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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间:2018-11-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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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梁启超与李普曼:不同文化背景中的新闻传播观【内容摘要】梁启超与李普曼是中美新闻传播领域各具代表性的、里程碑式的人物。他们在新闻与政治的关联中扮演不同的角色:梁启超以报刊服务于“新民”、救国的政治目标,是一个热情执着的“殉道者”;李普曼致力于以新闻为公众预卜吉凶,是“一个冷静的观察者”。他们都聚焦舆论,对言论、出版自由的崇尚是梁启超舆论观的基础和重心,而李普曼则对报刊的客观公正、公众舆论是否纯洁、可靠表示忧虑和怀疑。他们以不同的视角对舆论公众作出不同意义的理解。梁启超李普曼的新闻传播观的差异性源自不同的文化背景,前者体现了一种实用理性精神,后者则渗透着实用主义的科学精神。【关键词】殉道者;
2、观察者;颠覆;调控;实用理性;实用主义梁启超(1873—1929)是中国近代著名的资产阶级改良派政论家和报人。沃尔特·李普曼(1880—1974)则是20世纪美国著名的政治专栏作家和新闻记者。他们都是多产作者,一生各发表政论、专栏文章一千多万字,出版著作多部,在各自的国家有广泛的影响。梁启超从1895年创办《中外纪闻》开始其报刊生涯,比李普曼1910年到《波士顿平民》周刊当见习记者早15年。而李普曼1967年宣告退休,比梁启超1922年(《改造》停刊)告别报刊事业迟45年。但是,他们的报刊生涯有十多年的重叠期,而且新闻传播思想的确立也均在19世纪末20世纪初这段时期内。其新闻传播思想各有
3、典型的代表性。19、20世纪之交正是梁启超作为启蒙宣传家的黄金时期,同时也是他的新闻传播观念得以系统阐发的时期,“过去半个世纪的知识分子,都受了他的影响”(曹聚仁语)。而李普曼作为政治专栏作家的辉煌时期虽然是在梁启超逝世之后的年代,但他在梁启超主编的《改造》停刊的那一年(1922)出版了《舆论学》,这本书既是他新闻传播思想成熟的标志,同时又被奉为美国新闻传播学的奠基之作,其影响至今不衰。梁启超被中国人誉为“舆论界之骄子”,李普曼被美国人称为“我们时代最伟大的新闻记者”。梁启超和李普曼在两种不同的社会文化背景之下,各具备不同的新闻传播理念。将这两个典型人物进行比较研究,有利于加深我们对于中
4、西新闻传播思想特性的理解。在新闻与政治关联中的角色定位:预卜凶吉的“神人”与热情执着的“殉道者”《李普曼传》的作者称李普曼是“一个冷静的观察者”,“他满足于当一个预卜吉凶的神人,而不想当一个殉道者”。①从某种意义上说,作为新闻记者的李普曼,一生为世人预卜吉凶确乎达到了人尽推崇的“神人”的程度。而梁启超曾誓言,宁可破家杀身,终生“目的为救国为第一义”②,他可以说是一个热情执着的“殉道者”。梁启超和李普曼在其新闻生涯中有一个共同点,就是两者都是以政论家的身份和特点出现的报人、记者。在他们的新闻传播实践和新闻传播思想中,对于政治问题都倾注了相当的心力。对新闻与政治关系的看法和处置也就成了两人新闻
5、传播观的一个根本性的区别。李普曼可以说是兼职的政治家,新闻是他的主业。他直接从事政治活动的经验只在一战期间有过两次,此后虽然他没有直接从政,但是,终其一生,李普曼又十分关注政治问题。还在哈佛大学毕业之时他就参与调查政治问题的黑暗揭发运动,写了很多揭露文章。他出版的第一本书《政治序论》就是关于政治的。而他的有关新闻传播的理论著作《舆论学》也是从民主政治如何施行的角度对舆论问题进行探讨。李普曼最终选择了新闻业,而关注政治又使他成为一个政治时评家。他属于第一次世界大战前在美国吹响了文化革命和社会革命号角的风云人物中的一员。在将近40年的时间里,他的专栏文章通过报业辛迪加的转发,刊登在美国和世界各
6、主要报纸上,拥有读者近5000万人,“整整三代人都靠沃尔特·李普曼指点政治事务的迷津”。“他并不指挥千军万马,然而他确实具有左右舆论的巨大力量”③。早年他为纽约《世界报》写的社论使美国对墨西哥的入侵免于发生。晚年他激情澎湃地过问越南战争,为越南战争带来的破坏和梦魇而义愤填膺。他追求的生涯迫使他处于政治斗争的风口浪尖,不容许他退出战斗。范·威科·布鲁克斯说李普曼的生涯是“美国献身于政治写作的人当中最最光彩夺目的”④。但同样的李普曼“更愿意对权力进行分析,而不是身体力行。所以他选择的生涯是参与其事与超然物外两者的结合,形成独具一格的统一”⑤。纵观李普曼的新闻生涯,既有与美国政府、总统的亲密合作
7、,又有与其冲突、对抗的时候。一方面他注重和各种政治势力保持一种亲密的关系,因为他认识到“权势人物是消息的主要来源”。同时他又强调新闻之于政治的独立性。在1964年的一次电视讲话中,他提到:“对记者来说,能够确知事态的发展以免自己愚弄自己,这当然是有好处的。但是,在高级官员和报人之间必须要有一定的距离。我倒不是说要有一道墙壁或者一道藩篱,但是要有一个空间上的距离,这是很有必要的。”⑥他认为,在一个新闻记者和高层官员亦即权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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