自己作品的看法和建议，根据这些建议及时调整自己的创作方向；文学研究者也可从作家那里更清晰的了解到作家创作过程的一些个人经验情况，从而使研究更有说服力。上面提到这些对话在某种程度上具有一定的学术价值。但是，众多的访谈与对话显然不似严肃的论文研究，从对话的标题就可一眼看出，其中的随意性、个人性使其具有了世俗可读性，从而可以吸引更多的读者对其进行阅读，这对策划机构而言，则意味着发行量的提升、利益回报的增加；对对话者而言，则是声望不断扩大提高，从而显示了这一活动的互惠互利作用。包亚明在《警惕传媒》中认为：“知识分子与明星、畅销书作家等文化生产者一样，也能借助传媒进行文化资本的简单再生产，除了声望的放大、传播与增值外，文化资本的收益还带来知识分子的社会关系结构的高度能产性，知识分子因为传媒的吹捧而出名，因为出名而值得结交，⋯⋯学术头衔、学术声望等文化资本因为介入关系而得到传递与增值，另一方面在传递过程中⋯⋯这些文化资本急速扩散、膨胀和增值的同时，反过来也为传媒赢得某种权威性。有时这种权威性甚至只有在知识分子否定的呼声中才有滋长，而这同样是传媒炼金术的再生产机制”②。包亚明的话充分显示了传媒的巨大影响与渗透作用，同时，也表明部分作家、学者对传媒机制的欣然认同心理。20世纪90年代，“张爱玲热”愈演愈烈，有诸多作家被牵涉其中，从创作界、评论界、各大专院校到民间充满关于张爱玲的各种论说，这一现象背后潜在的无限商机是“媒体批评”无论如何都不可能放过的。王安忆更因作家性别与身份，小说《长恨歌》、①林周：《大众传播与当代文学批评的空间构成》，《南方文坛》，2004年第4期。②包亚明：《警惕传媒》，《南方周末》，1997年1月24日。51 pU川师范人学颂士学位论文《香港的情与爱》等作品与张爱玲及其作品的某些相关性联系进而成为媒体炒作的主要对象。“茅盾文学奖”犹如一剂兴奋剂，加大“媒体批评”进行炒作传播的砝码。众多来自高等学院的研究者在传媒的安排展开对话，就王安忆与张爱玲及其作品之间的关系进行立场不同的言说。《长恨歌》被改编成电影扩大了“媒体批评"的覆盖范围。至此，作家、批评者、读者、观众的热情在传媒的充分调动下尽情显现，从而如期实现了“媒体批评”制造热点的愿望。当“媒体批评”实现它的“炼金”目的，“热点”参与者各取所需抱的名利归时，这一文学现象和所有流行文化一样瞬间流散。“短命”是一切消费文化、文学现象不可避免的归途。现今的王安忆位高名重，已经不屑再去参与此类“热点”制造活动。这大概就是王安忆与那些一味的热心于被炒作的作家、学者的不同之处，止于所当止的中庸处事方式是她的特点，她的这个特点也体现在她的创作中。如有些研究者所认为的那样：王安忆的小说“蕴含的核心创作哲学即中庸创作哲学”∞，它体现出一种“不冒险的的和谐”㈢。但是，这次“热点”制造中留下的后遗症却延续下来影响至今，一些大专院校的学生甚至老师在写论文或文章时，每当论及海派便会自觉不自觉的把王安忆和张爱玲联系起来，他们的依据则更多来自以往学者、研究者的言论和文章，对张爱玲和王安忆之间的比较和研究始终纠缠于“承袭”与非“承袭”的圈子中难以跳出。一方面，这些学生和老师只是为了完成任务，不愿意花大量的时间去悉心的阅读作家的作品，了解作品的文学价值和产生的现实背景，更不愿花费精力去对这些学者、专家的论说进行甄别；另一方面，这些学者，专家的权威性使其后部分研究者对他们论说深信不疑。很少有人再去探究这些论说产生的具体环境。第三节中国当代文学批评的团体保护主义倾向有一首歌曾经这样唱道：“一支竹篙呀，难渡汪洋海，众人划桨哟，开动大帆船”，它无疑在强调“众人”的力量。在学界，众人也一次次显示了集体的力量。大量充满肯定、赞美、拔高性言论的批评加上传媒的打造、传播使一位位作家声名显赫、一部部作品被捧为经典。“王安忆现象”既是作家在文坛确立自我，追寻名利的表现，也是众人对其人其作进行“经典化”过程的一部分。1985年4月，王安忆在《中国作家》第2期发表了《小鲍庄》后，这篇在题材、风格上截然有别于王安忆之前“雯雯系列”的作品在学界产生了不小的影响。上海作协、复旦大学先后于1985年、1987年就《小鲍庄》举行专门的①李淑霞：《王安忆小说创作研究》，第5页，中国海洋大学出版社，2008年5月版。在《王安·tLd,说创作研究》一书中，她认为“王安忆的小说创作在‘求新’、‘求异’的同时具有不偏不倚、调和折中的中庸主义的态度和取向”。②李静：《不冒险的旅程一一论王安忆的写作困境》，《当代作家评论》，2003年第l期。52 第三章国内批评“羊群效应”下的价值立场寻找研讨会。《文汇报》、《文艺报》、《光明日报》分别在1985年的6月3同、8月15同、10月5日有专门的评论文章，很多研究者都写了关于《小鲍庄》的评论文章。诚如作家冰心在《我注意寻看安忆的作品》中所说的那样：“安忆的写作路子很宽⋯⋯她还年轻，她的生命道路还很长，她还会深深的体会到新的悲欢哀乐!”㈨评论界对王安忆这个文坛新秀的表现不无称赞和鼓励之意。仅就王安忆个人的创作历程或者当时中国文坛的整体情况观之，《小鲍庄》确实具有一定的独特之处。几个故事同时展开、文章开始接连使用了两个引子、故事被讲述的形神兼备、在“有关罪与罚与救赎”④的神话模式中探求传统儒家“仁义”文化失落的缘由。在中国历经十年浩劫之后，文坛尚未从凋敝中完全恢复活力之时，出现这样的作家、作品都是值得珍惜、庆贺的。适当的鼓励是应该的，也是可以理解的。即便今天，这样的作品读起来，仍能让读者感受到其中的艺术吸引力。但是，与同时期很多更为优秀的作品相比，《小鲍庄》的局限之处也是很明显的。同为“寻根”潮流中的作品，与韩少功的《爸爸爸》、阿城的《棋王》、郑义的《远村》相比，《小鲍庄》在叙述上缺乏力度、思想表达的不够深刻等问题也是明显存在的。学者陈思和在1986年《当代作家评论》第1期刊发的《双重迭影·深层象征一一谈<小鲍庄>里的神化模式》，在文中陈思和谈到马尔克斯《百年孤独》对《小鲍庄》艺术上的影响；结合《小鲍庄》对苦难形成的表层叙述与深层叙述进行分析后，陈思和认为：“宗教的神化模式的运用，不但使这部小说增添了现实的讽刺意义，而且超越了一般农村题材所包含的思想内容的容量，成为一个探讨人类命运、人类苦难等一系列永恒主题的作品”@。对此，学者程光炜结合王安忆关于《小鲍庄》创作的自述、陈思和对《小鲍庄》的具体指认、及从“作家与批评家错综复杂的历史关系中来观察‘《小鲍庄》的命运’’’④程光炜认为：“批评家的工作中已经包含有将作品宣传为‘名作’、‘代表作’，也即一个时期后将他们推向‘经典化’的因素。”@此后，从陈思和在《文学自由谈》1986年第2期发表的《对古老民族的严肃思考》一文、刘俊光在该杂志同期发表的《王安忆：一块新的里程碑》、自烨在《文汇报》1986年10月7目发表的《期望更高更多的美学享受：读<小鲍庄>》等诸多的评论文章，《小鲍庄》显然已被当作经典之作，在国家意识形态与文学创作、文学批评尚未完全分离的时①冰心：《我注意寻看安忆的作品》，《文艺报》，1985年10月5日。②黄子平：《语言洪水中的坝与碑一一重读<小鲍庄>》，《当代作家评论》，1992年第2期。③陈恩和：《双重迭影·深层象征一一谈<小鲍庄>里的神化模式》，《当代作家评论》，1986年第1期。④程光炜：《批评的力量～一从两篇评论、一场对话看批评家与王安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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