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民族主义到国际主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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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从民族主义到国际主义　　１９３９年清明节，国共两党派代表前往陕西黄陵共同祭祀中华民族的伟大祖先轩辕黄帝。毛泽东亲自撰写祭文，“还我河山，卫我国权”，昭告列祖列先，立誓明志。国民党政府也在祭文中立誓，“国人齐起”，“还吾故土”。抗战期间，国共两党虽有磨擦冲突，但是，为炎黄子孙的共同民族利益，中国共产党始终坚持以中华民族利益为重，自觉地把阶级利益统一在民族利益的大局之下；国民党政府则坚持民族气节，选择了顺应时势与民心，从而使两党合作坚持到打败日本帝国主义，取得抗战最后的胜利。　　　　三　　　　“华北事变”后，中共中央及时制止了王明的“左”倾

2、路线，纠正了把中间派别看作是“最危险的敌人”的错误。为组织千千万万民众，组织浩浩荡荡大军，打败日本帝国主义，中共在瓦窑堡会议上明确，建立包括工人、农民、城市小资产阶级、广大知识分子、民族资产阶级的统一战线。毛泽东、周恩来等以个人名义给各党各派各界的代表人物广泛地写信，仅毛泽东写的就有７０余封。中国共产党把中间势力作为抗日的重要力量，积极争取“联镖并进”，携手抗日。　　国民党军队是抗日的重要武装力量，中国共产党非常重视与之合作抗日。举其要者，１９３６年９月２２日毛泽东致信蒋光鼐、蔡廷锴，指出：真正之救国任务“为联合一致之最大努力，方有彻底

3、完成之望”，“为达推动全国（包括南京在内）进行真正之抗日战争起见”，特向光荣的十九路军提议“订立抗日救国协定”。［１０］有强烈抗日要求的东北军、西北军，被国民党政府所迫与红军交战，自觉没有出路，游离于拥蒋与反蒋，联共与反共之间，中国共产党通过各种途径与他们建立联系，周恩来亲自到东北军驻地与张学良彻夜长谈，毛泽东则派特使给杨虎城送上亲笔信，表示“倘得阁下一军，联镖并进，则山河有幸，气势更雄，减少后顾之忧，增加全军之力”［１１］。终于促使西北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于１９３６年建立。四川地方实力派时任四川省政府主席的刘湘，原先积极拥蒋反共，中国共产

4、党对其积极开展工作，刘湘感慨道：“中共确是为国家大局着想，抛弃历年和蒋的积怨，标举‘外御其侮’的大义，且有当家作主的风度，非有伟大的眼光和气魄，决不能做到这一步。”１９３７年初，他与桂系一起与中国共产党订立了联合抗日的《红、桂、川协定》。抗战全面展开后，刘湘向蒋介石主动请缨，表示：“过去打了若干年的内战，报不出帐来，今天有了抗战机会，不能不尽力报国，争取个人历史上的篇幅。”［１２］他把川军一半以上的兵力调往前线，并抱病亲自率军出征，在抗战最激烈的１９３８年初病逝于汉口。　　在中间势力中，民主人士、中间党派是一支重要力量。他们具有动摇不定

5、的特点，其中有的反共、有的联共、有的亲共。但在反对蒋介石“攘外必先安内”的内战政策、主张团结抗战方面是一致的。中国共产党对他们明确采取了“争取”的政策。１９３９年１２月１日，中共发出《关于组织进步力量争取时局好转的指示》，指出：“一切站在国共之间主张坚持抗战团结进步的所谓中间力量”，“我们应用极大努力帮助他们，用各种方式组织起来”。１９４０年１２月，中共中央在《关于统一战线工作部的组织和工作指示》中，指示各中央局、省委、区党委必须设立统战部，由周恩来总负责，成立敌后城市工作委员会，进行各党各派及地方士绅名流文化人的统战工作，领导和推动整

6、个敌后城市工作。中共南方局负责人周恩来、董必武等根据中央指示，在重庆与中间党派和无党派民主人士保持密切联系，参加他们举办的聚餐会、时事座谈会，与他们座谈通报国内外政治形势，介绍中国共产党的政治主张和政策，同时，还请中间党派领导人到延安访问，使他们加深对中国共产党主张的了解，促进了彼此合作。　　第三党（中华民族解放行动委员会）在抗战初期即提出“抗战时期的政治主张”，坚持全面抗战、持久抗战，切实实现民主政治。他们与中国共产党的抗日主张基本一致。周恩来等立即与第三党领袖章伯钧举行会谈，达成一致意见，全面合作，共同战斗。　　在抗战最艰难的４０年

7、代，民主政团同盟打着“民主团结抗战”旗帜，以国共两党之外的第三方政治力量出现，遭到国民党当局的压制。然而，中国共产党则给予极大关注，在延安《解放日报》发表社论，称赞政团同盟是“民主运动的生力军”。周恩来和中共驻港办事处为政团同盟提供具体帮助，使之冲破国民党的重重阻挠，于１９４１年９月，在香港正式出版了机关报《光明报》。　　抗日民主力量的壮大，为坚持团结抗战奠定了基础。面对国民党顽固势力制造的磨擦，中国共产党坚持有理、有利、有节的斗争和中间党派、民主人士的积极努力，促使国民党蒋介石政权及时中止内耗，并坚定了抗日意志，从而使抗日民族统一战线

8、得到巩固，团结抗战的局面得到维持并发展，直止抗战胜利。　　　　四　　　　日本帝国主义是全中国人民的敌人，也是世界人民共同的敌人。早在明治维新初期，日本军国主义者就定下“开拓万里波涛，布国威于四方”的基本国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