赴任山西社会科学院.do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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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赴任山西社会科学院阿思奇作于1980年10月男事文墨去故居，别时匆匆日堕西。相隔山川三百里，难奈并蒂情依依。国家用人当奋勇，此行别有新天地。待到功成名就时，团圆重整嫁时衣。拔人生的转折点很多，看你会不会把握。士善择业而谋、择主而事，然其初始并非易也。其一要自己选对方向，莫投错了路；其二要顶得住非议，坚持自己的选择；其三要力克难关，务求初战告捷，多有建树，给自己立一个坚持下去的信心；其四要能吃苦，不惜心力，取得驾驭新领域、创建新业绩的能力，历经十几载，当有一番作为，始可得人理解。吾从业近四十载，多有调动，皆自己创造机遇而得成。然也遭受过别人的讥讽

2、——尔等游牧民族之辈，就是屁股座不稳，总想调动。而我则不以为然——孰不知著名管理学家韦伯的人群关系论（成为管理学的Z理论）认为，现代社会使人又回到了游牧时代，一个人在原岗位上工作三年，如果得不到升迁或无以施展，就应该考虑是领导不重视自己，还是自己不适合这种工作，应相机寻找新的出路。吾之所为，正是暗合韦伯的管理学Z理论。1979年12月，我参加了山西省经济理论研讨暨省经济学会成立大会，在山西理论界崭露头角，1980年10月3日，省委办公厅通知我借调到省社会科学研究所工作，1981年8月，我正式调到省社科所工作，在经济研究室从事数量经济技术经济研究

3、。这是我事业和人生的重大转折，也是我始料不及的升迁。在山西雁北地区的12年，我倍尝艰辛，却因家庭成份、社会关系、和少数民族等原因，一直没有得到应有的使用待遇。他们知道我有能力，不守旧，也知道我不甘久居人下，所以他们让我工作，却不给予应有的行政待遇。我在工厂时是车间副主任，团委书记，按级别应是副科级，可到了同样县团级的地区工业局，我还是一个大头兵，一干就是8年。当别的农村干部提上去后，局长许强沉不住气了：阿思奇不能再拖了。可是，一帮工交委的官老爷就是连一个副科长也不批给我（其实我在雁北柴油机厂就当了车间副主任和团委书记，如果按工厂县团级的规格套，

4、我那时就是副科级和正科级干部了）。许强用人，注重思想水平。这个校长出身的领导干部很有些见地。记得一次他谈起精神文明建设，我站在他身旁自言自语道：“精神文明建设也要有物质文明做基础”。这句话在当时还没有完全恢复实事求是风气的情况下是可以给你加上罪名的。可许强听后沉思良久，说：“这个话有道理，物质是第一性的”。以后，每次开会，只要我没发言，许强是不散会的，他总爱啄磨我在想什么。可是，向许强这样的领导并不多见，你不能期待人人都能理解你、信任你、倚重你。因此，我离开地区机关那狭隘的天地，进入社会科学研究的殿堂，犹如获得了解放和新生。在山西社科院，我连年

5、出重大成果，也拜了许多名家为老师，象政治经济学家刘国光、董辅仁、技术经济学家徐寿波、数量经济学家乌家培、张守一、工业经济学家陈栋生、黄载尧，财贸经济学家张曙光，系统学家王慧炯、冯之骏等。使我一个粗人成了学者。别人说“人挪活”，我则说“不挪死”！1995年，中国社科院数量经济技术经济研究所欲调我去办刊物，军事科学院系统所也欲调我去搞军事指挥模拟系统，还有人推荐我去深圳大学从教，但我还是选择了到国家统计局编制经济模型。调令是1986年5月下的，我们全家可以一同进北京了，这是难得的机会。可是，山西社会科学院刘贯文老院长却力阻我离开山西，可见“娘子关好

6、进不好出”。情急之下，我引用现代管理学的“Z理论”（即X、Y理论后兴起的韦伯的“人群关系论”）与刘院长居理力争，这下可惹恼了刘老夫子，他说：“我是河北人，不也在山西干了20多年啦，在哪里干还不一样，省里又这么重视你们的工作，你走了这摊子就垮了，不能走！”闹僵了。为缓和关系，情急之下我赶紧写了一首打油诗装进信封放到他车上，嘱司机刘真说：如果老头子上车还说话，就交给他，或有一线希望，若他气得一言不发，那就算了，此事就算告吹。我那诗曰：进省六载多长进，袍泽之谊更觉深，而今纵马行天下，毕竟关羽不忘曹。刘老看后扑哧一笑，说：阿思奇这人还挺讲义气，就让他去

7、吧（后来回想，我情急之下能写出“毕竟关羽不忘曹”这句至关重要的话是何等的睿智啊，而刘老夫子义放我进京也是何其豪爽，彼真“伯乐”也）。1997年春，我全家回太原看望已经退休赋闲的刘院长。那时我已当到了司长，大家相聚畅谈，皆感慨万分。自我1986年年底调离山西，第二年升正处，第三年两度赴美在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克莱因教授指导下工作，第四年评全国少数民族先进工作者，第五年升副司，第六年获得入选为国家级软科学专家，参加三峡工程可行性评审，又获国务院政府特殊津贴，第七年晋升为中国社会科学院宏观经济学研究员职称，第八年升正司，主持联合国国际比较项目，任国务院

8、国际比较专家小组成员兼办公室主任。第九年，我进中央党校进修，系统研读经典著作，在对比中、英两个版本的《资本论》时发现，我党一贯把马克思《资本论》原著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