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是否存在过度投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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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中国是否存在过度投资???　　中图分类号：F83248文献标识码：A　　：1000176X（2016）05005408　　一、引言　　自1978年中国将经济工作重心转移到经济建设上以来，国内生产总值取得了年均970%的高速增长，并于2010年超越日本，成为仅次于美国的世界第二大经济体。在这一长达36年的高速增长过程中，资本积累即固定资产投资发挥了重要的作用。相应地，中国的投资率（即资本形成率）亦不断攀升，投资拉动经济增长的特征日益凸显。根据国家统计局的数据，1979年中国的投资率不足3000%，2000年之后从3630%逐年递增，到

2、2009年底达到4760%的峰值，2014年仍高达4620%，接近世界其他国家平均水平的两倍。按照世界银行对高、中、低收入国家的划分标准，以2009年为例，笔者根据世界银行公布的数据，分别求得高收入国家的平均投资率为2280%，中等收入国家的平均投资率为2420%。　　中国的投资率是否已经过高？是不是存在过度投资？或许不能简单地通过历史或国际比较找到答案，需要从投资的效益等产出效果层面进行衡量。从理性经济人的一般原理出发，资本获取的利润是资本积累即投资的动力，而资本的效益往往取决于资本积累规模、资本的技术水平和资本使用的效率。假定资

3、本的技术水平和使用的效率不变，则资本的效益主要取决于资本积累规模的变动。考虑到生产函数边际产量递减的情况，资本效益的下降较大程度上是由过量的资本积累即过度投资造成的。在资本积累技术水平低和效率低下的现实条件下，为了达到某个产量或产值目标，配置过量资本很容易成为一种趋势。　　以上分析为本文通过投资效益衡量资本积累规模是否得当提供了支持。从中国经济的实际情况来看，当前面临的工业产能过剩、基础设施投资超前、房地产巨量库存以及生态环境恶化导致资源环境约束趋紧等问题，引发学术界对中国固定资产投资及其效率的广泛思考。这些规模巨大且严重过量的资本

4、积累，很大程度上源于近年来盛行的国内生产总值考核体制下投资主体违背投资回报原则，为追求国内生产总值最大化而进行的投资活动，且产生投资收益不能回报投资的浪费。　　面对稀缺的资源及千秋万代的福祉，当代人必须考虑投资的效益问题，绝不能有广种薄收的思想。2014年10月以来，国务院更是七会三议“有效投资”，可见决策层也开始日益重视投资效益问题。本文借助AMSZ准则对中国近二十年来资本积累状况进行检验，并对这一时期的整体资本回报率进行测算，通过对投资率与所测算的资本回报率结果进行拟合，以判断中国资本积累中是否存在过度投资。　　二、文献回顾　　

5、1过度投资及其测算方法的研究述评　　关于过度投资的大量研究来自企业层面，被视作一种企业行为。Richardson[1]曾经构建了一个投资模型，将企业新项目的新增投资划分为合理的投资支出和非效率的投资支出（含过度投资和投资不足），研究了超额现金持有与过度投资之间的关系。李维安和姜涛[2]研究了公司治理对企业过度投资行为的影响，更多的学者如杜兴强等[3]、唐雪松等[4]研究了国有企业受政治联系、地方政府干预而导致的过度投资问题。　　虽然宏观经济来自于对微观经济的综合，但从宏观层面看，经济中是否存在过度投资，是相对于总体经济发展的需求而言

6、的，不同的经济规模需要不同的投资总量。从朴素的意义看，过度投资显然是指投资形成的供给超过了市场需求，或者从投入―产出角度看，投资形成的生产能力缺乏足够的消费（包括境外消费）来吸收。　　关于对宏观层面是否存在过度投资的判断，最著名的莫过于Abel等[5]推导出的净现金流量准则（即AMSZ准则），该准则通过比较经济体中资本总收益与总投资的大小来检验资本是否过度积累。根据这个准则，如果一个经济体内资本总收益大于总投资，亦即资本部门的产出大于投入，能够获得正的净收益，此时经济动态有效，不存在资本的过度积累；反之，资本部门的产出小于投入，则经

7、济动态无效，存在资本的过度积累。此后2002―2014年的13年间，史永东和齐鹰飞[6]、袁志刚和何樟勇[7]、刘宪[8]、庞明川[9]、吕冰洋和毛捷[10]、项本武[11]、张延[12]以及朱君[13]等诸多学者分别采用AMSZ准则对中国经济的资本积累状况进行了测算。不过由于测算的时间不同，以及不同学者对资本总收益采取的核算方法不同，因而得出的结论也不尽相同。史永东和齐鹰飞[6]、袁志刚和何樟勇[7]的计算结果显示中国经济处于动态无效状态，亦即经济中资本积累过多；项本武[11]认为中国经济动态效率处于波动状态，且大部分年份为动态无

8、效；而刘宪[8]、张延[12]以及朱君[13]则认为中国经济动态有效，不存在资本的过度积累。　　资本回报率是指平均每一单位资本的投入所能获得的收益。Bai等[14]、中国经济研究中心（CCER）中国经济观察研究组[15]、庞明川[9]