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民歌调式分布的统计与阐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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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我国民歌调式分布的统计与阐释-、论题的学术背景（一）前人的研宄关于我国民间音乐调式分布问题的专门讨论，刘正维有两篇文章涉及。第一篇是《我国民间音乐的调式体系与调式分布》，第二篇是《我国民间音乐的调式型号与板块分布》。刘文与本文论题有直接关系的主要内容是：第一，调式分布的分界线，“总体可以三条线为界：第一条是以秦岭、淮河到洪泽湖为界的南北分界线，第二条是北方以太行山为界的东北与西北分界线，第三条是从东北、内蒙、宁夏、甘肃、青海、四川、湘鄂西到广W的弧型长线，即兄弟民族与汉族的分界线。一方面，这些线的属区内

2、的调式有自己的突出特征，而这些特征又从区的中心点到边界呈现渐变状态。另一方面，这些线本身是一条宽阔的接壤区，这个区内存在明显的调式交融状况。”第二，关于调式的具体分布情况，刘文的结论是：徵终止群体的音乐主要分布在汉族地区，羽终止群体的音乐主要分布在兄弟民族地区；微调式、商调式与非徵非商调式分布在太行山以西，徵调式、宫调式与非徵非宫调式分布在太行山以东；东南板块（江南）呈现大量的徵调式，西南部呈现大量的南方型微调式与商调式；以鄂东北为中心及其周边地区，地理位置于西北、东北、江南、西南之间，构成中央板块，形

3、成调式类型交融区;汉族区内的羽终止群体特区，在民歌上主要为客家山歌和湘中北部。第三，调式型号，同类调式因主要支持音不同而型号有別。北方徵调式上句往往终止于宫音，商调式上句往往终止于徵音，“上下句终止音呈四度关系”；南方徵调式上句往往终止于商音，宫调式上句往往终止于徵音，“上下句终止音构成五度关系”。（二）本文的缘起与思维角度本文论题的提出，基于笔者在民歌的教学和研究中对民歌调式现象的观察与思考，这些现象包括：1刘正维提出的“调式型号”问题，即“同类调式因主要支持音不同而型号有别”，反映了一定的客观事实，

4、但笔者对形成“调式型号”的“支持音”的认识与刘文冇所不同。刘文认为，北方的徵调式和商调式，上下旬的终止咅往往呈四度关系；南方的徵调式和宫调式，上下句终止咅往往呈五度关系。但据笔者的观察并不完全是这样。笔者对上海文艺出版社1980年出版的《中国民歌》中的陕北和山西“传统民歌”部分进行了统计。在陕北民歌中，各乐句落音呈五度关系者与呈四度关系者数量基本持平。例如：落音为五度关系者有《卖娃娃》、《三十里铺》、《扬燕麦》，落音为四度关系者有《脚夫调》、《揽工调》和《跑旱船》。它们都代表了陕北民歌的典型特征。另外还

5、有《走西口（之一）》，如果将乐段结构分为两个乐句，则为五度落音关系；如果分析为四个乐句，则第一、二乐句落音为五度关系，第三、四句落音为四度关系。《走西口（之二）》的四句落音，前两句为五度音程，后两句为大二度音程。在山西的传统民歌中，乐句落音呈五度关系者与呈四度关系者的数量对比也不是很悬殊。乐句落音呈五度关系者有《为什么穷富人相隔着千里迢迢》、《羊倌歌》、《刨洋芋》、《看秧歌》、《夸女婿》、《卖高底》，乐句落音呈四度关系者有《四保住主》、《五哥放羊》、《割莜麦》、《打樱桃》、《绣荷包》、《观灯》、《三十里

6、名山二十里水》、《樱桃好吃树难栽》、《人家都在你不在》，另外在一首民歌曲调中，既有五度音程落音、又有四度音程落音的有《走西口》和《送情郎》。从这些民歌看，不能说乐句落音为五度关系，就不如四度关系更具有山西民歌的特点。笔者认为，乐句落音的关系是五度还是四度，并不是南北方民歌各自的最主要特征和其调式“型号”区分的主要标志。也就是说，能够显现地方风格特征的，应该还有另外的音乐因素。2“调式型号”（借用刘文的称谓）的现象确实存在。我国不同地区，包括不同的民族和某些民族的内部，即便是同一调式，也存在着调式类型的差

7、异，例如蒙古族的羽调式、新疆维吾尔族的羽调式，以及汉族地区的湘中羽调式、东北三省的羽调式和山东的羽调式等，虽然属于同一调式，但各自的音乐风格特点依然鲜明。而在一个民族或地区内部，即便不同的调式，却呈现为较统一的音乐风格；从另一角度说，不同的地区、不同的民族调式类型的分布又确实存在着差异。也就是说，地方咅乐风格的区别，既体现于相同调式的不同类型，也表现在各类调式分布的数量差距。3借用刘正维调式“型号”的说法，笔者认为，调式型号的区别，更多地是表现在调式的骨干音或称框架音的不同。这些音也可以称作“支持音”，

8、只是笔者理解的“支持音”不止是乐句落音。调式骨干音不仅显现了同一调式在不同地区和不同民族间的差別一一这里的“不同地区”和“不同民族”，既包括一个民族内部的不同地区，也包括不同民族之间，还包括同一地区A的不同民族之间的同与异等等十分复杂的状况一一还有可能导致同一首曲调在流传到不同地域后发生调式的变化。例如：在北方广为流传的汉族时调“对花调”，在陕北、山西和辽宁的变体，其结构保持得相当稳定，但调式却呈现为三种状态，即陕北《对花》为商调式，山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