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实主义冲击波”下的现世主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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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现实主义冲击波”下的现世主义有两种立场始终不甚调和地存在于所谓“现实主义冲击波”的作品中，一种是“现世主义”的，它使作家们对当下的现实种种作出细致而缺乏距离感的描摹；另一种却是“浪漫主义”的──刘醒龙便曾宣称：“我一直不大相信自己这个被人强加的‘现实主义’者，我宁肯相信自己的写作是浪漫主义的。”①“现世”的羁绊使作家们始终无法超拔于庸常现实的泥沼之中，“浪漫”成了一剂拯救现实的药方：以旧道德理想的复归，以所谓的“大善”来分享艰难；以受难的、奉献的，甚至禁欲式的英雄来供奉这个“拒绝崇高”的年代；以“苦戏情节”的现代翻版为当下提供安于现实的强心剂。“现世主义”、“实用主义”的立场使他们笔下的英

2、雄虽然承受着巨大的冲突与痛楚却无法崇高；虽然具有受难与献身的表征却不够悲剧。他们的形象不够高大，甚至有些畏琐；他们背后虽有一圈“道德”的灵光，但那光环总也不够圣洁。如果说，在改革开放之前，“英雄形象”总是作为楷模，向读者作出意识形态的询唤，那么，“现实主义冲击波”中的英雄却不再是“效仿”的对象，而作为“感动”的对象登场；他们上演的不是“悲剧”，而是“苦戏”，为90年代以来在茫然失措中为生存苦苦挣扎的人们提供麻醉与抚慰。一宿命化的艰难在“现实主义冲击波”的作品中，90年代以来的社会现实可用两个字来概括：艰难。无法抗拒亦无法摆脱，“宿命”便成为解释艰难并使人承受艰难的最佳籍口，正如亚当与夏娃在伊

3、甸园犯下的罪恶在基督教文化中被解释为人类几千年苦难的源头。“现实主义冲击波”亦采取了这种策略，它们照相式地描摹当下的艰难：社会黑暗、官场腐败、工厂倒闭、工人下岗，并试图使之日常化，成为一个时代的表征，成为不幸生于此时代者无法逃避的命运，成为步入许诺之中的“明天”所必须付出的代价。表面看来，作品中所描述的“困境”有其显见的形成原因：《大厂》中那个“越来越不景气”，“已经两个月没开支了”的厂子是因为前任许厂长“弄走了厂里好几十万块钱”，最终自己也“让戴大盖帽的带走了”。《年初》中的“太阳厂”之所以“一堆烂事”是因为“上一届厂长老许光吹了两年大话，什么正经事也没干出来，临下台跑到海南做生意去了”。

4、无比简洁而明了的答案。作家们似乎也在思考其深层原因，在他们笔下的主人公为一厂、一镇生存而挣扎，付出健康、人格尊严乃至生命，厂子却每况愈下时；在他们遭遇权力网、关系网却无力冲破时；在目睹社会黑暗面却无力回天时。然而他们的思考只是为了验证一个先验的答案：“改革是有阵痛的”。这便如命运的宣判，或隐或显于作品之中，并决定了文中人物的思考方式：“上级领导”以此为籍口，轻易地做出合并或裁员的决定；厂长们却认为，这“应是企业的痛苦，不应转嫁到工人身上”。这种思维方式有其历史原因。自建国以来，在种种政治风潮的影响下，“历史唯物史观”逐渐演变为庸俗的“历史决定论”。人们将“共产主义”或“四化”的乌托邦幻想锁定

5、于未来，锁定于“历史进化的必然方向”上，认为时光之轮正滚滚向其迈进。于是，“未来”不再是一个单纯的时间概念，它同时具有了终极意义，宛若宗教中的天国花园。同时，“现在”也因其处在“通向天国之途”中也具有了某种神圣性。然而现实与幻想之间的巨大鸿沟永远不可能消弥，在盲目乐观中躁动了几年后，国人忽然发现自己已陷身于艰难现实的泥沼中，看不到前方的路，来时的脚印也被淹没在一夜间长出的荒草中。而“现实主义冲击波”的作品却仍在说服人们相信“历史”，相信未来：“历史”依自身的轨迹走至目前的混乱局面，但“阵痛”过后必将是新生命的诞生。只是，“历史”需要祭品，“也许，这就是一种历史的代价，一种需要我们来付的代价”

6、。而“我们”──无论是吕建国、贺玉梅、周天，还是春梅、陆明，以及千千万万的工人──这个概念的圈定并非由于他们做了什么或未做什么，只是因为他们不可避免地出生于这个时代。因此，为了将艰难成为时代的特征，成为当下人们的宿命，“现实主义冲击波”作品往往采取类似于影视剧本的写法，以场面与场面的更迭来完成叙事。在情节上缺乏一条明晰的冲突线索，没有“英雄”与“敌手”，只有道德论理上“正面人物”与“反面人物”的划分。“艰难”也并非如山洪爆发一般席卷而来，而是被日常化、生活化，不动声色地磨砺人们的肉体和灵魂。于是，小说的叙事也无法闭合在文本之中，它只像是从生活中随意截取的一段，始于一个乱糟糟的上午，终于艰难暂

7、时缓解的间隙。二“基督受难”的情节模式如果仅仅彰显“艰难”的历史宿命而未开出承担它的药方，仅仅发出命运的哀叹却未加以抚慰，一部作品显然无法实现其意识形态目的。正如一切主导文化（如好莱坞类型电影），“现实主义冲击波”作品的意识形态策略也是将冲突建立在当下不可调和的矛盾上，却又加以“想象性的解决”。在《大厂》、《年前年后》、《分享艰难》、《干草车》等作品中，“宿命化艰难”的策略已将人民与时代／社会的冲突转换为个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