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清时期中国的城乡关系论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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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明清时期中国的城乡关系论文内容提要：传统研究中，对于城市与乡村的概念区分常常含混不清。在中国历史社会的发展过程中，城乡关系是其中值得探讨的一个重要问题，但由于两者概念意义上的不清晰，在今天看来，长期存在着研究上的许多误区。在城乡关系中，最易引起争议的是明清两代勃兴的市镇，其繁荣之势一度使研究者将它们归入了城市加以考察。它们应该归属于城市还是乡村.freelG.Skinner）在这方面的研究相当突出，他的《中国农村的市场与社会结构》，最初连载于《亚洲研究》(vol24.1-3,.freelarkElvin）通过对1840到1910年上海地区市镇与水道关系的系统研究，强

2、调了长江下游地区，从十六世纪以来到二十世纪有田业的乡绅如何从乡村逐渐转向市镇与县城、府城的频繁行为。42（PP140-165）但另一方面，许多乡居地主士绅的存在，使一度将近代中国社会中存在的耆老绅士层区分得很清楚的乡绅、县绅、府绅、省绅四种类型的界限，变得模糊了。典型的例子不胜枚举。比如，吴江县分湖的柳氏家族，虽然长期生活于乡村，但其权势和影响力与县级绅士相当。43施坚雅也强调了地方城市化过程中城、乡关系颇为特殊的性质，以及长江下游三角洲地区所具有的特别快的城市化现象。1（P304）但总体上仍如滨岛敦俊所认为的那样，16世纪以后以市镇为核心所形成的区域社会即“乡脚”

3、的世界，是由商人及生员层掌握控制权的社会。44表面上，精英阶层的频繁流动似乎使城、乡差别显得含混起来，但在城乡下层民众的心理上，两者的区别仍然是十分清楚的。在费孝通关于小城镇建设的讨论中，对此有明确的例证。在他的家乡吴江方言的表达形式中，长期保留着“城里人”、“街上人”（即镇上人）、“乡下人”三种特定的语汇45，毫无疑问也是对传统社会分层的一个表达模式，而且以士绅精英与乡民的区别形态，揭示出了城、乡之间的固有差距。但无论如何，地方精英的存在，减轻了地方政府需要处理的民间琐事杂务，更使上层皇权集团不需要直接面对普通民众而能进行有效的乡村控制，特别是在江南地区。这也得到

4、了学术界的共同体认，代表性的研究仍以日本学者为主。酒井忠夫、重田德等人所云的“乡绅论”，是把乡绅统治理解为国家通过某种组织功能来控制农民的一种形式，并以此来诠解国家与社会之间的关系。46因之，寺田隆信指出，“乡绅”作为明末时期的用语，是具有生员、监生、举人、进士等身份乃至资格、居住在乡里的人的总称，并表示，这样广义的概念规定，关系到了对明清时代的中国社会的基本理解。47至于他们在城乡之间的具体职能与实际作用如何，有的学者还持不同的看法。比如，张鸣通过对晚清乡村社会的研究，认为传统乡绅在乡村的地位和作用，一般是通过“软性和间接的渠道”来实现的，他们的权力属于“文化威权

5、”，来源于农村共同认可的文化氛围和资源，既非村民的代理人，更非经纪，甚至不能说是村民的管理者。尽管这个说法仍有商榷的余地，但他指出乡绅们拥有“正统的、道德性的文化知识”，并保持一定的道德威望，是他们实现对乡村权力控制的必要前提，则颇有见地。38（P2）在连接国家与乡村社会的职能问题上，萧公权分析了“地方”（aruralofficeknownasti-fangorti-pao）的特性，认为他们是乡村社会的代表，且多出自村中贫民或中农阶层。11（PP63-66）但约翰瓦特（JohnWatt）等认为“地方”并不是乡村利益的保护者，尽管他们在很大程度上减少了地方官员们对于保

6、甲人员（pao-chiapersonnel）从事征税、捕盗、缉查杀人犯等职任的依赖性。48（PP190-191）日本学者佐伯富中合了这两方面的观点，指出“地方”具有双重职责，既是乡村社会的代表（但不是乡村社会的领袖），又是政府的联络员，负责乡村中的修筑堤坝、赈济灾荒等公共事务，同时充当着政府最下层的吏役。杜赞奇则从另一个角度的分析，支持了佐伯富的观点。他指出，国家政权利用“地方”为其“服役”，但并不为其提供报酬，也无意将其纳入官僚机构；作为国家经纪，“地方”通过垄断国家与村庄之间的联系而获得了某种权力。21（PP44-45）然而中国的乡村权力结构要比西方复杂得多，杜

7、赞奇的分析无疑会让人感受到那种过于“西化”的味道。自宋代以后，城镇的发展到明清时期，尤其是清代，呈现了特别繁荣的景象，而且市镇的状大发展是其中一个重要的推动力，它曾带动了相关地域乡村的经济勃兴，在人口与土地利用条件关系紧张的形势下，给大量的乡村剩余劳动力提供了较为宽泛的谋生途径。城乡关系的意识，也逐渐成为引人关注的理论和实践问题。从某种程度上讲，城乡关系不但可以将分散的自成一个社区的许多农村联系起来，形成一种有别于农村的市镇社区，其社会与文化内容应当说是从农村的基础上发展出来的，因此也就保留着许多基本相同的一面，但又由于其作为一个社区的功能已经不再等同于农村，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