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民监督员“突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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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人民监督员“突围”检察机关从今年10月起全面推行人民监督员制度，这是建立司法权的监督制约机制的又一次尝试。但它能走出“自己监督自己”的困境吗？在经过7年试行与争议之后，人民监督员制度10月1日起将在全国推行。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政法委书记周永康希望藉此“加强对检察机关查办职务犯罪案件的监督”，回应长期以来对检察机关自侦权的质疑。按照最高人民检察院（下称“最高检”）2003年推行此制度之初的设计，“人民监督员由机关、团体、企事业单位推荐，征得本人同意，由检察长颁发证书”，并对检察机关拟作撤案、不起诉处理和犯罪嫌疑人不服逮捕决定的三类职务犯罪案件以及检察机关或检察人员在办案中发生的“五

2、种情形”进行监督，提出监督意见。但这项制度与它需要解决的问题一样，一直面临诸多批评。在法学界颇具影响力的年轻诉讼法学者徐昕教授认为，“它是人民检察院主动引入的，希望‘人民’来监督自己的制度。从直觉而言，主动要求他人来监督自己是一种反逻辑的行为。”自2003年最高人民检察院推出人民监督员制度之后，对此制度的质疑声音一直不断。但最为猛烈的集体批评行为是在2005年底，这场批评正是由徐昕主导的：“在当代中国，人民监督员制度又能够在多大的程度上以‘人民’的名义发挥监督作用呢？”这一批判得到了其学术团队的支持，形成批评人民监督员制度的多篇论文，最终专题刊发于《香港社会科学学报》2006年秋冬季号

3、。令人吃惊的却是，此后四川省检察院与西南政法大学合作共建检察改革实证研宄基地。第一期项目《人民监督员制度实证研究：广安模式》即由徐昕担任主持人。事实证明，集体的学术批判产生了较大的影响。据了解，这一次专题批评在检察系统内部引起高度关注。检察系统的做法是，主动进行沟通，并邀请其参与课题研宄，颇有“招安”的味道。徐昕确实被“招安”了。在主持“广安模式”试点研宄的几年中，他的研究从“人民监督员制度批判”转向了“司法改革中的合作主义一一人民监督员调查札记”，此后在学术期刊上发表的专题也变成了“通过试点推进司法改革”和“人民监督员制度的案例研宄”。如今，批判与质疑依旧存在。但人民监督员制度将作为

4、“检察机关加强自身监督的一项重要举措”，并承载“人民群众参与司法实践的一项制度创新”现实理想在全国铺开，并探索“法制化”。“监督自己”的体制外突围徐昕的研宄显然不是简单的“招安”或政治论证能够描述。在他看来，四川广安的人民监督员制度试点确实有一定的成效。按照最初的制度设计，人民监督员由检察机关自行选任和管理。社会上的质疑也很明白：“检察机关自己请人监督自己”，这不符合监督的常识。甚至在检察机关内部，对此也表示“不好说”。东部某地级市检察院一负责人告诉记者，他们最早就参与试点，现在已经是第三届人民监督员，但私下却对这个做法不甚看好。据内部人士介绍，按照制度设计，谁来监督，在监督范围内监督

5、哪些案件，监督结果如何都仍然由检察机关说了算。而另一方面，这个制度只是时任领导力推，虽然名字和法院系统的“人民陪审员”一样，但身份却不止矮半截：人民监督员仍然没有法律地位。但广安检察院硬是希望走出一条不一样的路子来全国首例人民监督员参与监督的案件便发生在广安市邻水县。2006年，经过最高人民检察院同意，广安市及其所属五个区市县获准进行体制外试点，徐昕主持的课题正是对这一体制外试点进行研宄。据西南政法大学博士生卢荣荣介绍，“广安模式的核心是人民监督员由人大选任、管理，在体制设置和机制运行上发展和完善人民监督员制度，促进人民监督员制度外部化发展。”广安市人大常委会为此制定了《广安市人民监督

6、员职务确认及解除办法（试行）》等四个制度实施办法。据广安市人大常委会人民监督员办公室陈稀介绍，这个试点，得到了广安市市委和人大高层的支持，并成立了领导小组。作为课题组成员，卢荣荣曾先后挂职担任广安岳池县人民检察院检察长助理，广安市检察院人民监督员办公室副主任，协助试点开展。令人饶有兴趣的是，这位专门协助开展试点工作的人民监督员办公室副主任竟然不知道人民监督员的联系方式。主任唐晓林给记者释疑:“广安的人民监督员实际上都由广安市人大常委会人民监督员办公室选任、管理，和检察院并无直接联系。”他和卢荣荣负责的这个办公室只是负责向人大提供相关信息。广安市人民监督员雷晓琴证实了这一点，“人大通知我

7、们参与案件监督，在开会前将案件材料发给我们，检察院的办案人员介绍案情，我们与会的监督员围绕案件发表意见。”这位监督员表示，自己不是学法律的，监督起来发现法律知识非常重要。“在一起涉及税务的案件中，有位监督员好像是税务局的，对税务方面的问题分析起来头头是道。”在那起案件中，人民监督员们最终认为监督的证据不足，应不予起诉。雷晓琴的观点很朴实：“我自己虽然不是学法律的，但客观公正去看问题还是会，不能冤枉一个好人，也不能放走一个坏人。”这种参与热情正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