探讨齐梁诗歌语言结构根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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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字”、词及句法结构。研究的对象、理论和策略是学科的要素。除却格律，齐梁诗歌还蕴含着依托语词编码、五言句式的选用与连缀等语言手段而形成的某些新变特征，对其语言结构的微观梳理，或许会在学理层面得到关于齐梁诗歌的必要辨析和总结，或多或少地折射出原有语境下未曾意识到的、新的学术可能性。　　一、齐梁诗歌语言分析的诗学作用　　很多学者都不反对将长短句视为词的本质特征之一，齐梁诗歌因在字声、用韵、对偶、句式组合等方面，形成了独特的结构形式，曾被王国维、梁启超、夏承焘等尊为最早的词，以至于它与聚讼纷纭、至今仍无定论的“词之起源”理

3、由有了或隐或现的关联。无论是在语言学，还是在诗学方面，齐梁诗歌都起着承上启下的历史作用。　　诗歌对语言有特殊的要求。语言所牵涉的理由，应合着20世纪以来语言论转向的学术思潮，也直接影响到中国诗学研究的策略论建设及其学术形态。语言文字本身的作用是延伸和探究文学作用的前提与根本，“严肃的文学批评必须讨论到语言的各个方面……关于中国诗艺的介绍也必须从讨论汉语作为一种诗性表达的媒介开始”古来就有陆机标举的“音声之迭代”、范晔之“振其金石”、钟嵘之“清浊通流，口吻调利”、萧子显之“吐石含金”等主张，无不是从语言自身所有的声、

4、韵、调出发来讨论诗歌的。现当代的学者，如王力、蒋绍愚、郭绍虞等，也都曾从诗歌的形式和作用的关系讨论过汉语古典诗歌的审美。高友工、梅祖麟更是非常具体地以杜甫诗为例，剖析杜甫怎样运用包括音型、节奏变化、句法模拟、语法性歧义等形式要素，来创造纷繁复杂的意象与诗意效果的。　　文学首先是语言艺术，诗歌作为语言艺术表现的极致形态，它的语言结构不仅和日常生活中运用的语言结构不完全一致，而且与散文、小说等其它文学体裁相比，诗歌语言也有属于它自己的特性。它绝不是文字简单的线性堆砌，而是字与字、词与词、句与句之间一种难以言传的意合，“

5、江南佳丽地，金陵帝王州”（《入朝曲》），每句三个名词悄无声息地排列着，联中三对名词一映入眼帘，隐含在“江南”、“金陵”文字背后的故事便不可阻挡地扑鼻而来，所以陈保亚认为“诗歌并不是用语言表达意境，而是在语句的建构中形成意境”。这是缺乏形态变化的汉语完成诗歌表达的、独一无二的手段，在整个汉藏语系，难以找到与之媲美的表达模式。温庭筠再扬这种模式之波绪，“鸡声茅店月，人迹板桥霜”（《商山早行》），诗句所有文字的诉求，最终都指向现实的情感生活，诗人应该也是必须做的，就是想方设法为这种情感的不断荡开、升华，提供高度凝聚、强化

6、的符号形式。这样的诗性语言，无疑带有一定的非理性化倾向，它与科学语言的直线进步发展模式显然是不同的，与启蒙的思想诉求也有着某种价值上的疏离。汉语表达往往采取意合法（parataXis），因为汉语语义与语法的对应关系不是十分严格，只要有语境提示，语法标记可以省略。陈保亚称之为“宽式语形”，这种“宽式语形”，是汉语诗歌语词可以简之又简的语言前提。简之又简的语言，被不同时空的读者不断地意合、雅化，语言作为沟通交际的职责与任务才得以完成。在核心语词及其语词的核心义得到强化的同时，也有效缓解了语言的有限性和表达需求无限陛的矛

7、盾。　　二、齐梁诗歌语言结构层次分析　　对齐梁诗歌作用分析的合理性，离不开对语言作为符号系统和语言的系统性认识。齐梁诗人总是想方设法“曲折声韵之巧”（沈约《答陆厥书》），要与这样的声韵相匹配，遣词造句不可能完全因袭以往而不作调整。　　（一）语词、句式的编码取向　　诗歌的本质特征，首先由诗歌文本的语言构成模式体现出来。分析诗歌语词、句法等的安排与锤炼，是研究诗歌语言结构层次的肇始。　　1.语词的编码取向　　齐梁时期的乐府民谣，双声叠韵词已有较多运用，但总体的语言风格还是和先秦一样朴实。如“阿谁”，“天子是阿谁，非猪如

8、是狗”（《齐诗》卷六《张敬儿自为歌谣》）、“道逢乡里人，家中有阿谁”（《梁诗》卷二十九《紫骝马歌辞》）；“艇子”，“送郎乘艇子，不作遭风虑”（《齐诗》卷六《杨叛儿》）。但齐梁诗人刻意追求技巧、形式，致使书面语与口语严重分离。齐梁诗人对语词本身的文体、感情色彩大多比较重视，喜欢用表示鲜亮颜色的词人诗，他们更多地关注富有色彩的实词，这可能是对汉魏六朝译经较多选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