浅议中国古代文学经典观的演变历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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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浅议中国古代文学经典观的演变历程　　经典的含义在中西方有诸多不同，但二者也有着相似性，即都是指某种权威的、带有典范意义的着作，且最初都和宗教有着密切联系。文学经典研究肇始于西方，近年来方兴未艾，其理论依据也主要来源于西方，其实中国古代文学经典观念早已有之。那么，在中国古代文学史上，关于文学经典都提出过哪些重要的观点?其观念演变过程中又呈现出哪些特点?本文拟对中国古代文学经典观的演变作一个简单梳理。　　章节一　　中国古代各个时期有影响的文学流派和文论家都对经典问题有过表述。最早对经典问题做出系统论述的是荀子

2、。荀子是战国晚期儒家学派的集大成者，他非常强调人的后天学习的重要性，并指出君子、圣人并非天生，而是通过学习经典使自我得到提高。他在《劝学》中指出：“学恶乎始?恶乎终?曰：其数则始乎诵经，终乎读《礼》;其义则始乎为士，终乎为圣人。”[1](p.11)又在《儒效》中云：“圣人也者，道之管也。天下之道管是矣，百王之道一是矣，故《诗》《书》《乐》之道归是矣。《诗》言是其志也，《书》言是其事也，《礼》言是其行也，《乐》言是其和也，《春秋》言是其微也……天下之道毕是矣。”[1](pp.133-134)他认为，经典是记

3、载圣人言行、举动、事迹及情志的，而圣人又是天下之道的体现与承载者，因此，要想成为君子、圣人，就必须学习经典。荀子的这种推崇儒家经典的观念成为后世宗经、征圣、明道说的先声。　　汉代大儒扬雄也表达出同样宗经、征圣的主张。他高度推崇儒家圣人的言论和着述，认为其是道及是非标准的体现。其云：“舍舟航而济乎渎者，末矣。舍《五经》而济乎道者，末矣。弃常珍而嗜其识味也?委大圣而好乎诸子者，恶睹其识道也?”[2](p.67),又云：“玉不雕，玙璠不作器;言不文，典谟不作经。”[2](p.221)可见，在大儒扬雄看来，儒家经

4、典除了思想上的权威性和典范意义之外，在文辞方面也是后世学习的楷模，这种推崇经书文辞的思想对后世产生了深远的影响。然而，在主流推崇古代经典的文化风气之下，也出现了一些反对的声音，最有代表性的是东汉的王充，他对世俗崇古抑今的观念进行猛烈抨击。王充在《论衡·案书》中言：“夫俗好珍古不贵今，谓今之文不如古书。夫古今一也，才有高下，言有是非，不论善恶而徒贵古，是谓古人贤今人也……盖才有浅深，无有古今;文有伪真，无有故新。”[3](p.1173-1174)当然，王充是从思想的角度进行论说的，他所重视的是直接服务于政事

5、的应用文及学术着作，所以，其所说的书并非是指文学作品。　　可以看出，在先秦两汉时期，经典主要是儒家典范着作，还没有独立的文学经典的概念，思想性是人们判断着作价值高低的最高标准。即使偶尔谈到儒家经典的文学性，也是以其思想上的典范性作为基础。　　章节二　　魏晋南北朝时期是“文学的自觉时代”[4](p.526),不仅文学创作丰富，而且文学批评繁荣，文学逐渐摆脱功利的束缚，不再仅仅强调文学服务于政教，而是开始慢慢重视文学的审美功能，并通过具体作家作品的评述逐渐摆脱儒家经典的束缚，形成独立的文学经典观。魏晋时期，思

6、想活跃，儒学式微，道家、佛学等各派宗教盛行，这样宽松的思想环境为文学观念的解放提供了肥沃的土壤，也为文学摆脱经学的束缚提供了有利的条件。　　此时对于经典的观念，也出现了巨大的转变。　　刘勰的《文心雕龙》是此时期文学理论最高成就的体现，其对于经典的看法也最系统和深入。《文心雕龙》在前人基础之上，将原道、征圣和宗经的思想进行了全面总结和发挥，在中国古代经典问题的讨论中具有里程碑式的意义。和前人一样，刘勰依然是首先从思想上肯定儒家经典的思想价值，他认为，文章是道的表现，而道是文的本源，古代圣人创作文章是为了表现

7、道，其最终目的是为了用于教化、治理国家。其在《文心雕龙·原道》中云：爰自风姓，暨于孔氏，玄圣创典，素王述训;莫不原道心以敷章，研神理而设教。取象乎河洛，问数乎蓍龟，观天文以极变，察人文以成化;然后能经纬区宇，弥纶彝宪，发挥事业，彪炳辞义。故知道沿圣以垂文，圣因文而明道;旁通而无滞，日用而不匮。《易》曰：“鼓天下之动者存乎辞。”辞之所以能鼓天下者，乃道之文也。[5](pp.2-3)同时，刘勰又认为，经典不但是后世文章的渊源，而且还在思想及艺术上为后世文学作品提供了标准，是后世文学作品的典范，将经典的文学意义

8、提到了比较高的位置。其在《宗经》中云：“故论说辞序，则《易》统其首;诏策章奏，则《书》发其源;赋颂歌赞，则《诗》立其本;铭诔箴祝，则《礼》总其端;纪传盟檄，[1][2][3][4]下一页则《春秋》为根：并穷高以树表，极远以启疆，所以百家腾跃，终入环内者也。”[5](pp.22-23)又云：“故文能宗经，体有六义：一则情深而不诡，二则风清而不杂，三则事信而不诞，四则义直而不回，五则体约而不芜，六则文丽而不淫。”[5](p.2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