提升社会治理软实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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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加强社会建设创新社会治理体制省直党校管理教研室邓洪洁“管理”与“治理”的区别？管理治理参与主体一元主体多元参与价值理念“维稳”思路下的管控公平正义和谐团结运行方式单打独斗民主协商民主合作民主参与大约每隔30年左右的时间，就会出现一次执政理念的基本转折建国前三十年大包大揽体制完成社会主义改造“以阶级斗争为纲”的政治运动改革开放后三十年经济体制改革的转折点基本建立了市场经济市场改革三十年后转折的关口，目标和对象是“社会”国家将包容于自身的社会释放出来建国后三十年改革开放后三十年十七大召开之后组织起来活跃起来和谐社会新中国成立后社会状态的变迁社会主义改造、生产建设、政治运动放开了人

2、口政策和经济政策失衡、失范、失序为什么要加强社会建设、创新社会治理体制？加强社会建设是指建设什么？怎样创新社会治理体制？我们的人民热爱生活，期盼有更好的教育、更稳定的工作、更满意的收入、更可靠的社会保障、更高水平的医疗卫生服务、更舒适的居住条件、更优美的环境，期盼孩子们能成长得更好、工作得更好、生活得更好。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就是我们的奋斗目标。“实现发展成果更多更公平惠及全体人民，必须加快社会事业改革，解决好人民最关心最直接最现实的利益问题”、“创新社会治理，必须着眼于维护最广大人民根本利益，最大限度增加和谐因素，增强社会发展活力，提高社会治理水平，维护国家安全，确保人民

3、安居乐业、社会安定有序。”流动人口众多，管理难度大。有数据显示，我国目前有2.52亿流动人口流动在城乡之间、流动在东西部地区之间，然而真正能够融入城市的流动人口占比不到20%。城镇化进程引发的社会矛盾突出。城镇化落后于工业化、人口城镇化落后于土地城镇化。“土地置换”的热浪，大规模圈占农地和强行拆迁问题引发的社会矛盾增多。收入差距扩大、分配不公问题成为引发社会问题的深层原因。那么我国目前的收入差距格局，与一般国家的贫富差距有一些不同点：第一，我国是在平均计划分配制度基础上演变成收入差距较大的国家。二是除了市场分配的差距，在国家财政的再分配方面也有很大差距；三是面临一些调整收入分

4、配的两难问题；四是一些权钱交易和贪污腐败现象将贫富差距问题在人们心理上进一步扩大，造成一些“仇富”现象。基层管理体制发生变化，解决社会问题的机制弱化。单位人——社会人矛盾无法解决在基层，“信访不信法”群体性事件问题突出，各种新型社会风险需要高度重视。绝大多数上访和群体性事件，反映的是民生和经济利益方面的诉求，如提升劳动福利和待遇、提高征地拆迁补偿标准、抗议企业环境污染、追究医疗事故责任等等。中国半数以上群体性事件是因平等主体间纠纷引发的，官民矛盾引发位居其次。在各个省份中，广东以占全国30.7%的比例居首。百人以上群体性事件原因众多，位居前三位的分别为：劳资纠纷、执法不当、拆

5、迁征地。首先是群体性事件呈现出从事后救济型维权转变为事前预防型维权的发展趋势。中央政治局常委、中纪委书记王岐山推荐：《旧制度与大革命》（托克维尔）繁荣加速了大革命的到来。“城市被自私垄断，它们只顾自己的利益，随时准备牺牲本地区内农村和村庄的利益。”农民好像从整个民族里被淘汰下去了，丢在一边。启示与借鉴：为什么革命会在经济繁荣期发生？为什么大革命是在人民对苛政“感受最轻的地方爆发的”？当前中国社会背景复杂和社会矛盾激化的处境，与法国大革命时期有某种相似性。当前中国与大革命前的法国都处于最繁荣的时期，物质财富的增加，催促了人们权利意识的觉醒和敏感，对特权、腐败、不公正的容忍度更低

6、。其次，引发当前群体性事件的缘由以经济利益冲突为主，但朝着日益复合化的方向发展。第三，群体性事件的动员与宣传日益依赖互联网，线上与线下的联动日益深入。具体说来，我们政府在社会治理的过程中仍然存在“六重六轻”。第一，重经济建设、轻社会治理。追求GDP增长是一些领导干部的主要追求，对于社会民生建设缺乏兴趣和热情，对于常规化和科学化的社会治理研究不多。根源：GDP为主要考核依据的考核标准GDP的两个缺陷：第一，它掩盖了经济发展带来的环境污染、资源损耗的代价。第二，GDP存在着重复计算。“要改进考核方法手段，既看发展又看基础，既看显绩又看潜绩，把民生改善、社会进步、生态效益等指标和实

7、绩作为重要考核内容，再也不能简单以国内生产总值增长率来论英雄了。”——习近平第二，重管制控制，轻服务协商。习惯于“管”、“卡”、“压”，习惯于围、追、堵、截，习惯于没收财物，习惯于收费办证、罚款了事。对于群众的需求、难处和疾苦，缺少主动调查了解和上达。压力维稳刚性稳定文化大革命后，邓小平在总结文化大革命的历史教训时说：“动乱不能前进，只能后退，要有秩序才能前进，稳定是我们的社会主义现代化事业不可少的条件和保证。”此后，“稳定压倒一切”的理念影响着中国此后的改革，成为官员的政绩考核标准之一。第三，重政府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