制度反腐败论_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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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从本学科出发，应着重选对国民经济具有一定实用价值和理论意义的课题。课题具有先进性，便于研究生提出新见解，特别是博士生必须有创新性的成果制度反腐败论「摘要」反腐败靠什么？反思现行反腐败机制，正视现实、借鉴历史、探求理论，走出重刊主义误区，正确认识刑罚在惩罚腐败中的作用是十分必要的。编制严密的制度之网是反腐败的基本保障，严密的制度包含对公职人员监控、提高公职人员素质、健全惩治腐败制度等内容。反腐败制度体系的实现途径离不开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实施依法治国基本方略两大重要背景。反腐败是当今世界各国普遍面临的一个重大政治课题。在世纪之交的历史关头，反腐败斗争的成效如何，直接关系到一个国家能否将一个

2、比较廉洁的政治局面带入21世纪。中国作为一个发展中的大国，由于现阶段正处于体制转轨、社会转型的特定历史发展时期，消极腐败现象呈阶段性多发、高发的态势，反腐败的形势依然非常严峻。邓小平同志曾作过冷静的分析：“制度好可以使坏人无法任意横行，制度不好可以使好人无法充分做好事，甚至会走向反面”，并做出了“还是法制靠得住些”的深刻判断。党的十五大高举邓小平理论的旗帜，申明反腐败“教育是基础，法制是保证，监督是关键”，而教育与监督，终究需要通过制度的保障得以贯彻实施。法制是上升为统治阶级意志的、以国家强制力保障的、更加稳定的制度。以十五大精神为指针，通过对现行反腐败机制的深刻反思，笔者认为，单纯的“重典治

3、吏”已经不是现代课题份量和难易程度要恰当，博士生能在二年内作出结果，硕士生能在一年内作出结果，特别是对实验条件等要有恰当的估计。从本学科出发，应着重选对国民经济具有一定实用价值和理论意义的课题。课题具有先进性，便于研究生提出新见解，特别是博士生必须有创新性的成果社会的灵丹妙药，走出重刑主义的误区，编织严密的制度之网，思想教育在制度落脚，制度反腐败，才是摆脱当前反腐败成效欠佳的正确之路。一、走出重刑主义的误区谈起反腐败的话题，人们经常引经据典提及：50年代杀了个刘青山、张子善，一下子治住了大大小小的贪官，带来了数十年的政治廉洁，当前要消除腐败，有效方法也只能从重执行刑法，狠狠地杀掉一批，狠狠地重

4、罚一批！然而，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伴随判处死刑、死缓、无期徒刑的腐败要案的逐年增加，如此严厉的刑罚，竟无法遏制腐败犯罪的上升势头，难道不值得我们认真地反思吗？“严打”的启示在改革开放的新形势下，伴随着我国经济高速增长的同时，刑事犯罪也一直居高不下。自1983年《关于严惩严重危害社会治安的犯罪分子的决定》颁布后，一个战役接着一个战役开展严打和专项斗争，效果并不理想：每次严打，都只能获得犯罪率短时期的下降和暂时的安定，一旦严打结束，犯罪就猖獗如故，甚至变本加厉。犯罪严重这样的社会问题，实际上是一个警报、一种信号，在犯罪表象后面隐藏的往往是社会矛盾激化、社会关系紧张、社会弊端增多、法律课题份量和

5、难易程度要恰当，博士生能在二年内作出结果，硕士生能在一年内作出结果，特别是对实验条件等要有恰当的估计。从本学科出发，应着重选对国民经济具有一定实用价值和理论意义的课题。课题具有先进性，便于研究生提出新见解，特别是博士生必须有创新性的成果尊严降低以及人们公认的公平、正义、美德等价值准则遭到亵渎等事实。我们决不能把犯罪仅仅看成是害群之马的问题，也不能指望用严打之类的重刑措施去彻底解决犯罪问题。解决犯罪的根本出路是实行民主，健全法制，弘扬正义，实现公平。[1]历史的殷鉴治民先治吏，这是历代王朝共同的经验，因而封建君主鲜有放弃重典治吏的例证。检阅史册，自远古至先秦，可计有关贪官人物活动七八十起；秦汉至

6、五代，据宋《册府元龟》统计，贪贿官员达460名；至宋代，据包拯的《包孝肃奏议》所述，“赎货暴政，十有六七”，即贪官比例为60—70％，尽管严厉惩办，至宋末依然“贿赂公行”，“廉吏十一，贪吏十九”[2]，即贪官增至90％；课题份量和难易程度要恰当，博士生能在二年内作出结果，硕士生能在一年内作出结果，特别是对实验条件等要有恰当的估计。从本学科出发，应着重选对国民经济具有一定实用价值和理论意义的课题。课题具有先进性，便于研究生提出新见解，特别是博士生必须有创新性的成果到明代，贪官人数已无法估计了，永乐十九年邹缉上疏反映：“贪官污吏遍布内外。”[2]清代顺治年间，吏科官员林起龙在奏折中也指出：“今贪官

7、污吏遍天下。”[2]说明明清两代情况相差无几，达到了历朝贪污状况的顶峰。富有讽刺意味的是，这两代惩办贪官的严厉程度，也达到了历朝的顶峰！有人评论说，乾隆以惩贪著称，打击贪贿非常严厉。尽管严厉，他在位期间，几乎年年有贪污案发生，足见腐恶不尽，顽固难惩。甚至在惩贪过程中，仍边惩边犯。[2]刑罚是肃贪的必要手段，这是毫无疑义的。但重刑主义并不能挽救封建社会病入膏肓的定局；法外酷刑，则成了封建王朝人亡政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