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十年来的国内唐宋专卖史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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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近十年来的国内唐宋专卖史研究专卖制度史是中国经济史研究中的重要问题。唐宋两代是专卖制发展承前启后的转折时期。在制度上，实现了由直接专卖向以间接专卖为主的变革性过渡，出现了若干新的政策、形式，并为后世沿用；一些新的商品，如茶、香、矾、醋等被纳入专卖轨道；其收入逐步赶上和超过了农业等传统赋税，促成了财政收入构成的深刻变化。中外不少学者早在三四十年代就已注意到唐宋专卖制在中国古代专卖史上的重要地位，并着力于这一问题的研究。这一时期我国从事唐宋专制研究的学者有吴立本、张家驹、吴云瑞、戴裔煊、赵靖、程光裕、沈嵩华等。主要成果有《专卖通论》、《宋代之

2、专卖制度》、《宋代酒的专卖制度》、《中国茶业问题》、《宋代钞法之研究》、《汉唐宋三代酒价》、《宋代食盐生产及统制方法的研究》、《宋代两浙之盐政》、《宋代福建之盐政》等。这一时期研究的重点是专卖制度的内容及其演变。　　五六十年代，程光裕、吴天颖、林瑞翰、傅举有、华山、曾仰丰、钱公博等一批学者继续进行着唐宋专卖制的研究。出版和刊布的主要论著：《中国盐政史》、《唐代盐和茶的专卖》、《宋代川茶之产销》、《从茶叶经济看宋代社会》、《宋代解盐的生产和运销制度》、《宋代盐榷》等。这一时期的研究仍偏重于专卖制度的内容，但也有学者开始注意专卖与社会经济关系

3、的探讨。　　经过十余年的停顿，８０年代初，唐宋专卖制的研究又得以恢复，并逐步活跃。先后发表了贾大泉《宋代四川地区的茶业和茶政》（《历史研究》１９８０年第４期）、周祚绍《略谈宋代盐户的身份问题》（《山东大学文科论文集刊》１９８０年第２期）、郭正忠《北宋前期解盐的禁榷与通商》（《北京师院学报》１９８１年第２期）、张泽咸《汉唐时期的茶叶》（《文史》第十一辑）、鲍晓娜《茶税始年辨析》（《中国史研究》１９８２年第４期）、裴汝诚、许沛藻《宋代买扑制度略论》（《中华文史论丛》１９８４年第１期）等主要论文，并出版了《中国的酒类专卖》及戴裔煊先生４０年代完

4、成的《宋代钞盐制度研究》，一些有关的论著也开始重视专卖制问题，使唐宋专卖制的研究不断走向深入。但唐宋专卖史研究取得巨大进步，并促使其真正进入一个新阶段的还是近十年（１９８６—１９９６）的成果。这十年中出版了《唐代盐政》（陈衍德、杨权著，三秦出版社１９９０年１２月版）、《宋代盐业经济史》（郭正忠著，人民出版社１９９０年７月版）、《宋代酒的生产与征榷》（李华瑞著，河北大学出版社１９９５年３月版）、《北宋茶之生产与经营》（朱重圣著，〔台〕学生书局１９８５年版）、《四川茶业史》（贾大泉、陈一石著，巴蜀书社１９８９年４月版）等专著，漆侠著《宋代经济

5、史》（下册）（上海人民出版１９８８年版）、汪圣铎著《两宋财政史》（中华书局１９９５年版）、张泽咸著《唐代工商业》（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１９９５年１２月版）及《中国盐业史论丛》等书也较多地论述了专卖问题。先后发表的论文近百篇。取得成果的数量与质量、讨论问题的深度与广度都大大超越了以前的研究。因而对这十年的研究作一回顾与总结，对进一步推动唐宋专卖制的研究是十分有益和必要的。　　一、近十年来唐五代专卖制的研究　　１、唐代盐专卖研究　　近十年的唐代盐专卖制的研究主要探讨了唐初的盐法、盐专卖法的产生及演变、专卖机构、专卖收入、专卖商、专卖制与社会发展

6、的关系等问题。关于唐初盐法，陈衍德认为，唐初创时不课盐税，但局部地区有盐监，边境一些地区有军屯，税盐之制至迟在武周初年已实行。井池盐始行税制时，海盐税尚未从农业税中分离，至迟到开元初，税盐遍行全国。唐初盐税有力役税、实物税、货币税等形式。［①］鲍晓娜认为唐初无盐税的局面持续到开元年间。［②］李锦绣对唐前期盐池管理、盐监的作用、盐课的用途等问题作了较详细的探讨。［③］　　关于唐盐专卖实行的原因，陈衍德认为，专卖制是唐政府干预经济的必然要求，而直接原因是安史之乱后的财政危机促使政府开辟农业税以外的税源，实施一种地方难于插手的财政办法，从而盐专

7、卖制应运而生。［④］齐涛除论述以上原因外，还认为均田制破坏后，传统的赋税政策失去了基础。［⑤］吉成名还指出唐代榷盐制继承了天宝九年来除陌钱的传统，并加以发展。［⑥］陈衍德认为，唐代税盐和榷盐主要目的是增加财政收入，抑商已降居其次［⑦］。鲍晓娜的观点则相反，认为禁榷的目的首先在于抑商。［⑧］　　唐代盐专卖制度的演变、兴衰仍是研究的重点。陈衍德在《试论唐代食盐专卖法的演变》中论述道：因海、池、井盐的生产特点、政府控制程度、专卖价格不尽一致，乾元元年分别实行民制官收官销、官制官销、民制官收官销等不同的专卖办法。刘晏改革后，海盐推行民制官收商运商

8、销，调整专卖机构，创立巡院制度，辅以常平盐，保障新盐法实施。池盐大历中始行刘晏新法，改为官制官收商运商销。东西两区的井盐也先后推行刘晏盐法。杨权也探讨了刘晏盐法的内容、实行原因及影响，并论述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