通商银行艰难创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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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通商银行的艰难创立中国人自办的第一家新式银行——中国通商银行成立于1897年5月27日，比最早进入中国的英商丽如银行迟了半个世纪。该行的创办人是洋务派官员盛宣怀，资本额定为500万两，先收半数开业，属于官商合办性质，设总行于上海，并先后在汉口、北京、天津、广州、镇江、福州、香港等城市设立分支行，共计达15处之多。　　因为中国通商银行的产生与发展，从根本上触犯了当时联合把持中国海关的外籍总税务司和封建保守派官僚的既得利益，便注定了作为第一家华资银行的中国通商银行其发展道路不会一帆风顺。首先我们先介绍一下盛宣怀创办通商银行的原因：即将盛宣怀创设银行的缘起追溯到其办理铁厂和铁路的事务上。张之

2、洞所创办的汉阳铁厂因生产成本极高，很难维持下去。张急于将铁厂脱手，并选中了盛宣怀，因为盛具备经办铁厂的能力和优势。当时盛已控制轮船招商局和中国电报局这两大重要企业，具有比较雄厚的经济实力。而且盛具备联络官商的优势，他和朝廷重臣翁同龢、李鸿章以及直隶总督王文韶等人都有着良好的关系和密切的联系。如同张之洞所称，盛宣怀若接办铁厂，“承上注下，可联南北，可联中外，可联官商”。为甩掉汉阳铁厂这个包袱，同时考虑到铁路也是招款无门，张之洞遂答应汉阳铁厂和芦汉铁路皆由盛宣怀招商承办。1896年9月2日，张之洞与王文韶联名向清廷推荐盛督办铁路，10月20日，清政府任命盛宣怀为铁路督办。在办理汉阳铁厂以及

3、卢汉铁路的招股活动中，盛宣怀深感创立华商银行的必要性。他在致张之洞的电稿中说道：“铁政奉旨招标，逾年无效，推原其故，华商无银行，商民之财无所依附，散而难聚。”盛在致王文韶和张之洞的电文中还称，“（铁路）华商股分先收二成，其余八成由公司先借洋债，分年收股还债，或可办得到。但铁路之利远而薄，银行之利近而厚，华商必欲银行铁路并举，方有把握。”盛更进一步向张之洞提出银行和铁路并举，称“铁路既以集华股，归商办为主，银行似亦应一气呵成，交相附丽。”盛宣怀从对外维护利权、对内发展工商业这两个角度阐述了设立银行的必要性。他首先指出，各国与中国通商以来，华人不知办理银行，而“英、法、德、俄、日本之银行乃

4、推行来华，攘我大利。”他声称，中国人若能自己办成银行，就可以阻止“洋人银行专我大利”，而“华行多获一分之利，即从洋行收回一分之权。盛宣怀认为银行乃为举办铁路而设。他提出，“商务枢机所系，现又举办铁路，造端宏大，非急设中国银行，无以通华商之气脉，杜洋商之挟持。”盛宣怀就银行的性质、业务经营方向和章程制度分别提出了自己的看法。他不赞成银行因仅仅经理国家的财赋出入而成为“户部之外府”，而是主张银行为“商家之事”，无论是总行还是分行，悉照西方国家的商例，由商董自行经理。只是在创办伊始，由朝廷简派大臣主持设立事宜。盛也不赞成银行“委重西人，取资洋款”，这样虽然能使“数千万金，咄嗟立办”，但如此则

5、“其权在彼，利害之数未易计度。”在业务上，盛宣怀希望银行能获得官府所特许的一些权利，如将官府的备用之款存在银行、各省拨解京城之款交付银行汇兑、准许银行发行钞票、由银行办理国债等。为取得政府的扶持，盛宣怀承诺银行“俟有余利，酌量提捐归公”，另外，“官造银元，尚不通行尽利者，可由银行转输上下，官得坐收平色之利。”尽管盛宣怀极力想将银行的利益和政府的扶持连在一起，但他对政府的贷款行为仍保持着戒心，要求官府向银行借贷时须有抵押和担保。至于银行的用人办事，盛宣怀声称将悉以汇丰章程为准则。与此同时，长期担任中国海关总税务司的英国人赫德出于控制我国金融权柄的目的，也提出了开办银行的计划。据盛宣怀从京

6、城官员处探悉得知：“赫德银行章程已呈署，大约以各海关为根本，此间西人多有知者”。赫德设立银行的动机是企图把海关税款的保管权交归其主办的银行掌管，同时又准备将新式银行纳入由他主管的海关之手。如果海关与银行合为一体，必将大大扩充赫德的权势，有利于海关总税务司进一步控制中国的财政金融大权。此时盛宣怀明显地感觉到了来自海关总税务司方面的竞争威胁，颇为焦虑。因为盛深知其对手赫德的活动能量，他因为掌握了海关，若提出设立银行，对华商有相当的吸引力，那将会直接影响到中国通商银行股款的招募，而一旦资本无着落，创办银行也就无从谈起。盛宣怀急于设立银行的动因在很大程度上是出于修建铁路的需要，如果银行办不成，

7、势必要影响到整个铁路修建计划。对于盛宣怀和赫德各自提出的创办银行主张，作为清政府主管机关的总理衙门的态度各有不同。大多数官员认为赫德办银行的动机不纯而疑虑重重，而一些满族官员由于担心大权落入汉族官员手中，对盛宣怀的计划也是持反对和刁难态度。有鉴于此，盛宣怀多方奔波，极力呼吁朝廷注意赫德的动机与企图，他在许多函电中反复强调指出：“闻赫德觊觎银行，稍纵即逝”，“赫德必取资官本，利权旁落，甚非所宜”，“如银行权属洋人，则路股必无成”，等等，不一而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